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中国经验并非既有知识体系的“注脚”，或者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板结社会”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建构，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内，是基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遭遇的乡村社会政治形态做出的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国家权力穿透社会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它为20世纪上半期国家建构遭遇“内卷化”的结局提供了解释力，也为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习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是内生的，是基于自身社会实践活动和自身认识过程，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总结成功的社会实践，解答社会问题的理论，是通过原创性的探索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性、规律性回答。当代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何从理论上回答这一创新实践，如何用概念和理论等知识成果来表达这一实践创新，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和内生动力。因此，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不仅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自觉。

　　就知识生产方式而言，当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强调以实践为依据，从经验到理论的自主生产方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要构建一个封闭的自我表达的知识体系，而是要获得在一般性知识体系（“知识共同体”）中的中国位置，体现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从以往研究来看，缺失中国经验主体性的研究大体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经验悬置”，即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和理论构建脱离本身的实践观察以及经验所呈现的理论内涵，过多强调通过思维活动的推演、推理能力实现理论构建，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处于“虚置”状态。二是“经验注脚”。这一路径主要呈现既有理论的主体性，表现为从既有理论出发去观察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作为解释既有理论的“注脚”，中国经验成为既有理论的例证。三是经验的“创造性适应”。这类研究虽然强调基于经验的研究路径，但将经验的解释力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未做出基于经验自身的自主表达。

　　近年来，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在概念建构方面做出持续努力，与当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对实践和经验的要求以及知识生产路径具有高度一致性。以田野中获得的现象和可感知的经验为基础，对事实或经验进行概括和抽象，这是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一般路径或取向。

　　但是，如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观点，知识都是相对的，是由社会构建和决定的，随着历史社会情景的不同而不同。以经验为依据的知识生产所面临的一般性问题是：经验的有限性导致知识的解释力和有效性欠佳。因此，对于以实践经验为概念建构和问题意识来源的田野政治学而言，需要面对和处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问题；二是经验的自主表达与概念的一般解释力问题。本文以“板结社会”概念建构为例，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认为概念建构要将中国经验置于一般性学术议题和分析框架之中，挖掘中国经验的主体特征，通过经验的概念化实现转换和自主表达，以此呈现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并获得在既有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

　　概念建构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思维活动，具有学者的主体性。田野提供了丰富的事实经验，但在不同思维者的头脑中，可产生不同的感知体验，从而形成不同的知识表达。

　　学科体系中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在专门性、专业性的知识体系内所进行的思维活动。专门的、专业的知识体系代表着自身的研究主题，比如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政治学的国家、权力等。这些研究主题包含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者突破或丰富既有知识体系提供起点和依据。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奠基人石里克对此做了精要表述：任何一门学科在能够开始其工作之前，必须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形成确定的概念。做任何探究之前必须对它所要研究的领域进行某种界定。由此，我们才能弄清楚我们将要研究的是什么，希望回答的是什么问题。

　　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从农村社会内部政治的研究起步，从农村的微观场域解剖国家政治的微观形态，并逐渐进入国家政治研究，观察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田野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家建构是政治学国家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现代国家相对于传统国家而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或规律：权力集中于国家这样一个政治中心，国家集中的权力向下渗透，实现有效的控制。这一“特征”虽然源于西欧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经验，但经过大量的国家进程，已具有从众多国家现象中抽取的国家权力建构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这一“普遍性的、共同的”特征或国家权力建构的规律，构成从权力维度研究现代国家建构的既有知识基础。在国家建构进程中，伴随着国家权力向下渗透并进入社会的过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之产生，如二者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二元和对立、渗透与竞争、或互动等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等，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由于国家诞生的路径及其形态演进的历程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很大。在国家理论的议题下，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国家和社会本身的实践形态出发。在西欧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随着商品生产关系在社会层面的扩展，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是影响国家权力进入社会之中或与社会互动竞争的关键要素。但是显然，“市民社会”是基于中国以外的经验现实提炼的问题。中国未曾经历商品生产关系在农业领域逐渐扩展和工商业领域广泛发展并逐步带来社会关系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化问题，在中国，国家形态的演进一直建立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将这个关键性问题置于国家建构的议题和国家权力进入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下，需要把握的关键性要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基于中国国家形态演进的实践进程，去认识和把握一般知识体系中的中国问题。

　　在中国，相对于西欧1500年后所发生的国家权力从封建贵族手中向新一代国家权力机构的转移，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即开始了这一进程。秦统一中国以来，通过废封建行郡县的国家制度建设，将国家权力之手延伸到地方，实现了由分封建国而导致的分散统治的国家权力逐渐向皇权中央的集中，从制度上确定了皇权高度集中的统治地位。虽然并不能将“郡县国家形态”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但相对于封建国家形态而言，它具备了权力集中这一现代国家的典型要素。这一制度建设虽然确立了早期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但并未解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直接统治和联结问题，未能将国家权力越过中间代理人直接到达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因此，相对于“市民社会”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中的关键地位，在中国，国家集权的后半程，即国家权力如何进入社会之中，是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建构的关键问题。

　　国家权力如何进入社会之中？与乡村社会之间是何种关系？在何种关键要素的作用之下使得我们看到这种关系形态和问题？这些思考，可视为“板结社会”概念建构的问题意识及建构这一概念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国家形态及其与社会关系形态演进的经验表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未能完成进入社会之中并实现对社会的直接控制这一建构进程。一方面，由皇权权威、官僚体制和税收体系所构成的权力体制并未在巨大的国土规模范围内得到完全执行。郡县制诞生以来，“那些长期延续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制’残片仍然遗留下来并且渗透于‘郡县制’之中”。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无法穿透的社会，实际上主宰中国人生活的是士绅。由于士绅家族在乡村社会拥有实际的领导地位和管理职能，官方并没有努力深入中国的下层社会。对此，费正清概言：“帝制政府仍然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接进入村庄。”在乡村社会内部拥有实际统治权的不仅有士绅，还有家族长老、部族头人和地方强人等。这些势力内生于乡村社会土壤，与民众生活保持直接联系并生活于民众之中，实际支配着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拥有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些位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之外的社会权威实际控制着许多本该由国家垄断的权力，当国家权力试图到达社会民众时，这些社会势力就构成了权力“穿透”的阻力。

　　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呈现的经验现象，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权力由乡村权威直接行使”而造成的“代理性板结”，如乡村内生权威所执行的秩序规则对国家法律的取代。对此，韦伯也曾指出，“国家机器必须切实考虑到的力量，是站在村政后面的宗族长老，他们会私设公堂，一遇冲突，将是危险人物”。二是即使国家权力并未完全被代理，但在遭遇“中间代理人”时，也会产生截取和损耗，而形成的“渗透性板结”，如族权基于“宗族利益”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而带来国家兵役和赋税执行不力等“政权利益”的损失。三是国家权力被“悬置”。“在那些实行土司领主制度的偏远区域，国家对于民众则是一个‘不曾感知的存在’”，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十分稀薄。在地方首领的支配下，这些地区不仅可以自行处理赋税、摊派、差徭等本属于国家权力的事务，有的还可保留地方的军事权。“他们在行政、财政等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远比内地的省府州县要大得多。”

　　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首先强调了解事实、掌握事实，并对所了解和掌握的事实现象进行概括和抽象，将“经验直观”形成“概念直观”，即用“概念”将所掌握的丰富纷繁的经验现象背后“共同的”“特性的”内容加以提炼概括和表达，这一过程借助研究者的“思维活动”实现。

　　在“提炼”经验并将其表达为“概念”之前，首先要对既有知识体系中的研究成果进行检视。这一检视过程既赋予田野经验相互印证性，即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事实，是否是已有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现象，同时，还要检视这一“普遍性”现象是否已经得到“概念表达”。从既有研究来看，众多学者已观察到中国乡村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如费正清从乡村社会的角度观察，认为实际上主宰中国人生活的是士绅而不是帝制政府。韦伯也做出过类似的论述，他对传统中国皇权统治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自秦以来逐步确立的国家行政体系既不精细，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权。“中央机构的行政命令被下属便宜行事，官员必须重视宗族长老和职业行会的，只有与这些势力达成谅解，才能执行中央的行政命令和公务职责。”因为韦伯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他虽然注意到“宗族的长老在乡村中保持着十分显著的权力地位”，但他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形态及其性质并未系统论及。杜赞奇深入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内部进程，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设的尝试在华北地区遭遇失败的结局。民国政权试图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遭到乡村社会内部的。杜赞奇将这一力量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加以解释。这些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现象，并不在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之下，并不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此，未能对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形态做出更加直观的概念表达。

　　通过回顾和检视已有研究发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是一个被学者们普遍认知到的经验事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用概念表达这一丰富的经验事实及事实背后的理论内涵？这一过程分两步完成。

　　首先是具象化的想象。概念建构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不仅要对掌握的事实经验进行分析、综合以反映或“摹写”现实，而且还需要借助研究者能动性的想象，赋予其高度简练又极具内涵的理想化形态。这种能动性的思维活动，带有联想的成分。如列宁所言，“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板结”是一个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词语，通常指土壤板结，即土壤干涸而固化导致雨水难以下渗进入土壤之中的一种状态。在板结化的土壤内部，通常有一些特别干涸坚硬的土块或石块，以这些土块或石块为中心，形成了一片板结区域，在这些板结区域，雨水难以下渗到土壤内部，或者因过于干涸而发生雨水下渗的损失而难以达到土壤深处。乡村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地方强人等乡村社会势力，如同农业种植中干涸土壤的“板结点”，以他们为中心，形成其权力支配和控制的区域，即不同板结形态下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国家权力的进入。乡村社会势力将土壤中的“板结点”关联起来，具象化地表达出乡村社会势力阻碍国家权力进入的“板结内涵”。因此，“板结社会”的概念表达有想象的成分，但它是一种具象化的现象，以乡村社会场景中某一种特定现象为想象的附着对象。“板结”虽然是对乡村社会内生权威和势力的想象，但具有具象化和“摹写经验”的特点，因此是一种具象化的想象。

　　其次是学理化的表达。学理化的表达即概念化的过程。通过具象化的想象，“板结社会”表达了乡村社会阻隔国家权力的“直观意象”。但概念不同于“直观意象”。二者的区别在于：概念是完全被规定了的而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东西。作为一种经验性概念，还需要用明确清晰的话语界定经验的特性或特征，即概念的定义。“在逻辑学上，概念特征的总和叫作概念的‘内涵’（或‘内容’），概念所指的对象的集合叫作概念的‘外延’。”“板结社会”即以乡村势力为中心，联结和支配社会民众而形成的阻隔国家权力穿透的社会形态。这些乡村势力包括地方士绅、家族长老和部族头人、地方强人等群体。通过对“板结社会”特征形态的描述，我们可以界定“板结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虽然经验为概念建构提供了对象和来源，但如同斯宾诺莎所言，由泛泛的经验得来的知识，虽然无法否认，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没有“为理智所规定”，没有经过理性的论证和推演，找不出逻辑上的必然性，仍然只能称之为“经验”，而非概念化的“知识”。因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学术思维活动，从大量的经验现象中概括和提炼出基本特征并加以表达，实现了“经验直观”，将经验直观用概括性的话语加以表达，可以视为一种概念直观。但作为知识的范畴而言，基于经验的直观和概念构成知识的要素，其并不是知识本身。康德论述了直观和知性在知识生产中的关系，从直观中获得概念和使直观成为知性二者同样重要。对感性直观的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是知性，只有将“直观”和“知性”相结合，才能产生知识，而知性的规则即逻辑。

　　虽然将传统时期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权威和势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实际控制，以及客观上造成的国家权力和权威的阻隔和消弭这一经验事实通过“板结社会”概念加以表达，但这仍然属于“直观”的层面，未能实现“逻辑”的知性建构。因此，对于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而言，用概念呈现经验只是第一步，建构的概念是否成立，还需要通过思维的自觉和逻辑的论证，为概念提供内在的认识依据。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不仅要通过田野调查呈现“是什么”，还要对“是什么”进行解释，即揭示“为什么”。表现在概念建构上，则意味着不仅要对“是什么”进行概括和提炼，还要为这种概括和提炼提供“为什么”的逻辑依据。

　　那么，“板结社会”形态何以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板结社会”概念的学理依据。“板结社会”之所以存在并对国家权力形成不同程度的阻隔效应，建立在三点基础之上。

　　一是权力基础。土地是农耕为主的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来源和象征。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在农民社会内部，土地分布十分不均衡，大约70%的土地被10%的少数人所拥有。地方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等作为乡村权威，往往在乡村社会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控制着乡村社会的财富。马克思认为，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决定着这个总体社会中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而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在人类社会中是处于“然后”的地位……是从物质生产活动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拥有大量土地的乡村社会势力与农民之间虽然不存在人身的实际控制，但形成经济上的依附和支配关系，这种基于生产的支配关系，也决定了对乡村社会民众政治上的支配关系。对此，曾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受四大权力支配：地主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二是权威基础。韦伯称，“习俗或利害关系，如同结合的纯粹情绪的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一样，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因素外，一般还要加上另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现实中对任何统治的认可，都建立在取得人们认可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传统社会乡村内生势力所拥有的并非一种强制性的公权力，而它之所以对乡村社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在于其权威来源。乡村社会的权威基础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对赋税、兵役等国家权力的阻隔和变通，确立了他们作为“乡村保护人”的身份角色；另一方面，由于皇权止步于“县政”之上，并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修桥补路、兴办学堂、调解纠纷等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公益都由乡村内生权威负责组织和提供。对社会民众的保护以及“深度介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公益供给，增强了社会民众对内生权威的忠诚和服从，形成了人们对其“实际统治”合理性的认可，这不仅构成了权威的基础，也强化了其权力的有效性。

　　三是体制基础。即这些内生权威与国家权力的体制性联结关系。传统时期，国家正式的官僚制度不下乡，虽然建立了“乡约”“里约”等非正式官僚体系，但非正式体系的功能发挥需要依靠社会内部的支配关系及其稳定结构。费孝通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结构形容为“双轨政治”。国家权力的轨道只到“县衙门”，县以下依靠乡村社会的自治轨道运行。费孝通先生认为，“乡绅”是两条轨道的联结点，发挥“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协调关键”作用。但实际上研究表明，由于乡村内生权威对国家权力的阻隔，两条轨道上运行的权力存在内生性的张力，在此情景下，非制度化、非正式的“协调关键”，恰恰也是影响结构稳定性的“破坏关键”。比如，杜赞奇分析的“内卷”以及黄宗智、裴宜理等的研究表明，政权进入乡村社会增加了国家与村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国家赋税日益沉重的时候，本村的领导人、村庄内生性组织和团体更容易成为反叛和革命的领导力量。

　　黑格尔在分析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时强调，从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理性与非理性的评价都是主观的，我们必须接受外界给予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没有权利去追问，究竟这种给予的东西是否合理或在何种程度内它本身才是合理的。以田野政治学为方法和路径的概念建构，概念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即在于其对事实和实践的解释力，概念对现实的解释力决定了经验性概念的生命力。

　　无论政权的组织形式存在何种差别，国家向社会输入其意志，建立其在社会之中的影响力，将人口和疆域控制在政权范围之内，是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国家的共同任务。“面向社会的持续渗透”是现代国家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征。对这一共同的、普遍性特征的研究形成了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由于各个国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内在基础不同，在通往这一普遍性特征的道路上，其经验历程各不相同。基于各个国家的经验历程，回答不同经验历程中的关键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理论和概念建构，这不仅丰富了这一知识体系的内容，也赋予了经验研究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

　　从不同的经验历程来看，在西欧，国家权力进入农村是从政权分封的封建时代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此进程中，西欧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小农社会逐渐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取代，由此形成一个与国家之间直接联系和互动的市民社会。“权力向国家的集中”和“集中的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同时发生并相互促进，这一过程被合称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形成”。

　　秦以来逐步确立并完善的郡县科举制度，打破了诸侯分封的地方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分隔，实现了多中心的统治权向单一统治权的集中。但是，国家正式的权力体系止步于郡县，在郡县之下的乡村社会，运行的是一个由社会内生权威所构成的乡村权力结构，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程度十分有限。当政权向社会增加其扩张力度，这个有限接受国家权力要素的乡村社会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板结社会”是对农业社会政治结构形态的经验表达，具有中国经验的自主性，穿透社会的国家权力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

　　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努力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引人注意的变化。随着西方现代经济要素的进入，一些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观察中国社会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如杜赞奇等认为，中国存在一个软弱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在农村，这是一个“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华北乡村社会的考察，杜赞奇发现，国家建构遇到乡村社会的而遭遇失败结局。杜赞奇试图从基于西欧国家建构经验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寻找答案，查尔斯·蒂利认为国家政权与社会精英的联合是欧洲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一联合阶段在中国未能发生。杜赞奇据此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并不适合“政权建设”这一概念，只能称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虽然从方法论上而言，杜赞奇强调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但对于发生于中国内部的实践经验，他试图将其适应于既有的知识体系，而并未做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性解释。

　　“板结社会”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创造性表达，这一创造性表达虽然源于传统社会的经验，但为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于华北地区的“政权内卷化”现象提供了解释：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扩张遭遇乡村社会的结构性阻碍，并未给乡村社会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内生于乡村社会的地方性权威作为联结乡村社会的“关键人物”，在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进程中，如同造成土壤板结的一个个“板结点”，将社会凝固在既有的结构网络之中，造成国家权力难以有效进入和渗透的失败结局。

　　研究国家与权力关系的学者拉克曼认为，对于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需要一种理论来打开国家这个“黑盒子”，解释国家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对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而言，也许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需要一种理论将国家视野和社会观察整合到同一视线，从国家权力的视角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对这样一个由乡村内生性权威所构成的社会的性质进行界定，进而打开中国乡村社会的“黑盒子”，观察和认识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发生了什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地区所发生的事实，其“内卷”背后并不是在西欧经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统治权体系内部从分隔走向统一、从分立走向联合的问题，而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国家权力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中国早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早熟”的公共权力的雏形，这一“集中的国家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建构其统一性的问题。从国家权力的进入和渗透而言，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由内生权威所构成的“板结社会”：它外在于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不同程度地阻隔或消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及其影响力，事实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消除乡村社会内生权威的“板结点”，打破“板结社会”对国家政权的阻隔，实现政权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渗透，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有意义问题”，它决定了中国构建现代国家政权的实践历程，并为这一实践历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1949年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从政权革命以及政权革命之后打破“板结社会”开始。这一过程通过土地改革完成。土地改革的深刻意义在于：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消除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乡村支配性权力及权力再生的社会土壤，由此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打破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板结点”；同时，将农民组织在“新的政权组织”之内，改变了由“板结点”联结而成的社会的“板结形态”。

　　原标题：《陈军亚：“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板结社会”概念为例 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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