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邀请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来到广州，为“花城文学课”开展题为“历史与文学”的讲座。讲座由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胡列箭博士主持。

　　各位，我今天想就“历史与文学”这一题目分享一些个人见解。我们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以《史记》为例，它虽被普遍视为历史著作，但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中学课本编选《史记》篇章，不仅是为了教授历史，还是为了展现其文学的魅力。

　　那么，历史与文学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呢？我认为，任何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都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的元素。尽管本质上有所区别，往往难以将它们截然分开。历史与文学便是如此，它们共同涉及人物、作品、传播过程与范围等相关事实，这些都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追求的是标准与唯一，其结论往往可以是验证的。比如，文学史上的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物，他们的生卒年月、作品真伪以及流传过程，都属于科学范畴。然而，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对于作品的欣赏、理解、评价，这些范畴都属于人文领域。对于同样的事实，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而且没有标准答案。历史和文学不仅具有人文属性，还包含科学的元素，这一点是两者的共同之处。

　　历史与文学有其交融之处，而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其对待事实的态度。历史以事实为基础，虽然记录时会有所选择，但绝不能虚构。例如，在描述历史人物时，我们可能选择描述其正面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捏造其反面特质。历史的选择性记录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编造事实。一旦涉及虚构，那么它就超越了历史的范畴，转而成为了文学。

　　文学则是以人文为主，它以情感、思想、观念为核心。有一个说法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尽管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经常采用虚构的手法，但其真实性并不体现在事实的精确性上，而体现在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念上。例如，“白发三千丈”这样的描述，虽然并不符合事实，却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情感，因此具有其独特的真实性。在讲述历史时，我们可以根据听众的不同而有所选择，强调或弱化某些方面，但绝不能人为地编造事实。无论是对中小学生还是对专家学者，我们都应该坚守历史的真实，避免夸张或负面总结。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历史与文学都应为现实服务。历史需要在事实基础上，筛选出对我们今天有利的部分；而文学则可以在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自由创作，甚至虚构。我认为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第一个例子是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因记载“赵盾弑其君”这句话而获得了孔子的赞扬。“弑”是一个很重的贬义词，以下犯上，臣子杀了国君、儿子杀了父母称为“弑”。孔子称赞董孤为“古之良史也”，因为他记录历史时毫不隐瞒。然而，孔子也为赵盾感到可惜，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官员，如果赵盾当时选择逃离，或许就能够避免因历史记录的规则而蒙受恶名。

　　赵盾当时侍奉的国君是晋灵公，晋灵公并不像个合格的君主，疏于朝政，整日跟一群小人吃喝玩乐，荒废政务，甚至无聊到站在宫殿前面的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过往的行人，以此为乐。有一次，厨师给他做了熊掌，因未煮熟而被他杀害。为掩盖罪行，他命令将尸体藏匿于厨房的垃圾堆中用箩筐运出。这一幕被赵盾撞见，赵盾出面规劝，却因此触怒了晋灵公。晋灵公邀请他来赴宴，暗中放置一只凶猛的獒犬偷袭他。幸亏警卫及时出手，赵盾才得以逃脱。尽管如此，赵盾仍然坚持继续向晋灵公进谏。然而，晋灵公对他的规劝感到厌烦，竟然派遣刺客鉏麑去行刺赵盾。鉏麑凌晨时分翻墙进赵家，看到赵家的宗门已经敞开，赵盾已经穿好上朝的官服，准备出门。因为起来得早，就坐在那里打盹。看到这一幕，鉏麑心生敬意，决定放弃暗杀计划。他叹息道，像这样一个人，这么早起，恭敬准备上朝，不忘职责，他才是百姓的主子。我若杀他，便是对百姓不忠；但若不执行国君的命令，便是不守信。我既不能忠又不能信，活着还有何意义，于是撞槐而死。赵盾得知此事，深感自己在晋国已无法立足，便带着几个随从逃离。在还没有离开国境时，消息传来，他自己的部下赵穿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晋灵公，并迎请他回国。这便是整个事件的背景。

　　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历史。董狐记录下“赵盾弒其君”，即赵盾把国君杀了。当时的人们相信史官的记录是要呈报给上天和祖先的。赵盾担心，犯了如此重罪，不仅自己无法面对祖先，还会祸延子孙。赵盾质问董狐，为何明明不是自己杀的国君，却如此记录。董狐义正词严地反：第一，赵盾出逃时并未离开国境，仍负有责任；第二，他作为首相没有惩治真正的凶手。赵盾无法反驳，只好接受这一记录。因此，孔子认为，虽然董狐坚持了原则，但是赵盾也有些冤枉，他本人是一个好人，却因此蒙受了恶名。如果当时赵盾能够离开国境，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以上的叙述出自《左传》，按照一般认知，它应该属于历史范畴。但是，当我们审视鉏麑临死前的想法时，不禁要问：这些想法有确凿的根据吗？毕竟，他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录音设备、手机或网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鉏麑临死前的真实心理活动，那完全是凭想象而写作的。作为文学作品，这段话无疑写得出色，但是作为历史记录，其真实性就值得商榷了。至于鉏麑的死因，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可能是翻墙的时候摔死的，也可能是心脏病突发，甚至可能是赵家把他杀了。由于没有证据，这些都只是可能性。

　　为什么董狐的记录会得到孔子的赞扬？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历史价值观念。这也反映了孔子后来在对待历史记录时采取的一种方法——即把价值观念置于历史事实之前。我们再看看《史记》中的《鸿门宴》，司马迁的叙述仿佛身临其境，然而事实上他与那段历史相隔甚远。鸿门宴中的诸多细节，如樊哙闯入宴会，项羽赐予生肉，他随即在盾牌上割食，这样的细节在当时真的会有记录吗？我认为，史官们大概不会记录这些琐碎之事。尽管《史记》中许多情节写得栩栩如生，但仔细看来，它们与鉏麑自杀前的情况一样，很可能只是司马迁的文学加工，而非真实的历史记录。然而，为什么《史记》历来备受肯定呢？原因在于它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些记录被广泛接受为历史。

　　习曾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他还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与人文有所区别。例如，当我们研究人口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事实基础，而非价值观的部分。一切科学的基础都是事实。当我们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历史部分时，应当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这些学科的本质。

　　文学和历史的差异在它们的起源上就有所体现。历史是如何起源的呢？为何我们的祖先要记录历史？最早的历史记录，并不是给当代人和后人看的，是给天、给神、给祖先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本身太渺小，无法抵御天灾人祸，都希望得到天、神、祖先的庇佑。因此，最早记录的目的并不是留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以此为蓝本编电视剧，也不是让历史研究者有饭碗，而是出于与神、天沟通的需要。

　　由谁来记录呢？最早是巫师。随着部落群体的扩大，统治的范围日益广阔，统治者需要处理的事情逐渐增多。他们要跟天、祖宗汇报的事项也逐渐增多。神职人员，如巫师、祭司，逐渐出现了分工。其中专门负责记录工作的人，即我们所说的“史”。

　　“史”这个字是象形文字，形象地描绘了一个人手持板块进行记录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录者被尊称为“太史”，后来又被称作“史官”。汉朝的司马迁就是太史令。随着记录的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史官内部也出现了分工，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整理。后人还会对这些史书进行修订，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史”。

　　这些记录必须如实记载，且被记录的对象通常不能知晓。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制度：每位统治者身边必须有两个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古代的速记速度较慢，无法像现代那样使用专用键盘和速记法精确记录每一个字。有人曾问我，古代人讲话是不是都像文言文那样难懂呢？其实，这是因为古代写字记录比较困难，所以书面记录力求精简，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古代文献的风格。这些记录完成后，国君本人是不能查看的。只有当国君去世、下台、被赶走或被杀后，这些记录才会被当众打开，并由其他史官进行整理，形成该国君的一部历史。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就是鲁国历任国君留下的资料经孔子再次修订而成。

　　关于是否真的能做到自己不看自己的历史记录，实际上并不容易。唐太宗曾公然提出要看自己的历史记载。起初，史官拒绝了他，担心以后子孙不圣明，可能会迁怒于史官并施加惩罚。因此，史官们坚持不能让他看。然而面对唐太宗的坚持，史官们只能提供整理后的材料。当唐太宗看到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时，他指责史官们没有如实记录他的公心，即他出于公心而发动政变，杀掉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史官们不得不重新修改记录，直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玄武门之变”的记录。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董狐的记录之所以得到孔子的赞扬，并且被后世大多数人认为是历史，并非仅仅因为写清了事实，更重要的是结论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念，维护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历史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记录事实，它还承载着传递价值观念和维护政治秩序的重任。

　　如果说董狐的经历呈现了皆大欢喜的喜剧效果，那么齐国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齐国“崔杼弑其君”这一事件，让两位史官丧生。当时，齐国国君昏庸无道，公然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甚至从崔杼家中拿走了他的帽子，在朝堂上向大臣展示，以此炫耀自己的所作所为。崔杼深感屈辱，于是设计诱骗国君到家中，关起门来指责他的罪行。国君惊恐万分，跪在崔杼面前磕头求饶，承诺在祖宗庙里向崔杼赔礼道歉，认罪悔过。但崔杼坚决不答应，最终杀了国君。史官如实记录了“崔杼弑其君”的事实。崔杼看到记录以后既生气又害怕，要求史官删掉这段记录，但史官坚决拒绝。结果第一个史官因此丧命。然而，过了几天，第二个史官来接替工作，仍然坚持如实记录。崔杼再次威胁，但史官毫不退缩，进而被崔杼杀害。第三个史官，也就是他们的小兄弟来接替时，坚定地表示还是会如实记录。此时，崔杼开始感到害怕，史官们是杀不完的，而且自己的罪名只会越来越大。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威胁史官的想法，任由他们记录下去。民间一位史官听闻崔杼杀史官的事情后，已经从家乡赶到首都，如果崔杼再敢杀人，他就继承前任史官的使命，继续如实记录。幸运的是，当他听说崔杼不再干预史官记录后，才放心地返回家乡。

　　如果从价值观念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史官无疑值得充分的肯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赞美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天地之间的正气以各种形式展现于世，他以晋国的董狐和齐国的太史作为正气的两个典型代表。但是，这两位史官所记录的，是完全的事实，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呢？答案显然是后者。齐太史并不是着重记录崔杼杀人的全部细节以及背后的原因，董狐亦是如此。他们所记录的历史，作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其关键在于得出的结论。

　　因此，历史是后人对前人往事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和总结的结果。首先，记录历史显然是有意识的，因为记录的目的十分明确。其次，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原因。从中世纪开始，一个国君留下的历史记录就十分丰富，一个朝代更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如果不进行整理与选择，这些材料对于阅读者将过于庞杂。如清朝的皇帝，每天都会有详细的记录，包括起居注、奏批等等，尤其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他们的批阅和描述更是浩如烟海。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史料进行筛选，又有谁能有耐心去阅读呢？到了现代，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材料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些是重复的，因此选择变得尤为重要。更何况现在的记录手段既方便又便宜，如果我们预测某个人将成为伟人，从小为他做记录，那么留下的文字、影像和声频将不计其数。如果历史不进行选择，那研究者的任务将会变得无比繁重。因此，选择是必然的，而有选择就意味着有意识。我们如何选择，选择哪些部分，这都是有意识的行为。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我们古代的正史是经过筛选的，反而认为私人记载的野史更加真实。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实际上野史也并不完全真实。第一，史作者往往并不具备记录历史事件的真实条件。比如，对于赵匡胤的死因，野史作者当时并不在现场，他们的记录往往是基于传闻或其他不可靠的来源。第二，野史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感情也会影响其记录的内容。即使是日记这样的私人记录，也难免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些名人在知道自己日记可能会出版的情况下，甚至会进行修改或删改。翁同龢的日记中涉及康有为的部分就存在明显的涂改和贴纸现象，这是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成为钦犯，翁同龢为避嫌而进行了修改。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野史就一定比正史更加真实。

　　刚才说到，诸如康熙皇帝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详细的起居注记录，详细到每一个时辰。然而，当我们将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与康熙的起居注进行对比时，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传教士的记录他们在某个下午与康熙讨论，但在起居注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康熙皇帝并不希望将自己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讨论记录下来，这部分内容在起居注中被删改了。

　　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记录呢？有的是文学，有的是回忆录，有的是小说。但是大家注意，尽管历史在记录过程中可以选择性地呈现某些内容，但是它绝对不能无中生有，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记录视为文学作品，那么其中的许多情节是允许虚构的，这就与历史的记录方式有所不同了。至于历史小说，只要它遵循历史的大致脉络，其中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塑造是完全可以虚构的。这就是历史与文学在记录方式上的主要差别。历史追求真实，而文学则允许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

　　有一年，上海准备拍摄一部关于商鞅的电视剧。几位编剧来找我探讨。我告诉他们，如果完全按照历史来拍，那根本拍不出来。《商君列传》不过一两千字，这些文字里并没有爱情、凶杀或悬疑元素，这样的内容怎么可能拍成电视剧呢？当然，剧中的基本历史情况是不能出错的，比如当时还没有椅子，人们都是盘腿坐在席子上，一旦出错，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现在有些电视剧里，大臣们当着皇帝的面就称他为“神宗”。“神宗”是皇帝死后才用的尊号，生前怎么能这么叫呢？这是绝对不能犯的错误。

　　至于情节，编剧们有选择的余地，但这种选择，如前所述，其实是一种观念的选择。有一年孙道临来找我们咨询文天祥的历史，他正在筹备拍摄关于文天祥的影片。他问我，元朝的统治是否残暴。我回答他，元朝的统治并不残暴，连朱元璋都认为元朝对老百姓的治理相对仁慈。现在流传的关于元朝残暴、文天祥如何英勇的故事，很多是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被挖掘和宣扬的。有人传说元朝时几家人共用一把菜刀，即使真的有，也只是个别例子，不能一概而论；元朝时期江南的经济发展很快，像杭州、嘉兴这些地方在元朝时都经历了迅速的发展。我还告诉孙道临，文天祥的弟弟其实是投降了元朝，并得到了文天祥的同意。文天祥曾在信中解释，他们兄弟三人中，他选择为宋朝尽忠，他的一个弟弟侍奉新朝，以便保护家族，他建议另一个弟弟留在家乡，利用哥哥的条件保护家人。这样，他尽忠，一个弟弟尽孝，另一个弟弟尽义，三人各有分工。文天祥死后，他的遗孀投靠了投降元朝的弟弟，因为他有俸禄可以养家。文天祥没有孩子，后世所谓的文天祥子孙，实际上是他弟弟将自己的一个孩子过继给文天祥这一支的。孙道临听了这些后感到困惑，因为这些与他想象中的文天祥形象不符。我安慰他，创作是艺术，脚本是文学，他可以根据自己对文天祥的崇敬和对其正气的理解来编写脚本，如果对于历史了解得太多，可能反而拍不好。最终这部影片没有拍成。北京有一位宋史专家，眼见近年来文学作品备受瞩目，便心生一念，认为自己也能写出一部畅销的历史小说。然而这部作品销路却十分惨淡，几乎无人问津。这究竟是为何呢？原因在于，他受到了历史的严格限制，无法像真正的小说家那样自由挥洒笔墨。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凭借自己的深厚情感和丰富想象创作出来的。它们不仅能描绘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更能创造出那些超越现实的虚构世界。历史著作则必须严格遵循事实真相，不能随意虚构。有人问我，像《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能否算作真实的历史？这个问题，作者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并非历史研究者，他的目的也不是为我们呈现真正的历史全貌，而是把历史写得有趣。明朝留下的史料确实不少，比如某件事情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历史学者会会仔细研究，挑选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版本。但当年明月选择的方式不同，他会看这三个版本中哪一个最有趣、最能吸引读者，然后采用那个版本。因此，严格来说，《明朝那些事儿》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著作。

　　举例来说，我们看到的历史记录会有多种不同的结果。以建文帝为例，有记载说他在宫中而死，但也有另一种记录说，在危机时刻他打开了朱元璋留给他的锦囊，里面有一件和尚的袈裟、一把剃头刀和一张度牒。他随即剃发换服，通过皇宫的暗道逃离，之后与大臣会合并流落到云南。甚至有人说后来宣德皇帝将他请回宫中，并通过一位老太监确认了他的身份，之后他就在宫中安度晚年。这样的情节虽然引人入胜，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当我们谈及历史时，一切必须依据确凿的事实。有些历史事实，如某些人物已被证实死亡或遇害，即使我们情感上难以接受，也必须坦然面对。但当我们转向文学领域，情况则大不相同。文学作品允许我们突破现实的束缚，重新塑造故事的结局。

　　为什么中国如此重视历史？可以说，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最高，留下历史记录也最为丰富。希腊和罗马的许多历史文献已经遗失，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大多是中世纪阿拉伯人到达欧洲后重新发掘、整理、翻译的成果。这些文献的传承过程中存在断裂，尽管并非伪造，但已非原文无疑。

　　然而，中国的历史记录则不同。从早期的甲骨文和《诗经》，我们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正如我之前所述，历史记录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古代的国君们通过记录历史，旨在获得上天的庇佑，同时确保自己的统治得到民众和后世的认可。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现今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实际上，最初的解释中，“天”指代的是超自然的力量或天命，而“人”则特指皇帝。董仲舒等人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主要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解释天命。他们认为皇帝是天的代表，即“天子”，其权力是由神所赋予的。在“家天下”的统治模式下，皇帝的权力应当传承给其长子或继承人。然而，有时这些继承人可能是婴儿、小孩，甚至是能力有限的人，为何他们能够继承皇位呢？这个理论给出的答案是，他们的权力是神所赋予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我们看《史记》中关于西周始祖后稷的记载。后稷是如何诞生的呢？《史记·周本纪》中提到，他的母亲姜嫄在野外不小心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回来就怀孕了，于是生下了他。他被视为神的儿子，成为了始祖。再来看刘邦的出生。刘邦用现代话来说，是一个地道的草根，草根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史记》和《汉书》都称他为刘季，“季”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表示他在兄弟中的排行。他的真实名字“邦”是在南朝的史书中才出现的，很可能是后人编的。他的父母也没有留下名字，因为他的父亲成为了皇帝的父亲，所以被称为太公；他的母亲则被称为刘大娘或刘大妈。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如何能够成为皇帝呢？史书中记载，刘邦的母亲在野外走累了，在一个水塘边休息时睡着了。这时风雨大作，他的父亲去找她，发现有一条龙在她身上翻滚。后来，她就怀孕了，刘邦因此被认为是龙的孩子。还有更神奇的描述，说他的左大腿上有72个黑点。但这样的描述如何证实呢？毕竟当时没有照片。这些记述虽然听起来像小说，但实际上是正史所记载的。

　　在《二十四史》中，每当新朝即将兴起，真命天子即将出现时，往往会伴随着各种祥瑞；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时期时，却可能会遭遇许多灾异。据记载，当刘邦的部队进入咸阳时，天上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奇观，即金木水火土五星排成了一条直线。赵匡胤出兵时，也有记载说早上紫气东来，尽管这可能与现代所称的雾霾等现象有关。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国家，早在《春秋》中就有相关记载。太阳象征着国君，太阳出现黑子被认为是国君身边有小人或有不祥之事发生。而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日蚀，这在古代被视为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同样，地震也被视为老天爷对人的警告。尽管有些地震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但地震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却不容小觑。

　　这些记载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为了证明这个朝代，这位君主是失天命还是得天命。修史的作用就在于将这些信息规范化、系统化、理论化，而具体的人跟事，其实都有既定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来记录即可。

　　因此，在历史记载中，价值观念往往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有一种说法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因为孔子使用的春秋笔法，一字褒奖，能使人感到比穿上华丽的衮服还要荣耀；而一字贬斥，则能带来比斧钺加身还要严重的后果。为何如此？因为当时的人们迷信于死后世界。如果孔子给予某人褒奖之辞，那么他在另一个世界将备受尊崇，连子孙都会感到荣耀。反之，如果孔子给予贬斥之辞，此人不仅在那个世界会永远不得翻身，而且还会祸及子孙。

　　孔子的第二个原则，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于地位高的人，如果有任何缺点或错误，应该帮他们隐瞒掉。同样，对于贤者，如之前提到的赵盾，也应该帮他们隐瞒。因此，孔子感叹说，如果赵盾成功出境了，他就可以帮他隐瞒了，但现在却无法做到，这确实很遗憾。

　　孔子还有一个原则，即“笔则笔，削则削”。这意味着该记的就记，不该记的就删。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春秋》，有很多不符合孔子的价值观念的部分是被他删掉的。为什么叫削呢？因为当时的记载是写在木简上的，没有橡皮，所以不需要的内容就用小刀削去。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些汉简，包括在南越王墓里发现的只有一小段的简牍，可能就是当时被削掉、删掉的部分。

　　让我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在《春秋》中，孔子记录了“天王狩于河阳”。为何天王会在河阳打猎呢？打猎原本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国君或贵族通常在秋冬之交选择黄道吉日，带上警卫仪仗队和臣民们到郊外特定的场所狩猎，之后还会举行祭祀和娱乐活动，直至夜晚才返回。表面上，“天王狩于河阳”描述的是周天子离开京城到河阳打猎的场景。

　　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当时，几个强大的诸侯已不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他们不是前往京城朝拜周天子，而是自己在河阳举行了一场高端聚会，并派人通知周天子前往。这实际上是对周天子的羞辱和摆布。由于周天子完全依赖于这些诸侯，他不得不离开京城前往河阳。孔子认为这对天子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又不得不记录在史书中，因此巧妙地用“狩”这个字来代表。当大家在阅读历史时，看到皇帝或太后“狩”的记录时，通常意味着他们遭遇了不顺，而不是真的在打猎。例如，北宋灭亡时，有历史记载为“二帝北狩”，宋徽宗和宋钦宗实际上是被俘虏送到北方去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路逃到西安，当时官方的报纸和记录称之为“太后西狩”或“两宫西狩”，仿佛他们只是去西边打猎了。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传统，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它，是因为它守护着当代政治的合法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以唐朝为例，唐朝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各自都宣称自己代表了正统，而对方则是蛮夷。南方称北方为“索虏”，意为强盗；北方则称南方为“岛夷”，意指逃到海岛上的野蛮人。面对这种局面，唐朝在修撰历史时遇到了难题。最终，有人提出分别修撰《北史》和《南史》，将两者都视为中国的正统历史。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其子唐高宗时期，这两部历史被正式列为正史。

　　再来看元朝，元朝之前有宋朝、辽朝、金朝，这些朝代都未曾正式修撰过历史。元朝在修史时同样面临了“谁是中国”的难题，最终决定同时修撰这三朝的历史，即“三史并修”，都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决策体现了元朝对前朝正统性的认可，同时也通过修史来维护一个大一统的观念，即维护一个中国的观念。这样，即使元朝贬低了金朝或宋朝，也不会影响它们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因为元朝已经通过修史将它们都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脉络之中。清朝时期，本朝是不能直接修撰本朝历史的，只能修撰前朝历史，如修《明史》。为何修《明史》？其目的在于证明明朝已失天命，而大清则顺应天意得天下。同时，这也是为日后修撰《国史》做准备。一般而言，当朝只修传（即人物传记），不修史（即完整的历史记录），如台湾现有的国史馆，实为民国时期的国史馆，其主要工作是修撰人物传记，为未来修史提供基础资料。

　　乾隆年间，皇帝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设立《贰臣传》。所谓“贰臣”，即曾侍奉过两个朝廷的官员，如洪承畴、吴三桂等。这些投向清朝的官员，即使立下再大的功劳，也会被收入《贰臣传》中，以示其叛投之举。乾隆皇帝亲自撰写按语，虽认可这些人在归顺大清后有所贡献，但强调“毕竟大节有愧”，即他们不忠于自己的前朝皇帝和政权。同时，清朝将那些为明朝尽忠、抵抗清兵的官员列入《忠臣传》中予以表彰。

　　这种做法在地方修志时也有体现。例如，嘉定在修地方志时，将当年抵抗清朝南下的乡绅名人列入忠臣名单。这些原本的“反革命家族”的后代，现在被视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那些投向清朝的官员，如今则被称为“叛徒”。这种变化真正征服了汉人的人心。辛亥革命后，一些遗老遗少仍鼓吹清朝得天下之仁。清朝确实对前朝表现出了一定的尊重，如派官员祭拜明孝陵、肯定袁崇焕等忠臣。乾隆时期更是公开了袁崇焕事件的真相，为其。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并非依靠自己的八旗兵或蒙古骑兵，而是依靠汉族知识分子训练的民间武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些人之所以为清朝出力，也是因为他们将清朝视为中国历代价值观念的传承者、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而非异族入侵者。清朝修史的做法在此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现在讲述历史，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坚持真理、尊重事实。个人的主观意愿不能左右历史研究的方向。当面对某些事实可能对我们不利时，我们仍应尊重事实前提下，不随意公开，但同时也要将情况如实报告。例如，在研究历史地理时，我们需要明确历史上的土地归属。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对我们有利，也可能不利，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应对。研究的结果并非应立即在网上公开或告知外国势力。我们必须明白，历史研究的成果关乎国家利益。当研究出对我们不利的结果时，我们既要对外保密，又要实事求是地报告，以便国家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制定合适的应对策略，从而扬长避短。

　　实际上，各国都有类似的做法。当年基辛格会见的谈话记录，美国方面认为这涉及国家历史，决定在三十年后发表。然而，三十年过去，虽然这些记录得以发表，但仍有部分内容是空白，理由是这些内容还涉及到国家利益，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甚至永远不解密。特朗普担任总统时，他曾宣布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档案已达到解密时限。但在解密之际，他又宣布其中一些档案仍不能公开。尽管公布了30万卷档案，数量惊人，但并非全部，也许剩余的档案永远不会解密。

　　由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较为严峻，我们可能需要保密的范围更广一些。有人因此质疑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这实际上取决于你的研究目的。如果你的研究或创作是为了发财致富，那么我要告诉你，即使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并非都是富翁。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不能公布所有内容，研究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担心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于世。但我们要明白，他的目的并非仅是为了永久保存，而是记录历史。他写的关于汉武帝的部分，也并非一定能全部发表。王英后来曾说，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司马迁得以继续记录，留下了许多关于汉武帝的批评之辞。因此，如果你真的准备献身于真理的探索，就应该有像董狐和齐太史那样的勇气。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决心，那么你应该接受现实，这是很明确的。

　　另一方面，中央的原则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学术什么都可以研究，但是要遵守学术规矩。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研究历史地图的过程中，也有探讨过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然而，在面对这类复杂的问题时，最终的决策权通常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尽管也许会有人对一些结果感到不满或委屈，认为他们没有获得应有表彰，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国家都不会随意表彰那些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以研究美国开国历史为例，虽然大多数史学家对华盛顿等开国先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少数史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些教授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在学术界内进行讨论和交流，但他们的观点和著作必须基于事实和研究真理的原则。因此，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获得直接的奖励或表彰，但他们的工作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通过相互尊重和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推动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向前发展。

　　希望大家能明白一个观点：历史与文学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相通的。当我们的文学作品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时，我们必须尊重并服从这一原则。那么，为什么有些作品会引起大家的分歧呢？其实，分歧的根源并不在于具体的文学手法或色彩，而是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不仅在中国如此，其他社会恐怕也都有类似的准则，只是具体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历史和文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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