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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当我们被宏大的兵马俑墓葬坑所震撼时，与历史仿若隔世的相逢会让我们怅然若失。如若你来一趟山西，看到这些如星辰般闪烁的古代建筑群，才会发现历史在山西停下了脚步，我们可以在这定格的时空中与古人共享一砖一瓦，共抚一梁一椽，共品历史的一呼一吸。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以及山西省文物局网站的相关信息显示，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531处，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有421处，享“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誉。山西古建筑以木结构遗存最负盛名，据统计，山西现有元以前木结构古建筑遗存495座，约占全国的85%。其中，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全国仅存3座，全部在山西；五代时期的全国存5座，山西占4座；宋辽金时期全国183座，山西有150座；元代全国389座，山西338座，占比都是相当之高。

　　山西东依太行，西界黄河，北临内蒙古，山河相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的数次重大迁移中，无论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山西都作为都城连接线的腹心区域，拱卫左右，时刻能够接收到来自都城的强波辐射。

　　山西以汾水为母亲河，早期中国历史中的汾水不仅水量磅礴，更滋养着文明伊始的祖先定居耕农。先商时代，华北平原还是一片浅滩泽国，海拔平均1500米以上的山西成为华夏文明的天然“高地”。唐尧虞舜夏禹均起于山西南部（临汾、永济与夏县）。

　　自周秦以至西汉的一千年中（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关中平原始终作为中央王朝的王畿之地而存在，而与关中一水之隔的山西则始终相伴而行。如作为周王至亲的唐叔虞就被分封在晋地（山西翼城），以山西之地作为周天子的核心羽翼。而今太原城大名鼎鼎的晋祠，就是为纪念唐叔虞而建，是当今三晋历史文脉的核心载体，也是国内宋、元、明、清与民国本体建筑类型序列完整的孤例，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等各式建筑百余座。晋祠像一部活着的书，表里浸染着华夏民族脉络的魂灵，诉说着三晋大地的传奇。

　　汉武帝在位期间，因在汾水得宝鼎，而改年号为“元鼎”，又在河东郡（山西运城）的汾阴县建后土祠，定为国家祠庙，常年奉祭地神。作为华夏根祖与地母文化信仰的重要标志，后土祭祀成为历代中华帝王祭告神祗的重要活动。汉武帝时“汾阴私祀土”甚至与“封禅泰山”相提并论，一度成为皇帝每三年巡行一次的例行大典，其一生曾六次祭祀后土，仪式隆重无比，在此留下了“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千古绝赋《秋风辞》。

　　从汉至宋，历朝皇帝先后24次在汾阴祭祀后土。直到明清时，皇帝祭祀后土的仪式才迁徙到北京天坛。历代帝王对后土祭祀的推崇不仅奠定了山西在中华传统信仰文化圈的重要位置，更在山西南部留下了形式丰富的传统信仰建筑群。

　　魏晋以银河官方官网后，作为中原王朝核心的关中地区开始走向衰落，而拥有山河四塞地理位置的山西俨然具有绝佳的战略位置。前有匈奴刘渊和拓跋鲜卑以山西之地起兵雄霸北方，后有李唐起兵晋阳（太原）而定鼎关中，甚至后来五代时期的三位沙陀帝王（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是以山西为根基，积蓄实力，逐鹿中原，最终得窥帝位。

　　这一时期的山西因为坐享龙兴之地的位置，总能在中央王朝进入鼎盛时代之际获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化馈赠。以北魏为例，其近百年的平城都城时代（398-494），为山西北部带来了四方集聚的文明盛景。在这诸般胜景之中，来自远方西域的佛教为今日之山西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建筑奇想。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凉州，将凉州居民数万户迁往京师，沙门佛事也随之东迁，于是“象教弥增”，佛教迅速发展。与北魏佛教兴盛有密切关系的沙门玄高、昙曜、师贤等得道高僧，都是这一时期由凉州迁来的。这一场文化人群的大规模迁徙，不仅为山西带来了瑰丽宏伟的云冈石窟造像群，更在平城周边掀起了佛教信仰的热潮，从皇室到民间，无不以唱诵佛号为荣，人人争当沙门，寺庙建筑遍及全国，为此还专门建立管理机构，称之为沙门统。以远近闻名的山西忻州五台山佛寺群为例，其真正繁荣便始于北魏孝文帝对灵鹫寺的大规模扩建，并在周围兴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寺院。

　　自北朝至隋唐，山西的佛教寺庙如井喷般跃然于世间。众人只听闻“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虚华浮名，却不知山西古刹纵横千年的绵延久远，被誉为“亚洲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的唐南禅寺、国内唯一遗存的唐代殿堂级木构建筑佛光寺以及保存五代仅有彩塑佛像的平遥镇国寺万佛像……称得上梵音流光、菩提溢彩。

　　辽金时期的山西，前期被宋辽分据。同样崇信佛教的契丹人将幽云十六州中的云州（山西大同）及其附近地区视为辽国的西部政治中枢，也是辽代胡汉交融的文化中心。契丹人在这里建立了符合契丹习俗（坐西向东）的华严寺大雄宝殿，也有承遗唐风的气势磅礴的善化古寺，更有顾炎武笔下的“漯南宫阙尽，一塔挂青天”的中国最高木塔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同时期在雁门以南的北宋河东道，在佛寺建筑之外更是不断演绎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奇花样，对传统民间神祗的信仰不断与历史人物的崇拜杂糅，以山西人关羽为代表的关帝信仰与城隍信仰在城乡之间迅速滋长，时至今日，这些地方仍然人来如织。

　　到金元时代，山西又成为道教新流派全真教的繁盛之所，以王重阳为代表的全真教在民间获得了众多追随者，也开始重视创立大量宫观。自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的成吉思汗军营获得认可之后，蒙古人便开始将道教作为全国性宗教，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此后道家的宫观道场更是拔地而起。全真道观在山西同样大行其道，原名“大纯阳万寿宫”的山西芮城永乐宫便是全真道的三大祖庭之一。这里有“道家地”之称的介休后土庙、长治玉皇观、太原三清观与大同纯阳宫，更有世间罕见的太原龙山道教石窟，全真道家在山西同样留下了仙风玉露般珍贵的道家遗存。

　　明清以降，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基本奠定，山西作为大一统王朝的西部屏障，不仅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经济责任，更兼备了博大的文化胸襟。

　　在忻州的三圣庙的地藏殿里有地藏菩萨、四大天王的佛教塑像，左右却为代表传统信仰的奶奶殿和马王殿，大雄宝殿东为关帝殿，西为真君殿。民间传统信仰与佛道两家济济一堂，就如同今天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包之势头。道教与佛家在这里交汇，儒教与民间信仰在此处融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基本格调。

　　山西民风悍勇，自古名将辈出，而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所处的下游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发达，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可得谷二百万”的重要农垦区，唐朝中期还有大批粮食“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谓之北运”。尽管元朝之后山西农业地位逐渐下降，随后晋商的崛起还是为山西保持建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山西能够在大兴土木的同时保持对传统文化建筑的修缮与维护。

　　今日我们对山西最为熟悉的大概是大院建筑（如乔家大院），历史上的山西始终有着一群具有雄厚财力的名人与家族，他们不仅能为自己筑起高墙叠院的豪宅，也能为具有文化意蕴的建筑艺术挥掷千金，执着于这些历史生命的延续与流传。

　　在历史长河的馈赠之下，海量的古建遗存，镶嵌在山西的山川之间，而之所以这些璀璨的遗珠可以遗存于世间，天时与地利缺一不可。

　　山西整体气候相对干燥，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中降水量较少的区域，大量地区常年降水量不到600毫米，北部大同、忻州等地甚至只有450毫米左右，且日照相对充足，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干燥气候能够让以纯木制结构为主的中国古代建筑得以有效保存（如辽代应县木塔）。作为支撑作用的椽与隼卯的传统记忆在干燥环境下不仅不会遭遇潮湿状况下木质的腐朽，更不会遭遇类似南方的白蚁类虫害的侵扰，木质建筑的寿命自然较其他地区长。

　　另外，山特的半封闭地理结构也为山西自带了一层减缓战争的防护罩。自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中的大规模主力会战多集中于平原地带，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与关中平原经常会因为其城镇密集且交通线集中的先天条件而成为军事行动不能回避的必攻之地，少不了兵锋马蹄的来回摧残，而身处山河表里的山西大地不仅不利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展，更不是各大板块交通线的枢纽之地，也就自然减少了军事战争的频度与烈度。

　　如汉末三国中并州之地的偏居一隅，又如安史之乱中山西唐军的据险而守，更如元明迭代与靖难之役中对山西人丁的保全，这片有福之地总能最大可能的减少战争对文明的损坏，讲着北方方言中最古老的晋语，守着北方大地上最为古老的风华。

　　“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隐时现，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这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所著《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的语句。他们在那个烽火纷飞的年代被这片神奇的土地所震撼，而我们也将与他们共同守护这片遗世独立的绝代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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