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是《（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并在社会形态演变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特质。

　　这两部著作的编纂，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凸显了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努力，用新的研究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史学智慧。这些对于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一，旗帜鲜明地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自觉地巩固、捍卫和发展中国史学主体性。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需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优秀科学成果的支撑。例如，关于“中华文明基因的出现”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两书即鲜明地体现出基础理论研究求真求精，同时要关注现实、服务大局的特点和优点。作者汲取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广泛占有翔实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明确提出“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相继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内涵”。

　　当今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使之理论框架更加完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成为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两书“最鲜明的底色就是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秉承大历史观，立足全局性、长时段、发展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努力攀登当代中国史学新高峰”。两书中一以贯之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所主张的将历史认识时空延伸的大历史观不同，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尽管是“简明读本”或“纲要”，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自史前“文明肇基”直至今天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整体性、规律性的历史叙述。

　　其二，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不仅第一次记载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且还“写了《大宛列传》，记述中亚各国的历史，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从而赋予《史记》以世界史的内容”，至今仍受到英、法、德、日、俄等各国史家的赞赏。当代中国史家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立足中国、融通中外、关怀人类的优秀成果不断走向世界。

　　两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例如，秦汉“人类文明交通进入新纪元”，隋唐“文明的包容与汇聚”，元朝“文化的中外交流与多元气象”，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华文明在创新发展和交流互鉴中提升软实力”，“拓展人类文明发展空间”，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这些内容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史”，以及中外文明的交流互动，使人们通过具体的史实，进一步认识到人类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是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历史；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三，守正创新、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发展道路。两书旗帜鲜明地秉承“大历史观”，通过实证研究使人们深入理解这里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两书丰富的内容、理论、方法及研究结论，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内容，这一切使唯物史观真理性的内容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得到生动体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银河官方官网印象。

　　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不迷失方向；不断“创新”，“守正”才能持续获得活力，把握时代。两书在逻辑结构、历史思维、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历史阐释中，都体现出“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两书是历史著作，但其历史认识却是建立在对当代提出的新课题的思考之上，其研究成果自然能使人们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两书使人们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何谓“中国史学主体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笔者以为，两书用精益求精的研究成果具体阐释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重要意义，是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建构体系”不能脱离研究实践，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持续不断地有传世之作问世。我们不仅要扎扎实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建设，更要牢记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