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历史首先要建构公众历史知识，其次是书写公众历史作品，再就是涵养公众历史意识和公众史观。公众历史知识和公众历史作品，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传播，才能影响更多的公众，最终形成公众参与历史的良性循环，这也是一种公众历史建构。也就是说，建构公众历史的主体，除了专业文史学者、社会公众，也包括博物馆等展览机构、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

　　作为公众历史史料的家书，以及根据家书写成的公众历史作品，在通过展览、图书、报刊、视听媒体和网络等方式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必须处理好相关的法律关系，否则就会产生纠纷。家书本是私密性的个人文献，公开传播就变成了公共文献，主要涉及所有权、著作权、隐私权等相关法律关系。所有权方面，一旦完成捐赠，所有权就归属博物馆了，这方面争议不大。著作权方面，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展览权、改编权等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使用者应严格遵守《著作权法》[29] 的相关规定。隐私权方面，隐私权是一项具体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30] 民间家书在进行展览、出版等面向公众的传播时，必须取得相关权利人的授权，确保尊重其著作权和隐私权等相关权利。

　　传播公众历史知识的展览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领域，包括面向公众开放的历史遗址遗迹、文物展览、文献展览等。其中，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是主力军。

　　在对家书进行展览时，我们重点突出了历史意识，把一封封的家书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展示，实际上是从家书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大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大历史的发展就是由这些家书所代表的历史组成的。同时，每一封家书都可以在大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与公众历史的理念极其吻合。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个家书常设展[31] 都是按照历史的演进向前推进的，从古至今，分成古代、民国、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每一个时期中的家书也是按时间早晚排列的。这样参观者通过这些家书能够从某些侧面了解国家的大历史，同时也能了解家书发展演变的历史。对每一组家书的展示，基本上由家书原件、相关人物照片、写作时间、写信人和收信人介绍及相关背景故事组成。除了少数名人家书外，重点向参观者展示普通公众各具特色的人生际遇和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希望能在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普通民众的身影。展览由于其原真性、文献性、艺术性，在家书走向公众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此外，我们还配合国家大的纪念活动和主题教育活动，举办了若干临时展，包括抗战家书展、红色家书军营巡展、两岸家书展、中华家风展等，通过家书实物、文字、图片、视频，使展览在达到预计宣传教育效果的同时，还有效传播了以普通人为主体的公众历史知识。

　　通过展览，一个个尘封的人物浮出水面，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家庭故事走向前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亲情、爱情、友情，交织在一起，默默地讲述着普通人的公众历史往事。

　　抢救家书的目的不是把家书从收藏者的家里换到博物馆的库房来保存，而是尽可能地让这些尘封的家书公开，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让公众来分享。其中，出版是一个重要环节。公众历史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图书，包括公开出版和内部自印两大类。民间家书由于作者多为普通人，很难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不容易公开出版，有些勉强出版，也是作者掏钱补贴。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利用集合优势，把征集到的家书择优分类出版，如《抗战家书》《红色家书》《廉政家书》等；二是系统影印出版，目前正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民间家书集刊》，计划分辑推出，第一辑三卷十册，分为清代卷、民国卷和当代卷，尽可能以家庭为单位，原汁原味地彩印；三是积极鼓励、辅导家书保管者自己编辑出版家书。[32] 此外，《亲情记忆：母女两地书》[33]《兄弟家书》[34]《陈君葆书信集》[35]《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36]《俞润泉书信集》[37]《农民家书》[38]《闽南侨批大全》[39] 等也在不同的出版社得以出版。内部自印出版物，数量可能更多，像我们征集到的《慕兰家书》、张兴昌的《留给孩子》、何笑天的《家书集》、《青鸟遗踪》等相继问世。与公开出版的家书相比，这些自印本的民间性更强，收录家书更全，也更原汁原味，只不过有些书的印数较少，传播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无论如何，只要公开出版或者印刷成册，原属于个人的史料就变成了公众历史作品，承担起了传播公众历史的重任。我们在2007 年和 2015 年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抗战家书》，均受到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后者入选了央视年度好书等多个图书推荐榜单，成为畅销图书。一封封家书使读者了解到士兵、学生、商人、华侨等普通人都是抗战的一分子，有效传播了多阶层共同参与的全民族抗战理念。

　　民间家书是一笔独特的新闻素材，深受报刊等媒体青睐。首先，“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新闻性，使报刊等媒体不惜版面进行报道。此前民间家书是不被重视的，但在 2005 年突然被上升到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来“抢救”，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密切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记者前来采访的和我们撰写的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民间家书的新闻报道超过 300 篇，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中国青年报》、《读者》、《半月谈》、新华社、中新社等大报、大刊、大社。其次，民间家书内容的丰富性，为报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民间家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且能找到跟现实的关联，每逢纪念性的年、月、日，总会有一批关于家书的报道见诸报刊，有的还开设了专栏[40]。甚至有的记者在没有选题可写的时候就来找我们，基本上都是满意而归。同时，散见于报刊的有关民间家书的文章也越来越多。

　　这些家书频频在报刊亮相，不仅向公众传播了那些尘封已久的家书及家书故事，而且用事实传递了一种理念：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既定的形象，还有那么多我们身边的人也参与其中，而他们已经被遗忘多年。

　　家书本是书写在纸张上的文字，书写随意，个性化强，特别是有些用文言文写作的或不甚规范的书写，一般人阅读起来有一些障碍，这样在图书、报刊中传播就有一定的困难。与图书、报刊相比，视听媒体的传播效果更具优势。经过视听手段制作成故事化的节目，可以使平面的家书变得立体起来，家书背后的人物也活了起来。

　　电台是声音的艺术。主持人朗读、讲述、当事人采访、配乐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增强了家书的感染力，同时也使家书的传播方式大为扩展，原来只能用眼睛阅读，现在闭目亦可倾听，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的优势是画面和声音的综合运用，家书原作的面貌、家书当事人的形象以及主持人与其的采访互动、老照片及当时社会的影像，甚至情感、表情、动作等细节，都可以在一档节目中呈现出来，从而在视觉和听觉上对观众产生双重冲击，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后，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密切关注，进一步向公众传播了与家书相关的历史知识。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电台、电视台先后播出的有关民间家书的原创新闻、专题节目超过 50 条。其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主力。[41]可喜的是，2016 年以来，腾讯视频的《见字如面》、新浪微博的《旧信重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家书里的中国》、东南卫视的《中国情书》、中央电视台的《信•中国》、酷燃视频的《一封家书》等一批以家书为主题的视听节目先后与观众见面，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家书热。虽然这些节目关注的家书以名人家书为主，但也没有忽视普通人的家书，家书博物馆所推荐的多封普通人的家书也进入了节目。真实、真情的家书，通过明星的诵读，加上高科技的包装，感动了亿万观众，使公众历史知识的传播效果达到了最大化。

　　如果把展览、图书、报刊、视听媒体看作传统传播渠道的话，那么，网络就是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特别是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信息的传播变成了全媒体、全天候。数字博物馆技术可以把展览搬到网上，电子图书更是盛极一时，报刊文章基本上都能在网上阅读，影视节目在网上也能观看，几乎所有传统媒介的内容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从而使公众历史知识和作品的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口耳相传进行的内容传播，如今随着媒介的多样化，在形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基于即时通信工具和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历史传播，其中包括 BBS 或网上论坛中的民间历史写作、电脑游戏中运用的历史情节、门户网站的历史频道、非官方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等等。”[42] 陈新先生发表这个论断是在 2010 年，当时还没有出现微信等新的传播渠道，而现在特别是微信公众号的出现，催生了众多的自媒体，每天都有海量的公众历史知识和作品被推送到人们面前。“就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言，由精英左右历史写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不断增加公众个体进行历史表达的空间维度，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正在来临。”[43] 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包括公众历史知识和作品的传播，一定不能忽视网络这个综合平台。

　　就民间家书而言，我们也考虑到了利用网络进行传播的意义。2005 年创办了项目官方网站“中国家书网”，成为展示民间家书和民间历史的平台。2014年9 月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家书”。但在这方面，尚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尽早把馆间家书数字化[44] ，建立方便检索和利用的全文数据库，才是真正实现藏品利用、服务学界及大众的必要举措。

　　公众史学是一个学科概念，包括内容生产、学科规划、人才培养等诸方面，需要历史学界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一系统工程的建构。公众历史主要指公众史学的内容生产，本文采用的正是这一概念，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建构公众历史的内容。民间家书不仅是一种公众历史史料，而且其抢救收集过程就是公众史观的启蒙，同时依托家书博物馆，通过公众历史的书写和传播，可以实现公众历史的建构。

　　中国公众史学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学科。[45] 民间家书的概念就诞生在一项公益文化活动中，从项目的规划、实施，推出成果，到成立博物馆，就是在进行公众历史实践。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对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家书史料的征集，发掘民间史料价值，为专业历史学者撰写国家大历史提供新材料，希望能在大历史中看到更多普通人的身影，使大历史更加丰满、完整，同时唤醒社会公众的历史意识，并以民间家书为基础，书写个人史、家庭史、家族史，传播人人都有历史、家家都有历史的“小历史”理念。我们鼓励公众整理家书，倡导公众书写自己的“小历史”。公众历史不能只靠专业史家来写。专业史家只能依据自己写作大历史的需要有限地增加公众历史的分量，真正的公众历史则需要公众自己来建构。这是公众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颇具前景的研究领域。

　　民间家书记录了社会公众思想和生活的轨迹，承载着社会公众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是具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性质的特殊文化遗产，是非常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化宝库。有学者指出：“中国公众史学的建构尚需通过积累大量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民间记忆、文化认同、民族遗产等多方面内容的公众史学案例，继而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培育产生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系统。”[46] 对于公众历史建构和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抢救征集民间家书的实践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30]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法学家》，2012 年第 1 期。

　　[31]2009 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后，即推出了“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展出了自清代以来的3700 余封家书；2013 年初，此展升级为“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展厅面积扩大了两倍，展陈条件大为改善，从馆藏 5 万封家书中精选 1000 封进行展示。

　　[32]比如广东深圳的谭安利先生出版了《黄埔女兵的足迹》《岁月印痕：五十年书信同窗情谊深》《安利家书选》；湖北天门的彭怀玉女士出版了《怀玉家书》第一卷；吉林省吉林市的马友联先生编写印行了《海峡两岸三姐弟》；山东淄博的许达老师编辑印行了《效石家书》（上、下）；江苏苏州的姚美家女士编写印行了《与友书》《与儿书》《两地书》；台胞张骅女士出版了自传《明月乡心》；四川自贡的李自英老师编写印行了《永远的思念：李振华家书》；等等。

　　[33]段秋艳、董采萱：《亲情记忆：母女两地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5]谢荣滚主编：《陈君葆书信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36]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7]李南央编：《俞润泉书信集》，旧金山：美国源流出版社，2009年。

　　[39]《闽南侨批大全》编委会：《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15 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年。

　　[40]代表性的专栏有：《半月谈（内部版）》2005 年的《普通人的红色家书》，2008 年的《家书中的三十年》；《百年潮》2006 年的《红色家书》；《邮政周报》2012 年的《家书絮语》；《中国档案报》2015 年的《抗战家书》；《北京晚报》2017 年的《一封家书》；《报》2017 年的《烽火家书》；等等。

　　[41]有影响的节目有：2006 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制作了 6 期春节特别节目《家书故事》；2006 年 5月 25 日，《新闻 30 分》播出《记者调查：鸿雁传书是否正成为消失的历史？》；2006 年 5 月日，《新闻联播》播出简讯《民间家书入藏国家博物馆》；2006 年 4—8 月，《东方时空•百姓故事》分别播出《慕兰家书》《国宝与家书》《穿越硝烟》系列纪录片；2011 年 7 月 31 日，《焦点访谈》播出的《红色图书红起来》，报道了我们编写的《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一书；2015 年 8 月 27 日，《新闻联播》报道了我们编写的《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2017 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纪念开放老兵探亲 30 周年播出 5 期《两岸家书》；2017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妇联制作播出 10 集系列节目《家书里的中国》；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2013 年、2014 年的春节特别节目为《一封家书》；北京电视台《纪实》《这里是北京》等栏目播出关于民间家书的专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外语广播、文艺广播、故事广播、城市广播等播出关于民间家书的专题节目。

　　[42]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1 期。[43]陈新：《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

　　[45]李娜：《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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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邓京力：《在跨文化视野下建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 年第 3 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