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galaxy网站上海书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当看到书展中那么多的人，就不禁会想，阅读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什么？

　　【美】T.杰斐逊·克兰/编 曲晓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4年7月版

　　如果看过与这部访谈录同名的影片《阿涅斯的海滩》，恐怕很难不为这位先是被称为“新浪潮之母”后来又随着年龄增长成为“新浪潮祖母”的法国导演所倾倒。这个“矮小、圆润的老太太”在八十岁时用这部影片庆贺了自己的人生、事业和友谊。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电影，而是一部拼贴了各种风格因而难以被定义的作品，但它的真诚、诙谐、自由、精巧都十分动人。

　　这部访谈录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部自传，因为不同时期的瓦尔达在接受访谈时都坦诚又精准，因此可以从中同时看到她的始终如一和不断变化。贯穿于瓦尔达的电影创作的主题是“公共和私人之间、主观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固有观念和固有观念之中隐藏的东西”，她的表达不是理论化的，而是基于“感受、直觉和发现事物的喜悦”。

　　在瓦尔达投身电影的年代，这个行业里不仅几乎见不到女性，也很少有年轻人能够获得主导权。瓦尔达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模糊到明确的变化过程，但她从十九岁起就开始为同工同酬、避孕等重要的女性权利而斗争。即使在她不被定义为女性主义电影的早期作品中，也流露着天然的性别意识。例如拍摄于1958年的短片《穆府歌剧》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她自己怀孕时的感受：“一个女性对自己孕育的孩子的关注，会让她把周围的人都看成某个母亲曾满心期盼的婴孩。没有人强迫你这样想，但当看到一个流浪汉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当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他的母亲一定想过‘他会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然后长大成人幸福生活’。”1972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瓦尔达一度成为困在家中的全职母亲，但她找到了既不放弃孩子也不放弃电影的出路，她从自己家中向外拉了一条90米长的电线，在这个距离范围内以她所居住的达盖尔街上的店主和邻居为拍摄对象，创作出了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达盖尔街风情》（1974）。1977年上映并大获成功的《一个唱，一个不唱》，讲述的是两个十五岁女孩的故事，其中有三个不错的男主人公，但瓦尔达仍然收到了一位制片人的抱怨，他对于影片中的男性没有足够的出场时间感到不满，她对此评论称：“这倒是真的。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男人（即使是一个被爱着的男人，无论他多么不凡）只占5.1%的时间。她还有工作、孩子、其他朋友和社交生活。”瓦尔达无疑让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变得更丰富更有趣，但她的创造远不止如此，值得通过观看和阅读反复体味。

　　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副标题的提问：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谈历史，讲传统中国指向的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结构，“农为邦本”一语更是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最常入人脑海的表达。不止近代，直到今天，农村依然是个被关注的、被讨论的、被审视的问题，不容忽视也不易解答。那么，农村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问题的呢？所谓“国家问题”，罗志田教授在书序中有言：“本书以1933年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立作为这一历史进程完成的标志，是一个适当的选择。那是一个政府设立的机构，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正式地把农村作为一个问题，农村也已成为一个需要政府力量来‘复兴’的领域。可以说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农村出了什么问题？“乡村复兴”复兴的是什么？也许关心这一问题之究竟的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会觉得疑问尚未解答，但作者关注这一问题的角度和思考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对自己的认知与提问进行再思考。简单地说，作者对于近代农村问题如何来的思考立足于“城眼观乡”，也就是说，当时的农村问题是如何来的？它来自“都市眼光”，是带着现代的、都市的眼光的知识人，在忧患意识极强的时代氛围下，焦虑而生出的问题。而且这些知识人出身于农业中国却又在时代转型、个人发展的道路上背离了乡土，他们所表述的乡村，“就像国中的异乡，自己未必就在其外，却也不在其中”。另一处令我很有印象的是有关那一时期中国城乡、工农之间的讨论，特别是书中所引梁漱溟对此的观察和思考：“都市的重心原来是在工商业，而中国的都市工商业并不发达；都市本来应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中国的都市则成了一个消费的地方。这与西洋的情形恰好相反。”……因此，近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也都是“这一面单见破坏，那一面不见建设”……

　　之前读有关近代的论著，可能多关注于都市而忽略了农村，读了这本书似有所思，又觉得自己“不配”，只是周末光顾下都市乡村、观光乡村哪有足够多的谈论乡土的“地气”呀！

　　马晓林教授在《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的“后记”中说，“写这本书，是非常快乐的过程”。于我而言，读这本书，也是非常快乐的过程。诚如作者自己所言，他的写作，略去了只对学者有意义的详细的参考文献和注释，更加侧重于趣味性，从长久积累的学术资料中，选取了一些有趣的内容分享给读者。在这本小书生动、轻快的叙事中，马可·波罗这位“谜一样的人物”的生平事迹变得亲切可感了起来。沿着马可·波罗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神雕侠侣》里作为剧情高潮的襄阳之战、全球无数玩家为之倾心的3A大作《刺客信条》所刻画的暗杀组织，以及著名冒险类游戏《大航海时代》系列中的重要商品——宝石和香料。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好玩的历史断片，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英】沈艾娣/著 赵妍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7月版

　　作为中西相遇历史上的关键一刻， 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华已经是历史研究中盛产名作的母题。从上世纪轰动一时的《怀柔远人》（1995）到近年备受关注的《龙与狮的对线），历史学家的一再审视使得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解读维度。

　　《翻译的危险》英文原著出版于2021年，作者沈艾娣“把目光从乾隆皇帝身上移开，转向在场的其他人”，看到了译员李自标与小斯当东。她用西方汉学研究者非常擅长的那种叙述方式写他们的人生沉浮，并与使团的命运、国家的相遇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小人物”历史的动人之处。

　　李自标在孩提时代便离开家乡远赴那不勒斯，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法国大革命中游历欧洲；斯当东幼年时便见过皇帝，看他做的中国风筝在18世纪90年代一个威尔特郡乡村被放飞，还用汉语编写了一本介绍疫苗到中国的册子。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证明了一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前的复杂世界”，这个世界并非如人们想象是封闭隔绝的，甚至“展现了我们当今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的起源”。只不过，当他们在18世纪共同经历的那个互相联系的世界逐渐远去，到了19世纪晚期，人们在另一种宏大叙事中将其遗忘了。作者从世界各地尤其是意大利的传教士档案中将其打捞出来，提供了一个从微观角度出发的全球史，也令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和翻译、共鸣与理解在今日世界的价值。

　　【法】让-保罗·杜波瓦/著 黄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4年6月版

　　2019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的篇幅，却让人读出了《斯通纳》的况味，那种对人生既疲累又解脱，既哀怜又漠然的感觉。主人公在蒙特利尔寒冷的监狱中，回望自己的一生、父母亲的一生，那些败绩累累、不断挣扎着的寻常的一生。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职业都颇堪玩味，牧师、影院老板、公寓大楼管理员、伤亡理赔师、水上飞机飞行员——散漫布置却暗成罗网，穴穴都撞在人生酸软处。里德说，所谓“伤亡理赔师”就是“给死者估价”，夹在保险公司、死者家属、法官和律师之间，如同“浸泡在一锅有毒的人性大杂烩里，人性中最恶劣的缺点、最低贱的部分都在这里沸腾。”

　　充满了划痕的日常生活像一张跳针的唱片没完没了地重复，也像那个主人公一直努力维护的公寓泳池一样脆弱、反复无常、平衡随时会被打破，拉比说：“生活就像一匹劣马，如果你被踢下了马，先闭上你的嘴，赶紧再翻上马背。”

　　而那个不断被沙子掩埋却奇异地令父亲献身宗教的临海教堂也是个好的隐喻，父亲说：“教堂被掩埋了，我们毕生的义务就是挖掘，把沙子刨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每个礼拜天聚在一起，在信仰中找回自己。”

　　小说的结尾，出狱后的主人公回到了父亲的家乡丹麦，在“新生之地”的阳光和海风中散步——不断刨开沙子、不断翻身上马既是“每个人”的勇毅，亦是“每个人”的苦役，记得《斯通纳》里曾写：“他走出办公室，踏进漫长走廊的黑暗中，步履沉重地走进阳光里，走进外面开阔的世界，无论他从哪里转过身，这个世界都像一座监狱。”

　　在中国，用石头作为书写媒材直到一世纪前后才变得普遍，这要晚于埃及、近东、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然而到十二世纪，中国积累的各式各样的石刻书作的数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尤其是，中国拥有比其他文明更多的直接出现在自然岩石表面的石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曾获列文森奖的著作《铭石为景》介绍了中国摩崖石刻从一到八世纪的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关于中国人如何以文字书写为媒介，将地理构造转变为带有文字、思想和宗教意涵的山水景观的历史”。区别于金石学家和艺术史家的方法，韩文彬较多关注石刻文本组群间的关系或其山水环境的意义。他认为，“关于中国的任一摩崖石刻，最重要的是记住它是被铭刻于某个地方的，它位于大地本身的表面而不是某个人造结构之上”，因为它不能移动，读者必须走向它，铭文的撰写者和刻制者也期望它在这个地点被人读到。《铭石为景》的正文有四章，以旅程的形式带领我们去往四种类型的铭文所在地：陕西石门汉代石刻（公共书写）、山东北魏郑道昭题刻（游仙之境）、山东北朝大字佛教石经、泰山唐代石刻（帝王书作）。至清代，刻制摩崖已经成为全国性风尚。可以说，摩崖石刻是“中国视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依然是“政治和文化权力所有者喜好的公共艺术的主要形式”。

　　【英】马丁·里昂/著 张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4年5月版

　　阅读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什么？《19世纪的法国读者与社会》一书深入探讨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中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及其社会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拿破仑战争、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再到普法战争、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和巴黎公社的诞生。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法国的政治结构，也对社会、文化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现代法国的基础。

　　作者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分析了工人、女性和农民这三大社会群体如何通过阅读获取知识、娱乐和社会信息。书中指出，工人阶级通过报纸和通俗小说了解社会议题，促进了工人运动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女性则通过阅读小说和家庭杂志获得教育和情感支持，逐渐走向公共生活。农民虽然受限于较低的识字率，但通过宗教出版物和民间读物获取实用知识。整体而言，这本书强调了阅读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展示了19世纪法国社会如何通过阅读媒介经历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转变。

　　在当今信息获取方式剧变的时代，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思考意义。19世纪的阅读习惯展示了阅读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尽管今天信息获取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阅读仍然能起到建立共识和促进变革的重要作用。例如，社交媒体和网络出版物的兴起重新定义了群体讨论与公共舆论的形成方式。

　　书中探讨的不同社会阶层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知识不平等现象有所启发。当前，数字鸿沟使得不同社会群体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和资源存在巨大差异，反映了类似的历史现象。

　　关于女性社会角色的描写尤为动人。19世纪女性通过小说阅读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窗口，逐步走向公共生活。这与今天女性在信息时代通过各种媒介参与公共讨论的现象遥相呼应，反映了阅读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书中还反映了阅读材料的选择和信息的传递如何影响公众观点。在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质量和真实性问题更加突出，如何鉴别和信任信息来源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8月的上海书展如期而至，当我们漫步于书展的展台之间，翻阅各种主题的书籍，不禁会思考：在这个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阅读的意义？如何在海量信息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通过阅读培养批判性思维，辨别真伪信息？也许，答案就藏在书页之间。

　　【英】安德里亚·L.斯莫利/著 姜昊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尔文Books，2024年7月版

　　一个美国林业工作者改行学历史，能做点啥研究？这部《天生狂野》似乎给出了一个回答。

　　在这个“森林连成一片的国家”，“杀死鹿的自由……与鹿漫游的自然权利同样是无限制的”。作者引用佐治亚州诉坎贝尔案的判决意见开篇，说明：最初“美国的动物不能被归为绝对的财产，因为它们在法律上属于‘野生的’，即‘天生野长’。它们自由自在的状态表明，其漫游的土地‘没有边界’，最重要的是，也没有主人——这就是查尔顿法官所说的‘森林连成一片’之意”。

　　从新大陆的“发现”到“边疆的闭合”，“丰富的野外生物带来的收益始终是殖民话语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这本书抽出北美殖民大背景中关于动物的殖民化这条线索，将野生动物视为北美殖民进程的参与者。作者按章节先后探讨了不同的野生动物阻碍殖民者重塑北美地貌计划的具体实例，“河狸，狼、鱼、鹿、野牛的特定行为习惯为殖民者带来了不同的障碍，也为被殖民者提供了抵抗的工具”。不同的野生动物，在这本书的不同章节里也就表现为对不同的占有表现的聚焦。

　　“‘野外’既是移民的推动力，也是移民的障碍物。”野生动物不仅是美国人完成殖民的道道障碍，也被殖民者赋予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一种狂野，似乎同时成就了双方，却是剥夺了其中先来者，以丰富其中后到者。

　　布迪厄对中产阶级如何运用他们的品味来合理化阶层差异做过研究，堪称经典。文学、舞蹈、绘画、学术，这些我们刻板印象中属于中产阶层的“品味”，本应是巩固中产阶层权力和威望的工具，但当它们与月嫂、快递员、保安等打工阶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区隔被打破了，一个新世界赫然出现。

　　作家袁凌第一次进入皮村是在爆火文章《我是范雨素》之前的几个月，之后的七年时间，他与皮村文学小组的十多位工友保持联系，观察他们，记录他们，将他们的人生故事做了全景式的回顾。在书中，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文艺青年/中年”的两个世界——被文学和艺术温暖、疗愈的“皮村世界”和被打压、被污名化的现实世界，两个世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皮村世界”里的月嫂林巧珍写作、绘画，是个闪闪发光的人，现实中她被雇主性骚扰、被老公家暴；“皮村世界”里保安张行研究庄子，甚至在《文史哲》上发表过两篇论文，现实中他居无定所，怀揣作品出版无门，朝不保夕……文学、艺术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道光，照亮了一片天地，然而对于现实，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后天的努力抵不过“基因彩票”的眷顾，他们只是进入了“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这种新型的、时髦的叙述之中。然而，某些土壤松动了，某些区隔消失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品味”不再参与“权力的游戏”，不再是中产阶层的工具；亦或许，本来就不应该有这种“权力的游戏”。

　　朱岳的想象力一直令人惊叹，从早期的《睡觉大师》到这本最新的小说集《想象海》，篇幅越写越长，但脑洞依旧大开。新作被朱岳分成了五个部分，朱岳说其实每个部分都有一个主题，只是没有明说，我试图去总结，未果。这五部分里，有几篇是科幻，但朱岳在序中写道：“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某些超现实元素投射于太空背景的尝试。”因为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偏重“空间”。比如《婚配》里，一千个单身男青年和一千个单身女青年被空投到一个外星球，让他们自由经历恋爱、结婚、组建家庭，看似大型的《非诚勿扰》真人秀现场，又似我们这个社会里年轻人婚配市场的实验，只是发生在一个孤立的星球上。“而时间与空间不可分离。”《永驻物》这篇就是关于时间的。在公元12345年，有一批公元2345年就出现的永驻物，在一万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来源、意图，引发了不少争论和运动。这些永驻物，有建筑、公路、交通工具、家用器具……也有——书，其中一本《战记》，有人认为它讲述了人类战胜时间的寓言，“永驻物即这次胜利的果实”。读这些小说，感觉朱岳的想象力有了更加宏大深远的主题。

　　【荷兰】诺伦·格尔茨/著 张红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2024年6月版

　　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尝试在尼采视角下，定义人与机器的边界。在第四章“瞧，这个葫芦”中，作者诺伦·格尔茨讨论了“技术催眠”的概念，即人们转向技术手段进行自我催眠——这被视作对人性的逃避、脆弱的逃避、有限性的逃避。我们使用大量的技术手段来让自己入眠，以达到“拖沓”（procrastination）或更常见的“发呆”（zoning out）状态。

　　这些现象并不让人陌生，想想许多网友离不开的“下饭剧”、“下饭综艺”；或者更早些时候，将长时间观看电视的观众称作“沙发土豆”……我们意识到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的“僵尸效应”，但还是会继续花几个小时一直盯着屏幕。屏幕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受。作者表示，正因为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所以我们认为对着屏幕发呆几个小时是我们应得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特权。我们知道看电视就是逃避现实，而这正是我们喜欢它的原因。

　　关于许多人提出过的“技术究竟是在为我们赋能，还是在奴役我们”的问题，本书作者也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特定网络现象的分析（例如第七章“扎克伯格如是说”、第八章“对偶像的网喷”），作者指出技术放大或迎合了我们的某些需求。但是，究竟是技术的创造者有意识地制造出本不存在的特定需求，还是人类的特定需求激发出某些技术或功能，这或许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

　　其实刚开始翻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太多期待，每一篇篇幅都很短，和书名的“宏大叙事”感好像有点不符。但是读完一篇想法就转变了。这本书里的故事不是关于医院的碎碎念，而是大部分都和生死有关。原本以为自己对这个话题已经有心理预期，可能不会再有新鲜感，但还是被其中一些故事震撼到。可能因为是真人真事，作者没有写太多细节，表述的方式也像虚构故事一样，让人觉得不真实。 但读完几个以后，就觉得离奇到小说也不敢这么写。最让人不解的应该是父母害死孩子的几篇。在一篇故事中，父亲是医生，却告诉身患高血压的儿子不必吃药，躺下平复心情就好，最终他的报复导致了儿子的死亡。另一篇中夫妻双方因为离异，不想再照看共同的女儿，任凭十六岁的女儿因患胶质瘤头痛致死。所以当回头再看作者在自序中讲到“斟酌再三，还是剔除了一些过于离奇、残忍和灰暗的故事”时，更是无法想象被删除的到底是什么。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波尔特/著 黄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4年7月版

　　这本算是电视访谈的文字图片实录版，所以篇幅很短，但是印制和排版都非常精致。要是所有的书都这么短小精悍又精美就好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杜拉斯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打发时间——“如果我内心强大到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我会什么事情都不做。正是因为没有强大到让自己无所事事，我才去拍电影”。其实杜拉斯和伍迪·艾伦有点像，他们拍电影都是因为无法忍受自己无所事事，他们都需要用忙碌的拍摄工作内心的某种情绪，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空虚。简而言之，就是让自己不要再只关注自己，而将注意力全部投入一项事业中。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应该就能理解伍迪·艾伦的电影为什么挺好看，但感觉他又没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也许对他来说做到现在这样就足够了，毕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知道这个理论能否用来理解杜拉斯的电影。杜拉斯认为自己的电影同消费社会取悦观众的电影不同，后者一旦结束放映，“电影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而我感觉我的电影在第二天才刚刚开始，就像阅读一样”。

　　这部阎步克先生的新书，收入与传统官僚制度教学相关的思考，对专制、“家国一体论”、异族政权、“连坐”等问题，提供相关数据，梳理其间关系，探讨不同观察角度，在跨文化比较中发掘帝制中国的制度文化独特性。同时，把社会科学方法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致力于“技术原理”层面的分析建构，用以深化对传统官制、特别是其位阶体制的研究。

　　必须诚实地说，以我的知识储备，其中部分章节是看不懂的，不过前两章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辨析，却让人豁然开朗。阎先生在序言中说，在清末朝野人士的脑海里，明明已有一套“政体谱系”，其中奥斯曼、沙俄、大清三大帝国是君主专制，至为清晰，无人质疑。百年后忽而有人否认传统政体之为“专制”，并有“XX式民主”的说法陆续滋生，让问题复杂化了。（viii-ix）

　　阎先生指出，“专制”最初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是、暴君的同义词，而是指权力集中化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都是相对的。

　　若打算否定“中国专制主义”概念，那么仅仅举证皇权受限远远不够，必须证明，对中国皇帝的限制是如此之大，中国王朝的集权程度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不能跟古埃及的法老相比，不能跟波斯的“万王之王”相比，不能跟印度的阿育王相比，不能跟拜占庭皇帝相比，不能跟哈里发、苏丹、路易十四、天皇、沙皇相比，为此不得不在“专制队伍”里把中国皇帝剔除，另行归入权力没那么大的君主之列。反过来说，如果连中国皇帝都不算“专制”了，那么其他皇帝、法老、哈里发、苏丹之类，是否也要同时“摘帽”呢？基于分类原理，这样的问题无法回避。（第6页）

　　那种完全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到当前的世纪才出现，称为“极权主义”。所以，“专制主义”主要用于传统君主，“极权主义”用于现代政权。二者之区别，除了集权程度外，还有一点，就在于身份关系，在于是否存在“君臣关系”。

　　阎先生认为：君臣关系，很像是放大到最大的主奴关系。在讨论“专制”时，某些论者只关注决策、行政，至于皇帝臣子的人身支配之权，却被不恰当地忽略了。……皇帝的人事权也就是一种人身支配权，对此种权力，臣子们无法抗拒。（10-11页）而且，这里的“主奴关系”是政治意义的，而非法律意义的，并不是说臣民可以被君主任意出卖、剥夺、虐杀，只是说君臣间存在着人身支配、人格依附，存在着无条件的统治效忠，有如主人与奴仆。（12页）而且，这种“统治与效忠”是无条件的。

　　接着的问题是“由谁来统治”和“为谁的利益而统治”的区别，“中国的皇帝与儒生高扬仁政、申说民生，但并没有独擅其美，古今中外的大型集权政权大都发展出了一套类似说辞。文化学者经常犯这样的毛病：直接拿皇帝、儒生的政治宣示来定性政体。然而政治宣示是政治文化问题，政体是权力结构问题，二者不好混为一谈”。（15页）最合理的标准是撇开那些高蹈的理想，直接看利益分配。用“利益分配”来识别专制，不但合理，而且在实践上简便易行。（17页）

　　2.全体臣民对单一君主的人格依附与单一君主对全体臣民的人身支配，君臣间无条件的统治权利与效忠义务。

　　第1点体现了absolutism之“绝对”的词义，第2点体现了despotism之“主人”的词义。第3点体现了“为谁而统治”的模式，与此相应，第1、2点体现了“由谁来统治”的模式。这样三点，看上去比较接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由此来辨识专制，包括中国皇帝是否专制，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17-18页）

　　阎先生接着讨论了相权、官僚机构等因素。宰相与君主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强化了专制者的能力，削弱了传统贵族。“以文官制的发达为理由来否定专制的存在，这理由并不充分。事情甚至是相反的：典型的，无不拥有发达的官僚组织。甚至不妨说，‘专制’这东西就是通过一群官吏实现的。”（23页）

　　阎先生认为，“专制”概念遭到质疑，与中文和西文的词语无法对应有关，所以出现了“东方专制主义”这种带有偏见与歪曲的概念。不过，“近代中国学人纵观古今中外种种政体，他们感觉despotism、absolutism、autocracy、dictatorship、tyranny、autarchy等等，可以归于同一个大类，其共同特点都是‘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完全可以化繁为简，通名‘专制’”。（29页）一百多年前的学人已经在中文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要不用“东方专制主义”就行。阎先生甚至开了个小玩笑：“不妨创制一个zhuanzhiism，把它推荐给国际学界，用以取代despotism、absolutism。”（30页）

　　历史地看，“专制”是近代化的一个阶梯，“专制”的正当性因时而异，两千年前创立专制被说成是“进步”，两千年后推翻专制也被说成是“进步”。取消这个标签，也就意味着取消了两千年来的进步，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呢？

　　在第二章，阎先生继续讨论了一些关于专制的问题，特别是官僚制。他指出：“官僚制以系统、精准、高效的方式，落实了‘绝对权力’。部落酋长、游牧君主即便专横暴虐，与专制帝王仍不能混为一谈：他们的权势没有官僚制的稳定支持。”（59页）至于官僚制对皇权的限制，“在中国，官僚与皇权间的角力胜利者，通常都是皇帝。那么第一，文官制所限制的，主要是皇帝的‘为所欲为’权力，但并不危及，甚至是维护皇权神圣性的；第二，官僚‘常规权力’形成的限制，也经常被中国皇帝轻易突破”。（62页）

　　最近一些年，关于传统中国的性质有各种说法，特别是钱穆所说的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所以很多人内心便生了洁癖，无论如何听不得“专制”这词。阎先生说，如要取消“中国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便需一视同仁，对所有同类政权一律免去“专制”之名。

　　我们很多人不愿接受这个概念，也许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文化感情，这当然可以理解，但要在学理上否定，其实并不容易。阎先生这两章，最大的特点是论辩的简洁、直截、有力，并没有各种材料堆积，如他所说，与其在细节上纠缠，有时候真不如返回原点、反省方法。……凡是“思辨”就能澄清的问题，我们就不去旁征博引。

　　读这两章，宛如亲历《天龙八部》中萧峰大战聚贤庄，用最普通的太祖长拳击败各路高手，令人悠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