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史，作者采访了镇江一个企业的几十个普通员工的家庭，“记述的是一个企业最普通的一线员工的生存状态”。自新世纪以来，口述史在国内特别风行起来，不仅历史学界、社会学界，而且文学界，都通过口述史来拓展空间。人们意识到，单凭文献资料来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局限，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是廓清历史谜团的可行之路。作家们更多地则是通过口述史记录当代人的生活，就像董晨鹏在《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中所做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当代史。

　　口述史首先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因为传统史学主要是以统治阶级和精英人物为叙述对象的，而口述史则向普通民众打开了大门。因此，如果仅仅把口述史看成是一种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作者就不可能向人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口述史的意义就在于作者以新的历史观来建构历史。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董晨鹏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他为什么对一个企业的普通员工充满了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从这些普通员工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最原始、最质朴的精神品质，能够触摸到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最原始的根基——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最弥足珍贵的财富！”“没有他们双手的撑持，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秉承这样的历史观，董晨鹏便以平等、客观和倾听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采访对象，他是真诚地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和姐妹，因此他“尽量让文字最接近叙述者本人的语言组织方式，它应该是最原始、最自然、最质朴的一个部分，其作者本质上就是叙述者，我只是个旁听的记录者而已”。这种姿态非常重要。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底层的非虚构类作品，但有些作者仍然是从传统的精英历史观出发去书写底层的，他们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底层的“救世主”和“代言人”，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一种他者的姿态。但董晨鹏的倾听姿态，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到底层的精神世界，真正传达出底层的声音。归结为一句话，董晨鹏的这本书，是在让底层的兄弟姐妹们来建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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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兄弟姐妹般的平等交流。董晨鹏与采访对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品尝着最精心准备的家常菜，如兄弟姐妹般促膝谈心”。他就能够体会他们的生活甘苦，能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董晨鹏的采访准确说是家访，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董晨鹏就像串门走亲戚一样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家门，虽然看到的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听到的是朴实的家常话，但正是在这种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流淌着亲情，在朴实的家常话里包含了民间的生存哲学。如唐世贵说，要说人的一生，并不是那么风调雨顺，也有很多的不如意之事。如在何少云家里，大家的共识就是：结婚前要睁大眼睛找对象，结婚后要闭着眼睛过生活。如张亮说，工作是饭碗，饭碗是生命，生命是生活，生活要有乐趣。而陈志东的话就带有一点文雅气：一个人可以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显赫的地位，只要有品位就不会让人看不起。有时平淡也是一种境界。董晨鹏捕捉到民间的生存哲学，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发现。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在社会最底层生活的人，他的故乡在他的希望之中”。他也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对生活的最真切的感悟：“‘吃苦’加‘吃饭’等于‘爱情’——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社会草根最认可的爱情公式。”他还说，听他们“讲述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使平淡，也总是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温暖。”也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董晨鹏建构起了兄弟姐妹的历史。这是让我们触摸到当代社会肌里的历史。

　　我还注意到作者的身份，他是企业的工会主席，家访是他履行工会主席职责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便理解到了这本书的另一份价值。中国的工会机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定型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巨大变化，大量的工会组织基本上名存实亡。董晨鹏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探索工会发展途径的过程。他不仅是在让兄弟姐妹建构历史，而且也是在让兄弟姐妹建构工会。我们也从董晨鹏的这本书里看到了工会的前景，工会的前景在哪里，就在兄弟姐妹们的家里。董晨鹏所领导的工会是一个开放的工会，也是一个让兄弟姐妹们作主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