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galaxy官网即将到来的台风能吹走炎热吗？谁知道呢。但是多多阅读一定能给内心带来平静。

　　本书是同时身为医疗人类学家、癌症病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属的刘绍华，记录她和母亲患病的各自经历以及一同走过的重病旅程。在记述和思考这段“生命交会时间”时，刘绍华不得不跨越人类学家恪守的“边界”，进入自身这场“田野”，体悟“正面的、负面的、坚固的、新生的、美妙的、创造的”各种没想过的生命经验。

　　书中有诸多体悟发人深省。比如：“老年的优雅，是添上了岁月的摧折而形成的美感风景。”“病人最需要的并不是勇气，而是活在当下的领悟与示弱的美德。向生命示弱、向身体的需求示弱、向愿意倾听协助的照护者示弱，才能放下忧虑负担，安顿虚弱的身心，集外界所有协助之力、之气于一身以感受支持，而不是刻意表现坚强。”“没有生病的人并不会，也不需要经历全身心的迅速变化。所以，即使是善良且具有同理心的亲友，也常赶不上病人的变化速度，或者，压根没想到病人的身心状况可能在一夕之间转型。”“病人与亲友之间的落差，不妨以这样的方式来想象：前者与自己身体的相处，就像不打烊血汗超商的全职店员；后者对病人的关注，则像轮值义工。”“重病，像是一面关系与人性的放大镜，可以让病人看清楚周遭人情的形态。”“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在刘绍华的患病与疗愈叙事中，我们能够看到病人如何接受身体与生活的剧变、一个家庭如何应对疾病的冲击和震荡、医护群体如何接住下坠之人，以及一个社会可以如何真正地履行照护的职责。

　　唐·陆羽/著 沈冬梅/译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记号Mark，2024年5月版

　　说来惭愧，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即从课本上得知《茶经》，真正对这一经典产生兴趣，进而沉下心来仔细阅读，还是因为这本《茶经译注》。切莫因为“译注”之名，而将此书视作肤浅甚至庸俗的读物。译注者沈冬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对《茶经》更是有着深入研究。此书前言对《茶经》作者陆羽的生平、《茶经》的撰写过程、《茶经》的版本沿革与历史评价，做了全面、详尽的介绍，是极好的导读文字。而正文中准确的白话译文、详尽的注释和精美的插图，则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各式需求。举例言之，《七之事》所选用的插图，既有南宋国子监大字刊本《尔雅》、明陈嘉谟编《图像本草蒙荃》中所载华佗全身像及唐周昉绢画《调琴啜茗图》（现藏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甚至还有云南勐海茶山古茶树的照片，考虑可谓周到细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吴洁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书评人马凌老师将这本书称为“伍尔夫作品中的一个异数”，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确实，大作家为狗立传，以狗眼看待人类社会，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伍尔夫。

　　弗勒希是一只可卡犬，西班牙猎犬的后代，他出生在英国的乡村，被原主人送给了巴雷特小姐，来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中心”伦敦的一个高档街区——温珀街。伊丽莎白·巴雷特，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出生于1806年，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弗勒希来到温珀街的时候，巴雷特小姐已经年近四十，经历了一系列变故的她，差不多是隐居于此，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足不出户的。书中，伍尔夫借弗勒希之眼，对巴雷特小姐所住的房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看起来十分的阴暗，甚至有些变态。弗勒希的到来，给巴雷特小姐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色，也让他很快获得了新主人的爱。就如马凌老师所说，巴雷特小姐值得拥有弗勒希，弗勒希又值得拥有巴雷特小姐。不久，罗伯特·勃朗宁出现在了他们的生活中，从开始充满敌意到理解接受再到跟随巴雷特小姐与勃朗宁先生私奔，弗勒希见证了这对诗人夫妇的幸福生活。

　　既然是一只狗的传记，伍尔夫在书中没有太多笔墨去讲述勃朗宁夫妇，甚至不了解英国文学史的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巴雷特小姐是位著名诗人。书中更没有谈及勃朗宁夫人的任何作品。但是伍尔夫在书中引用了不少勃朗宁夫人两首有关弗勒希的诗作中的句子，以及她和丈夫、姐妹和友人书信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伍尔夫为此查阅了不少资料。

　　语言上，这本传记中的伍尔夫也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幽默和诙谐。比如，她写到弗勒希来到温珀街后，“意识”到自己是一只高贵血统的狗——对，狗也是不平等的，有的高级，有的低级。“他注意到自己被批准从紫色的罐子里饮水——这就是阶级特权；他轻轻低下头，让链条牢牢地套在他的脖子上——这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于是，每次一回到家，他就在镜子里仔细地审视自己。这个时候，巴雷特小姐就会产生误解：“他是个哲学家，她心想，正在沉思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可实际上相反，他不过是个沾沾自喜的贵族。”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1882年，她的生命中也有一只爱犬——平卡，和弗勒希同一品种。这是她的同人维塔送给她的。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伍尔夫，不会让丈夫走进这间房间，但是平卡可以。或许是因为爱犬，让两位相隔百年的女性相遇在一起。

　　在《弗勒希》的最后，还附录了一篇伍尔夫回忆已故爱犬沙格的随笔《记一位忠实的朋友》，伍尔夫再次强调了人和动物、人和人的平等性，但这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令人想起了忠犬八公。

　　【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著 刘奕奕/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4年7月版

　　如果没关注这套书的初版时间，其实很容易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非常类似我们经常能读到的青春文学或者女性文学，除了女主人公非常想生孩子和想成家之外。但是从每本书的版权页可以获知它们分别初版于1967年和1971年。在那个年代，想必这么真诚、毫无顾忌并且来自女性的文字会具有一种强烈的先锋感。也正是因为作者的线多年后阅读她的文字依然觉得像是在说自己，唯一让人觉得有历史感的就是那些偶尔出现的历史事件名词。作者讲述了自己疼痛感很强的童年、亲戚朋友的性格与命运和自己分分合合的感情生活，虽然篇幅不长，却能做到让读者感同身受，印象深刻。据说托芙·迪特莱弗森的同时代人并不欣赏她的诚实，最终导致没有任何男人敢在大街上与她对话，因为害怕出现在她的下一部作品中。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作家的诚实与真诚都会造成误会和误解，但也只有真诚才具有真正的力量，穿越时空，直抵人心。

　　假使我们不带有什么工作或任务的心态，第一次去读《古史辨》或仅读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那种美妙的感觉也许堪比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第七、的第六号交响曲吧。我犹记得第一次打开《古史辨》第一册，从《自序》开始，看了两页之后不由读出声来。本来想着，念就念吧，念完它也不过就是念一个“序”……（那时候尚未看到鲁迅暗嘲某某某写一篇自序写成一本书那样的说法。）

　　因为对古史辨派的这种程度的兴趣，这次读了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这本书初版在近四十年前了，意在“把古史辨运动当作近代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现象来描述”，而“并未能稍稍照顾到上古史研究的专门问题”。因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背景，包括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这段时期的“反传统思想”、清代崔述的研究、胡适提倡的科学主张及其转述的杜威的方法、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孟姜女研究”以及清季今文经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其中篇幅尤其重在“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乃至“顾颉刚对康有为疑古思想吊诡性的继承”。

　　从思想史的视角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过程这一番解剖下来，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之祛魅，恰如本书作者所说：“我们恐怕不能天真地认为经过一场史学革命后，所有上古史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以把他们的结论当作唯一的标准，进而将这场史学革命以前所有的上古史研究成果一概视为废纸。”

　　然而，作者也写道：“……它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最大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解榫处解散开来，使得各个上古史事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拆散古史系统，重新审视它的组合过程的同时，也等于拆散了传统的道德系谱，好让现代人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一一加以衡量……古史辨运动促使人们在史学上、或道德系统上，都回到最古的源头去重估一切。”

　　在上海书展上看到这本书，作为读者以为，这应该是从医学案例、医学视角展开的一部微观全球史的著作。而顺着作者抽丝剥茧地展开这个故事，一些细节上更丰富了我的认知。

　　何鲁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特别的疾患，以及远渡重洋接受了这么一场特殊的手术并且最终死在手术台上，他应该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消息。正是因为他的死令他成为当时西方媒体关注讨论的对象，以及后世有如作者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关注到他。而即使如此，按作者书中所言，“何鲁”也只是沿袭了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中惯用的一个称谓，并非真名实姓。

　　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部分简要提一点，即医学发展的过程，这实实在在需要案例经验的积累，而这之中又交织着伦理的、情感的，比如在何鲁之死的案例中还有中西交流、殖民等多重因素的问题。何鲁这样一个穷困而寂寂无名者何以能远渡重洋赴英手术？当时的在华西人是为扶贫济弱而帮助他吗？显然不是，“医学传教”之外，其缘由更在于不想失去这个对英国医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罕见病例。所以，推荐何鲁赴英求医并给予支持的在华西医郭雷枢也算是做了充分的考量，求助其英国的导师，并积极联系东印度公司资助何鲁，提前做了沟通准备，还请中国工匠制作了一具何鲁全身的模型送去英国医院，而英国医院方面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似乎被作为手术台上研究对象的何鲁还是受到了不错的待遇，在留下的一些记载中何鲁被描述为“英勇的”——不知生死如何，依然远赴英国。但是随着作者继续揭开这场手术及后续，比如对于何鲁遗体的处理等细节时，我想读者无一不感受到何鲁之“可怜”——他不仅是奉献于当时外科技术和知识生产的实验品，而且还发生了“抢劫和欺诈”遗体的事情……

　　如上所述，也只是书中内容之一部分，书中还有更多面向的讨论，相信感兴趣的读者读了也会有所启发。《何鲁之死》呈现了由医学切入的全球微观史的精彩叙事。

　　《77街的神龛》的作者薛茗既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而她在书中展开的五个故事，正是依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丰富的人类学藏品。受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影响，一打开《77街的神龛》，我就直奔第四章“亡灵节奇妙夜”，想要看看人类学家究竟如何看待墨西哥亡灵节。而作者的思考和讲述，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此外，书中涉及的其他藏品——如萨满的神衣、《西游记》的皮影、中国西藏的唐卡和太平洋独木舟——的故事也各有其妙处。而它们所共同传递的，乃是人类学的思考方式。通过有趣的故事和丰富的插图，读者能够了解，什么是人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文明又是什么样子的。

　　【美】大卫·格雷伯、【英】大卫·温格罗/著 张帆、张雨欣/译，九州出版社·后浪，2024年9月版

　　《人类新史》在2021年首次出版时，或许成为近十年里西方考古学界最受瞩目的事件。电视、播客、报刊等各类媒体上，评论如潮，铺天盖地。就古代史而言，上一本这么红的书是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再上一本是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不过《人类新史》和前两本书截然不同。赫拉利和戴蒙德写的都是进化史，格雷伯和温格罗则是反进化论的。甚至可以说，《人类新史》是本世纪对进化论最全面、最详尽的反驳。两位大卫认为，十八世纪时，欧洲知识分子为反击美洲原住民对殖民者的批判，发明出一个人类从史前狩猎采集者，经过古代农牧民社会，最终迈向现代商业文明的进化故事。《人类新史》试图用“另一个更有希望、更有趣的故事”来代替进化叙事，以显示我们本可以拥有对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理解，并据此生活。至于这本汇聚了考古学和人类学最新成果的综合之作，究竟是否论证充分，还是存在不少争议，尚待每位读者自行判断。但无论如何，它必将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

　　本书是张新颖老师谈新诗及诗人群体的一系列文章的结集，既包括了对冯至的《十四行诗》、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等具体作品的细读，也讲述了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熊秉明、路翎等诗人诗内诗外的故事。

　　在书中四个分卷、不同类型的文章中，诗作与诗人的人生片段似乎在互相呼应、自动完型，试图“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也勾起了很多的感佩和唏嘘：

　　一九四二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中，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在穆旦的同学王佐良写的《一个中国诗人》里有所披露：“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说的个人经历，化为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由此而诞生了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经典。（《抗战和他们的诗》）

　　这份成绩单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英文系的学生，却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语课，第一学期是B，后面两个学期都是A，还选修了一门“俄国文学导论”，也是A。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就跟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学过俄语。芝加哥时期，他对俄语和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新中国的热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了这份成绩单，也就不难理解，穆旦回国以后，何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翻译了数量超出一般人想象的俄国文学理论和作品。……原来穆旦在芝大选课的时候，就想着他将来要“贡献给中国的礼物”。（《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穆旦是一个早慧的诗人，在西南联大，二十几岁的几年间，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仅凭这一时期的诗作，就足以确立他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突出位置。穆旦的诗提供了许多值得单独深入探讨的空间，譬如对于语言和经验之间的难以重合的现代敏感：“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诗八首》之四）再如个人认知对时代集体性叙述的破坏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而特别突出的，就是穆旦的诗深切地描述了敏感着现代经验的现代自我的种种不适、焦虑、折磨、分裂，这样一个现代自我的艰难的诞生和苦苦支撑，成就了穆旦诗的独特魅力和独献。到一九四七年，他才三十岁，以一首《三十诞辰有感》总结自我生命的历程，我们也许会为其中这样的画像而深受震动——

　　【英】布莱恩·麦基/编 吴芸菲/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4年7月版

　　多年前，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布莱恩·麦基与一系列哲学家对话的视频，其中不乏以赛亚·伯林、查尔斯·泰勒、伯纳德·威廉斯、乔姆斯基、W.V. 蒯因等哲学大家。更吸引我的是，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针对特定的哲学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本书的序言中，麦基也谈到了制作节目的初衷：“当时BBC第二频道的总监邀请我制造节目时，我答应了，条件是由我来确定节目内容，包括节目的主题和受邀哲学家。”

　　麦基希望向新的受众、更广泛的公众介绍哲学中一些最有意思的领域的讨论现状：大哲学家都有谁、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工作很重要；去看看延伸至今的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对哲学的某些常规分支进行类似的审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最后，需要依据哲学的最新发展才能理解所有这一切，因此需要对诸如马克思、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有一定的背景了解。

　　在我看来，该系列谈话同时具备了思想性、教育性以及一定的公共性。本书收录了这一系列高质量谈话，也弥补了当时我没能看完全系列对谈的遗憾。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与嘉宾和主持人一起做“思维体操”的乐趣。

　　【韩】具海根/著 张海东、姚烨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版

　　具海根教授的《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韩国社会变迁的生动画卷。这本书不仅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韩国中产阶级的变迁，更揭示了经济不平等加剧导致的阶级内部两极分化现象。

　　全书的核心论点在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韩国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更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结构和心态变革。具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全球化浪潮中，一部分韩国中产阶级成员抓住新机遇实现了财富积累，而另一部分则在经济变革中承受压力，这种差异加剧了阶级内部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相对边缘化群体。

　　作者着重分析了韩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与生活方式、居住区隔、教育三个关键领域的分化。这种分析框架让我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然而，具教授指出，在韩国语境下，布迪厄的阶级惯习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他认为，经历剧烈工业转型的韩国社会中，金钱比阶级文化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书中描述的韩国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的焦虑感尤其引起我的共鸣。无论是“赢家”为维持地位而感受到的压力，还是“输家”因上升通道受阻而产生的挫败感，都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普遍困境。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韩国，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共同情绪。

　　阅读过程中，我不由得将书中描述的韩国社会与我所熟悉的韩剧《未生》《请回答1988》《天空之城》等作品进行对照。这些影视作品中呈现的社会现实与具教授的学术分析不谋而合，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体现了韩国大众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呼应。

　　《特权与焦虑》不仅是一部关于韩国社会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面映照全球化时代社会变迁的镜子。它启发我们思考：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公平，如何缓解社会分化带来的焦虑？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韩国，也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生活在上海的这些年，每个夏天都没有错过南汇水蜜桃，却没有深究过桃子对上海的意义。作为一种明代的引进作物，桃子在上海被成功改良，桃培植产业在此逐渐兴盛，尤其以老城厢西北门内顾氏露香园中的为上品。明中叶至清初，园林文化兴起，上海的文人墨客盛赞水蜜桃，将它与岭南荔枝、蓬莱文杏并列，把上海塑造成《桃花源记》中的人间仙境、农业时代的福地乐土。桃子因此与“晚清中国的上海观”联系在一起，除了作为一种珍馐美味之外，还为士绅们描绘上海提供了一种叙事框架。

　　斯坦福大学博士、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历史系副教授马克·斯维斯洛克的这本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地域特色饮食文化与晚明以降的历史，以上海为舞台，再合适不过。上海居民在饮食上的几经变化，也是这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种种变迁的缩影。斯维斯洛克开篇第一章写的就是桃子，他说露香园才是当时的“老上海”。

　　当晚清时期的作家再引用桃花源的典故形容上海，便是一种“怀旧”了。此时老上海县城的地位全面下滑，在外国租界的映衬下愈显破败。西餐的风头一时无两，除了将牛羊肉的“腥臭”变成一种小众的时尚品味，陈设晶莹的餐厅装饰风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此消彼长反映在食物上，作者借《海上花列传》故事细节道来：农村来的赵二宝被卖进妓院，结识上海显贵史公子，后者发誓为她赎身。急于谈婚事的二宝家人将“许多水蜜桃，鲜荔枝，装盒成筐”送到对方府上，史公子却没有受这份礼。第二次，他们“先往聚丰园，定做精致点心，再往福利洋行将外国糖、饼干、水果，各色买些”，这次史公子欣然收下礼物。可惜，这门婚事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到底还是一群被沪上富豪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乡巴佬’”。

　　到民国时期，上海的宴饮文化又添了新内容，精英们能够借助沪上地域饮食文化的繁荣，展现自己对变幻无常的城市生活尽在掌握。在他们眼中，什么场合该吃什么菜、去哪里寻找最正宗的口味，是一门大学问。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这种知识，足可见其来历教养与众不同。随着社会阶级与权力结构的变化，各地风味在上海的地位排序也经历了一次洗牌。民国初期，川菜馆成了沪上最高档的馆子，“闽菜次之，京菜又次之……苏菜镇江菜，失之平凡，不能出彩……广东菜只能小吃”。“南京十年”（1927-1937），粤菜馆在上海逆袭，背后是沪上崛起的粤商力量；与此相反，闽菜则经历了从评价“绝佳”到“小家子气”的没落，因为缺乏改良而渐趋落伍。

　　《饮食的怀旧》对1949年以后的上海餐饮业也着墨不少，得益于作者在大富贵、绿波廊、梅龙镇、人民饭店、小绍兴、杏花楼、新雅和扬州饭店等处做的实地走访和访谈。全书最后的讨论落脚在近二三十年复兴的“本帮菜”。记得初来上海时，前辈传授吃饭秘诀：去街边老头儿老太太扎堆的本帮菜馆，一般味道不会差，那里有上海人自十九世纪起就已情有独钟的经典，比如鳝糊、红烧蹄髈以及菜饭，价格还公道。在作者看来，正是上海街头那些俯拾即是的家常饭馆，承袭了上海本帮烹饪传统的衣钵。“这要部分归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上海城市管理者肩负的一个重大使命便是重新构建上海饮食文化的特质。于是管理者将‘大众饮食’视为锻炼革命意志、启迪革命觉悟的象征。上海语境下的‘大众饮食’逐渐成为经济实惠的上海‘本帮菜’的代名词。”作者提到，“文革”期间，即便是上海高端地方特色餐馆的菜单上，也只有价格低廉的本帮菜家常肴馔——“总之，仿佛只要还有‘本帮菜’，人们就足以应对这座城市历史上的起起落落。”

　　在网络言情小说持续高涨的影视改编风潮之下，即便是不读网络文学的人，大概也能数出一连串的网络言情IP。从红极一时的穿越剧《步步惊心》、经久不衰的宫斗剧《甄嬛传》，到打出“大女主”旗号的《芈月传》，再到因男女主角的“双处”设定引发争议的《梦华录》……网络言情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屡屡成为热门话题，无疑是切中了现实世界中的隐秘或隐痛，而流行的网络言情类型不断变迁，似乎也契合了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脂粉帝国》改写自薛静的博士论文，对网络言情二十年多来的流变进行了梳理，发掘出网络言情从总裁文、穿越文、宫斗文、女尊文到甜宠文此消彼长螺旋上升的发展脉络，勾连出广大女性作者和读者对于性别议题的体认和探讨，以及从中生发的政治话语和对于另类选择的想象。

　　虽然是一部研究著作，但该书将理论建构与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言情小说的特定症候，以及对该类型代表作品的细致分析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读来并不枯燥。例如通过分析匪我思存的“京城四少”系列，作者指出不论是虐恋文中不完美的男主角，还是以受虐的痛苦换取心理制高点的情感模式，都展示了女性想要获得的不只是男性的爱慕，更是这些男性拥有和代表的财富和权力本身，这是总裁文的“自白”，而经过漫长的试验和试错过程，“甜宠”取代了“虐恋”，实现了“总裁爱我”到“我当总裁”的变化。在分析从“宫斗文”中分化出的“宅斗文”为何能够别开生面时，作者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为例，指出这一类型的兴起意味着“女性读者开始不再相信可以仅仅凭借感情，就能以小博大地取得总裁和帝王的青睐，于是后退一步进入家宅，寻找自我实现的可能”。而“把情场当职场，把老公当老板”的逻辑背后，不仅是当代女性将个人价值与爱情婚姻剥离的选择，也反映出人们在生存焦虑下对“感情”这一高风险行为的彻底回避。

　　本书导言里提到，在2007-2016年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中，出自网络言情小说的约占83%。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结语中提到的另一个数字：2013年，瑞典电影人艾琳·迪乐发起的“A名单运动”发现，世界上80%的商业电影无法满足电影中至少出现两名有名字的女演员、女演员之间必须有对话、对话的主题不是男性这三条原则。在这样的对照一下，或许可以认为，网络言情小说的确只是“庸俗”的消遣之物，但同时确实是属于女性的难得的文化空间。

　　【美】康儒博/著 罗启权、顾漩、朱宝元、陈霞/译，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2024年7月版

　　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的梦与做梦的书，作者通过梳理战国后期至晚唐（公元前300年至公元800年）的占梦书、经史注疏、志怪小说、佛道文献、敦煌写本等有关资料记载的关于梦的奇闻轶事，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人如何应对奇异梦境，另一方面将中国梦境观带入更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

　　关于梦的记载和想象以及研究，绵延了几千年。且不说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曾风靡一时，直到前几年，集体做梦依然很主流。关于中国古代的梦研究，已故的学者刘文英曾著有《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台湾也有学者研究先秦梦文化和《太平广记》中关于梦的故事。

　　相对于中国学者，作者对于梦的分类更具范式性质，他将梦分为五种范式：驱魔范式、前瞻范式、到访范式、诊断范式和溢出范式。（第8-11页）按照我阅读的理解，驱魔范式有点像我们常说的附体或噩梦，前瞻范式则是梦中预言或占卜，到访范式有点像从精神领域到实际生活，也就是线上到线下的互动，诊断范式则是针对做梦者身心问题的一种隐喻，至于溢出范式，作者解释说：“做梦者是某种自我修行者，因此梦也是从修行角度得到解读的。梦本身是清醒时修行活动的延续。梦几乎总是直接的相遇，而不是编码的。梦有着多方面的述行特征：做梦者通过梦来施行新的身份，而它是由做梦者的自我修行实践获得的；梦会促进修行；做梦者不仅仅是梦的被动旁观者。梦可以通过孵化实践（practices of incubation）来积极寻求。”这个范式不太容易理解。当然，作者也说明，这些范式只能大致契合。

　　作者接着讨论了这些记载中反映出来的梦的本质，当然，引发这些梦幻的原因是复杂的，作者将其做了归类：呢喃与隐喻、外来精灵的接触、对价值行为的回应、灵魂游荡、对能量和身体刺激的回应、内在冲突的显现、思想活动的结果。（51-82页）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作者重点讨论了古人如何释梦，特别是前瞻范式中那些带有预言、占卜性质的梦。他介绍了一些著名的释梦学者，并且也介绍了流传于民间的梦书——类似于实用手册，帮助老百姓迅速便捷地释梦。梦书具有精简性和规范性两个特点（138-143页）。相对于释梦学者，梦书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让查询的人得到慰藉，因为作者说：“敦煌指南中给出的绝大部分意义都是吉而非凶。”关于释梦的整体判断，我觉得作者下面这段话说得非常好：

　　梦的预言是一个宇宙-符号学的过程，而非心理过程，那么它所隐含与呈现的宇宙论本质是什么呢？简言之，这是一种将宇宙秩序视为完全不稳定的宇宙论。对征象的不断释读是必要的，这不是因为相信事物中存在着一种总是已然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秩序，而是因为对一个世界的警惕，在其中，事物非就像它们看上去那样，而是总在变化之中。释梦是“一门猜想的技艺”。……释梦的基础是一种定位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秩序不能被假设为是给定的：必须被不断地维持、警惕地守护，因为它总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成果，注定终将失败。所以，一方面，释梦与其他占卜方式建立于一种“对宇宙的概念化，认为它终究是可理解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控的——这与不可预测的神反复无常的干预相反”。（193页）

　　不过对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许要稍微修正的是，古人应该认为宇宙秩序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是现实的情境，需要从复杂的梦境中寻找宇宙秩序的路径，释梦错了，不等于宇宙秩序错了。释梦验证了，也不等于完全把握了宇宙秩序。

　　至于梦境的到访范式，我们应该听过很多这类故事，作者认为，这些梦境提供了以下功能：可以传递至关重要的信息、可以维系与远方朋友的关系、可以在夜里游走遥远的距离、可以治愈棘手的疾病、人们可以共享梦。（232-234页）

　　在中国关于梦的故事中，这些到访范式的梦最有趣也最生动，因为它们属于从线上到线下，而且还能起到验证的作用，比如《西游记》中乌鸡国国王托梦给唐僧，为了证明梦中所诉为实，还进行物质传递：一柄玉如意。

　　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怎样打通呢？据书中介绍，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已出版，希望能早日见到中译本。

　　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部侦探小说。作者贝基·库珀在2009年偶然间听说了一桩1969年发生在哈佛大学的谋杀案，一位才华横溢的哈佛女生被残忍杀害。然后贝基化身侦探，欲罢不能，深陷其中。几年间她对几十位和受害者相关的人士进行访谈，查阅无数档案资料，抽丝剥茧，找出三位“嫌疑人”，逐步勾勒“嫌疑人”的人物画像。然而，一切努力随着2018年的DNA检测戛然而止，检测结果显示，凶手是一个随机闯入者，这个“天生的罪犯”、杀害了不止本案受害者一人，而且已于2001年于狱中去世。整个“探案”过程好似：“波洛一个一个地梳理了嫌疑人，最后一页却发现：凶手是个砖头。抱歉。”

　　贝基·库珀写作技艺高超，把访谈、档案等各种材料编排得极其妥当；插叙、倒叙也运用得眼花缭乱，让读者跟着她的思路曲折前行。本书超越侦探小说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关注案件本身，也深入探讨了案件背后的学术界性别不平等、厌女症与制度沉默。书中所展现的对真相的执着追求，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告慰，也是对所有追求正义者的致敬。《追凶》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沉默的打破，也是对历史记忆的一次深刻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