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这是袁枚诗中对方苞与王士禛的评价,尤以评价方苞而著称,既言“一代正宗”,又称“才力薄”。后人不明真相,遂以此为方苞一生之标签。殊不知,这只是袁枚少时之见解,中年以后遂不敢“复为此论”。可惜袁枚态度的转变,较少有人关注到,他与方苞的交往,以及多年同住金陵的经历,也少为人知,而新撰《方苞年谱》却予以完整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翻阅《方苞年谱》,此类“新发现”不胜枚举。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成果,最近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编撰者任雪山先生,作为桐城派研究领域的专家,长期致力于方苞研究,而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大著,正是其多年研究的集成之作。相较于以往的同类著作,《方苞年谱》呈现出三大特征。
年谱通常被视为史学类著作,详述世系,诠次岁月,围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展开叙述。然而,其叙述的范围与边界究竟在哪里,即哪些历史应当被纳入考虑,哪些应当被排除,并无明确的共识。所谓的“应当纳入考虑”的内容,既受到编撰者专业与学养的限制,也牵涉到多种现实因素。而所指的“历史”,究竟是文献记载的历史抑或实际发生的历史,是谱主生前的历史还是其身后接受史,亦无定论。这一事实既为年谱编撰者带来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也就是说,在相对不变的体例模式中,尽力寻求变化与突破。
从结构来说,年谱编撰一般包含谱前、谱中与谱后三个部分,而《方苞年谱》不走寻常路,没有设置谱前与谱后。即便通常置于谱前的家族世系,在该年谱中也被精简而移至谱文之后。不设谱前,精简世系年表,尚可理解,毕竟相关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过多赘述反倒失于冗长。但谱后缺失则实属少见,况且谱主方苞乃一代文宗,桐城派三祖之一,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那么编撰者为何不设谱后呢?通读《方苞年谱》会发现,其实相当一部分本该置于谱后的内容,已经被择要融入谱文之中。比如方苞辞世后,岳麓书院山长宁乡王文清有诗缅怀,诗创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但撰者却将该诗移至乾隆十四年八月,方苞去世时的诸多祭文悼诗序列中,并交代了时间背景。又如方苞出售莲花池田一事,年谱不仅以方苞与弟子单作哲信札作为佐证材料,还增加按语,指明此事在王介山《诗礼堂古文》、萧穆《敬孚类稿》、刘声木《苌楚斋续笔》等均有记载,适当补充了此事的后世影响。从上述例证可知,撰者并未忽视谱后内容,而是将谱后引入谱文之中,显然这一做法是有意为之。当然,也不排除《方苞年谱》谱后内容过大,留待日后另作处理。况且,若重笔于谱后,核心部分的谱文则必然失衡。如此一来,融谱后于谱文之中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文献来看,《方苞年谱》挖掘和征引了大量新材料,尤其对方苞著述与生平进行了细致考证与辨析,也因此有了诸多新发现。如《方苞年谱》指出,方苞居官之时,门人已倡议编纂其文集,但方苞不太支持,而于乾隆七年(1742)致仕归里后,门人再倡此议,方苞的态度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乾隆十四年方苞去世,《望溪集》已经有多种版本流传。年谱即通过谱文,结合按语,对《望溪集》的编纂过程及刊刻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详尽考订,尤其探析了后人多未见的乾隆十一年初刊本之具体情形,揭示其“二百六十篇、一百四十七位评点者、三百五十余条近两万字评语”之史实,与今人所见没有评点的方苞文集完全不同。年谱还考证,抗希堂本《望溪集》最后刊刻时间,并非通常所见的程崟作序时间(乾隆十一年),而是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后完成,距离方苞逝世的时间已不足一年。因此年谱编撰者认为,方苞家刻抗希堂本《望溪先生文偶抄》为方苞生前文集最终定本,可谓理据充分。此外,关于方苞文集篇目,《方苞年谱》也有细致考证。年谱指出,方苞去世前一年曾托付后事给好友全祖望:“吾老,未必久人间,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可惜,后来长子方道章早于方苞去世,全祖望也几年后去世,方苞文集的编纂任务就搁置下来。
从理念来看,《方苞年谱》致力于塑造一个立体、全新的方苞形象,而非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学家标签的表面认知上。年谱不仅记载方苞一生的事迹,还对其生活、交游及学问思想等进行了细致梳理,比如讨论方苞与清初科学之关系。《方苞年谱》指出,据耶稣会士白晋《康熙皇帝》一书所言,康熙帝曾有意在中国设立科学院,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正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蒙养斋所开展科学活动,与法国科学院既有相似性,又彼此有往来。而方苞在蒙养斋度过了十年时光,在此期间,他参与纂修御制乐、律、历、算诸书,并接触到当时国内外一流科学人士。其中,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曾在蒙养斋讲授如何操作拉伊尔仪,康熙帝亦曾授蒙养斋诸臣习西洋算法,耶稣会士还于此间测绘完成了《皇舆全览图》,以及当时有关中学与西学优劣之争。方苞作为见证者与参与者,与梅瑴成、王兰生、顾陈垿等算学家朝夕相处,切磋琢磨,顾陈垿称方苞为蒙养斋经术湛深第一人,当时满族仕宦高层多就教于方苞,包括帝师徐元梦、皇子近侍完颜保、隆德兄弟等,诚亲王允祉还聘方苞为王子师。可以说,方苞站在当时科技前沿,接触了当时中外科学家,涉及数学、几何、代数、天文、历法、测绘等专业科技知识,这与今人所知文学家的方苞形象截然不同。
年谱虽为历史学著作,但编纂时也存在不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年谱理念。相较于以往的年谱,《方苞年谱》最凸显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尝试了学术研究型年谱的新路径。研究性与非研究性年谱之间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史料的考订和史实的裁断。非研究性年谱,通常以史事陈述为主,尽量避免掺杂个人见解。相较而言,《方苞年谱》除对史事做出比较客观、翔实的陈述外,还加入诸多编撰者的分析和评判。
其一,利用家谱,得出新结论。方志与家谱均属于地方性文献史料,彼此有交叉有补充,结合二者,可以解决不少学术症结。如《左忠毅公逸事》,为方苞所作名篇,然创作于何时,长期存疑。苏惇元《文目编年》列为“年四十至五十”之文,田丰称此篇评议明代史事,应作于《南山集》案发之前。而《方苞年谱》则认为该文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前,属于典型的方苞早期作品,与《高阳孙文正逸事》《石斋黄公逸事》一样。年谱编撰者先是关注到《望溪集》初刊本中吴柳宽对《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之评点,接着考证出吴柳宽即吴御,又依据《麻溪吴氏族谱》查得吴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故得此判断。但这里仍有一些疑惑在,因为该文开头称“先君子尝言”,如此则当作于方苞之父方仲舒卒后,即康熙四十六(1707)之后。对此,年谱编撰者亦有分析,他认为康熙四十七年,方苞回到桐城,夜坐左光斗曾孙左文韩斋中,叩问左光斗逸事,此时或许修改《左忠毅公逸事》。如此看来,编撰者这一判断,也是有案可稽。此外,年谱还考证出光绪七年《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二《人物志》、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收录吴御时,误写作“吴衔”。
其二,利用他人年谱、别集,拓展新世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考究谱主人际交游网络,可以有效呈现谱主更多真实面相。《方苞年谱》几乎完整还原了方苞的“朋友圈”,一些之前未曾注意到、却与方苞有重要来往的人物,被发掘出来,方苞世界也因此得以拓展。比如全祖望,浙东学派知名学者,然鲜有人知道他与方苞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方苞年谱》撰者通过细致研究全祖望的年谱及其诗文集,全面梳理出方、全二人之间详细的交往记录。年谱指出,雍正八年(1730)全祖望初入京,即上书方苞讨论《丧礼》,方苞大异之,全氏之名遂因之鹊起。雍正十年,全祖望与方苞长子方道章一起中顺天乡试,方苞由此与全氏更相契合。此后,全祖望与方道章又结为儿女亲家。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进士及第,方苞时任礼部侍郎,后推荐全祖望入三礼馆修书,全氏因故转荐他人。方苞刻印文集时,亦赠与全祖望。方苞晚年,全氏过金陵拜谒,方苞更是以身后编纂全集之事相托。方苞逝后,全祖望为其撰写《神道碑》。此外,全祖望文集中还详尽记录了方苞在朝廷时的交游情况,堪称了解方苞的第一手文献。再比如孙奇逢曾孙孙用正,与方苞一生往来密切,亦少有人关注。而《方苞年谱》撰者,寻访到孙用正《缄斋集》全十六卷,补充了二人交往的大量一手史料,《方苞年谱》对其深度利用,不仅完整呈现了方、孙二人近五十年的交往历程与深厚情谊,而且揭示方苞花费十年时间精心校订《孙奇逢年谱》的过程、方法及其秉持的理念。同时,还厘清了方苞创作《孙征君年谱序》《孙征君传》《与孙以宁书》《修复双峰书院记》等文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彻底澄清了以往存在的种种猜测与模糊理解,为学界研究夏峰北学与桐城派提供了宝贵文献。
其三,利用不同文献,作出新论断。之所以说《方苞年谱》是学术研究型年谱,主要在于其能深度解读文献,详尽考订,濯旧出新,从而订正以往一些错误判断或结论,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敢于作出综述性的新论断。比如讨论颜李学派的李塨与方苞之间的关系,年谱在谱文下配有一段按语:“方苞与李塨,一南一北,一为桐城派宗师,一为颜李学派宗师。二人一生往来三十年,易子而教,换宅而居,虽多次论学不合,但不妨为至交。李塨与恽皋闻书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方苞《与黄培山书》,将刘古塘、张彝叹、王源、李塨并称‘敦崇堂’四友。李塨《恕谷后集》有相关方苞文章四篇:《甲午如京记事》《与方灵皋书》《挽方灵皋之母吴太君辞》《书方灵皋一节》;《恕谷诗集》有诗一篇:《宋涵可价方灵皋字以诗为贽请业步答》。《方苞集》有相关李塨文章五篇:《与李刚主书》《李母马孺人八十寿序》《李刚主墓志铭》《李伯子哀辞》《释言》,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从按语来看,撰者所作判断有理有据,与以往所论方、李二人关系并不相同。再如讨论张英与方苞及桐城派之关系,年谱亦配有按语:“张英为方苞入朝前桐城人在朝廷之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对乡邦士人多有关照,与方家亦有姻亲关系,但方苞拒绝张英关照:‘众附恐后,余避不前。北试京兆,牒过礼部。公比群士,谓宜独步。凡在列者,凑公称师。余独自外,接以常仪。谓公余弃,公心以倾。’《方苞集》卷十六有《祭张文端公文》;《集外文》补遗卷一《张文端公墓表》(代李光地作)。据此,方苞与张英彼时之关系,尚属不错,朝廷大臣也知道他们同乡(同籍)之谊,但也仅仅如此,不宜过度夸大。方苞在朝廷前期往来者,主要为李光地、韩菼、徐元梦、顾琮、朱轼诸人。后世有研究者称,张英是桐城派或对桐城派形成有很大影响,于历史事实不符。方苞、刘大櫆时代,并无后世所谓‘桐城派’。桐城派并非某人建立,而是逐渐建构形成,姚鼐为桐城派真正奠基人。方苞与刘大櫆的‘桐城派三祖’身份,为后世追封。姚鼐早期及其之前的人与事,都不宜直接从桐城派立论。”很显然,这段话不是凭空而发,有很深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考量,并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扼要言之,《方苞年谱》的综述性论断文字,虽然篇幅不长,也可能带有个人观点,但都能从文献出发,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读者理解人物及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大量使用新文献,是研究型年谱的重要标志。《方苞年谱》征引丰富,其中方苞著述18种、史志类文献251种、家谱年谱类112种、诗文集类246种、现代著作37种,合计达660余种。仅就方苞著述而言,《望溪先生偶抄》初刊本、吕公溥本、官献瑶本,以及《传恭斋尺牍》《望溪先生尺牍补遗》等都是首次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被使用,特别是方苞与门人雷鋐信札二十封,后世只有晚清时期桐城学人萧穆提及,而该年谱将其全部披露并完整引用。可以说,这些新文献的发现与挖掘,为《方苞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新的言说维度和历史空间,从而立体展银河集团网址登录示了方苞作为古文宗师、时文宗师、修书总裁、翰林院教习、罹罪之人、庙堂理学家、经史学者等多面精彩人生。
年谱的编撰重在对史实的准确把握,而史实往往依托于文献,但史实与文献之间又非完整的对等关系,有时存在一定的禁忌与恩怨,使得部分文献缺失。为了弥补缺失,需要更多的相关文献来补白,《方苞年谱》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方苞所处时代,文字狱大兴,方苞受《南山集》案牵连而入狱,这一罹罪经历对方苞影响极大,以致令他成为友朋眼中的“禁忌”。禁忌的产生又使得一些本该清晰展现的文献隐入尘烟,如翻阅方苞友人李光地、朱轼、徐元梦、杨名时、蔡世远、陈世倌等人传世文集,极少提及方苞。对此,《方苞年谱》采用三种方式,解决这一疑难:其一,深度挖掘现存文献史料,寻找蛛丝马迹;其二,以共同从事的工作,补充史料的不足;其三,辅以他人诗文集记述,佐证其事。尤其是第三点,《方苞年谱》运用得妥帖娴熟。比如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古今无异词,但在同一时间场域中却难找到实证,而年谱撰者发掘出方苞好友李塨《甲午如京纪事》一文。该文记载方苞“自讼”尤其细致:“黄昏往,灵皋问过曰:‘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蓦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此外,年谱又征引门生雷鋐《读书偶记》所载方苞为友人居丧事:“望溪师言,人子居丧,三年不内寝,不饮酒食肉,名为士大夫有未能行者,今既知之,追悔不及,却有补行之法。每值亲忌辰之月,执行一月,此心隐痛如居丧时,则其性行必不浮薄,此躬行最切要处。高淳张彝叹,名自超,穷经笃行,望溪师之执友也,彝叹死,师三月不入内寝,或疑为过礼,师曰:‘若不如此,平日之交皆伪情矣’。”综上可见,《方苞年谱》所征引材料充分证实了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以及注重践行的学养与德行。
第三方史料的运用,不但能突破禁忌,还能揭示一些重要信息,解疑答惑。如方苞在朝廷工作三十年,前二十年主要致力于编纂书籍,但雍正九年(1731)至十一年短短三年间被火速提拔,官至二品礼部侍郎,个中原委一直模糊不清。《方苞年谱》则以朱轼《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等第三方史料为线索进行梳理:雍正九年三月,方苞奉诏与朱轼、吴襄、吴龙应、顾成天、曹一士等逐条摘驳吕留良《四书讲义》《语录》。十二月,谕大学士朱轼等刊刻《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并颁布直省学宫,同月,方苞擢升左春坊左中允。雍正十年五月又升翰林院侍讲,七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吕留良案定谳,同月,方苞校刊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刊成。雍正十一年三月,方苞代果亲王允礼编选《古文约选》成,为八旗子弟官修教材。四月,方苞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这些文献可知,方苞凭借自己出色的学问功底,从政治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这才是其迅速擢升的重要原因。当然方苞与朱轼等人关系莫逆,也可能是其擢升的推手。至乾隆元年,随着朱轼等好友相继离世,方苞亦被革职。
除了各类禁忌之外,谱主个人及家族恩怨,也造成一些文献与史实的忌讳。比如张廷玉与方苞,同为桐城籍,在朝共事几十年,交往不少。但《方苞年谱》认为,二人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刻意疏远之嫌。年谱根据一些材料指出,不仅刘大櫆落第与张廷玉有关,方苞长子道章不得志也与张廷玉相关,道章儿女亲家全祖望甚至称“故相尤恶之”。不唯如此,方苞在世时所编《望溪集》中也不提张廷玉。而细读《方苞年谱》会发现,编撰者似乎也有意淡化方苞与张廷玉关系,统计下来,全书涉及张廷玉的内容只有五处,即便在方苞去世的当年,张廷玉告老还乡之事也未见记载。尽管撰者这一处理方式未必妥当,但从谱主方苞角度来看,当有不同的意义在。如此看来,望溪异代有知音矣!
顾颉刚先生曾说:“人们谈起方苞,只看他是一位桐城派文章的宗匠而模糊了他的学术工作。他屈抑了二百年了。”顾先生所言耐人寻味,造成方苞形象窄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学术之争与桐城派的标签化应是主因。近些年,随着大量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为深度研究提供了便利与可能,而《方苞年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文章在阅读中被升华,历史在书写中被创造。《方苞年谱》的出版,为今人全面认识方苞与桐城派提供了最新文献,对于了解康乾盛世的崛起也大有裨益。相信开卷即入宝山,必当满载而归矣。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江南桐城人,清代文学家。桐城派是清代以下重要的古文流派,影响巨大,方苞与姚鼐、刘大櫆并称,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方苞为学以程、朱为宗,提倡古文“义法”,追求道文并重。文风简严精实,古文写得雅洁自然,富有感染力。方苞的成就不仅限于古文创作,其作为官员、学者、选家,事迹亦多,只是为文学声名所掩盖,受到关注相对有限。现在这部《方苞年谱》,即力求通过充分的文献调查与考证,全方位、多面向地呈现方苞立体的历史形象,为读者了解方苞生平、所处时代、桐城源流提供一份扎实可读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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