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共生、彼此依存的特质， 决定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彼此联通与交往的世界。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文明体系交互、发展的必然结果， 很难用“ 交通走向”、“盛衰” 笼统概括， 更不能将之归于某一个特定民族或者文明中心的专利。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丝绸之路研究不再局限于“两点一线”的中西交通史问题，更多转向两点之间的历史盲区——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亚商旅社会，并日益重视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部分学者却矫枉过正，将丝绸之路历史描绘成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这又陷入单一文明决定论的窠臼，重蹈了欧洲中心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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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世界历史观不同，丝绸之路往往折射出不同的历史意涵与形象。19 世纪以降的欧洲中心史观曾左右着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解读。当时西方的世界历史理论一般认为古代东方文明是孤立、静止的，正是由于欧洲文明的扩散，才使世界由孤立分散走向整合。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西方学者把丝绸之路视作西方文明与东方联系的人文地理线路。而他们使用“丝绸”命名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出于对古代东方文明有深入了解，而是因为其问题意识的出发点源自古希腊地理学关于西方通往东方丝国“赛里斯之路”的朦胧认知，并试图通过实地考察与博古之学去证实其现实情况。由此，丝绸之路被简化为西方世界联通中国的一条条路线，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两点（中、西）加一线（地理路线）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将“路线”从古代多元文明交错、互动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将之视作单纯的地理通道问题，以至于在两点之间、构成丝绸之路完整历史的其他文明被有意无意地无视。当代学者在反思近代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研究时，往往将这种盲区视作历史认知的“黑洞”。

　　二战结束后，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人们走出西方话语的遮蔽，才发现古代世界诸文明间早已存在形式各异、规模庞大的交流网络。尤其是对欧亚草原游牧社会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发现的多语种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出古代游牧民族与中亚商旅社会在沟通欧亚文明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改变了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形成更为多样化的历史阐释模式，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摆脱“西方中心论”是有益的。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古代游牧者缔造的“中央欧亚帝国”，才是世界历史中最早建立的“世界体系”。部分学者在论述中更是难掩其“超越”西方中心的兴奋，将丝绸之路等同于“中央欧亚帝国”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实际并不存在，只是为了通俗易懂地说明“中央欧亚”在前近代欧亚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使用的一个概念术语。更有所谓“学者”竟然作出带有偏见且明显指向现实的推理演绎，提出丝绸之路的历史专利应归于古代游牧民族及其当代继承者，并借此批判所谓“中华中心”，这就难免“一叶障目”了。

　　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理解历史资料、建构世界历史理论的“常识”存在问题，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世界体系论、全球史的概念，但其解读与阐释史料的思维理路与传统欧洲中心论并无差异，其区别只是替换了中心的主角而已。由此，其研究对象的历史贡献和学术价值会被无意识地“放大”，某一群体或文明的优越地位也“水涨船高”。受此影响，博古考据与史事论证越细致深入、言之凿凿，其与历史真相越南辕北辙、相去渐远。

　　当代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对“中心论”的祛魅化，注重探索古代世界存在的普遍联系与互动现象，并将各大文明置于平等的视角中进行比较与思考。在这种理路下，丝绸之路研究不是要突出特定地域文明体系的中心价值，而是要通过不同的历史互动网络，揭示古代文明相互依存的关系，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社会基础与发展趋势。

　　古代世界各文明不是孤立发展的。不同文明在适应、改造特定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存在资源交换以及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最终实现文明之间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共生与交往是人类古代文明发展的必然选项，亦是丝绸之路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最初是生态—经济区域之间自发的资源交换与联系，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日渐提升，逐渐衍生出自觉建立与维持的大规模互动网络，形成联通多种文明的重要纽带。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发展相始终。

　　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依存与互补是交流互鉴的经济基础。欧亚大陆范围内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互补与依存，是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的关键。近年，考古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证实，自史前就已出现大范围的资源流通网络，游牧—农业生产方式的分化与互补，是古代世界交流网络的重要社会基础。这种资源流通网络主要实现了生产资料与技术的自然交流，比如农作物与畜牧产品的交换与流转，冶金、驼马运输等生产技术的普及。依托生产资料与技术的扩散，语言、艺术形式乃至生活方式能够得到融合与发展。物质资源与生产技术的流通，在推动游牧生产方式专门化的同时，也为欧亚草原政治文明的复杂化与集中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古代游牧生产方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相当依赖与周边文明的资源交换，这造就了欧亚草原游牧社会及其政治文明较为开放的社会结构，成为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之间的“天然中介”。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同定居世界交往与互补的格局中，这种“天然中介”才有存在的意义。譬如，古代中国本身就是兼跨游牧、绿洲、农耕等不同生态区域—生产方式的庞大文明复合体。约自公元前3000 年以来，游牧—农耕互动网络不仅形塑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也使古代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得以传播到欧亚草原腹地。考古人类学者一般认为，以丝绸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物质文化北传、西传至游牧社会后，演化为游牧部族政治精英展示其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物。

　　同时，游牧社会具有极强的离散性，其政治组织的集权与凝聚，离不开农耕定居社会的物质资源支持。因此，很多学者发现，世界历史范围内，超大规模的游牧政权如匈奴、突厥等，主要出现在蒙古高原，而这些北方游牧政权与南方中原王朝，大致都处于同一个兴衰周期。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构建了庞大的资源流通网络，其繁荣与衰退足以左右所谓“中央欧亚帝国”的命运。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草原游牧文化模式只是欧亚大陆东部区域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央欧亚”史观建构的所谓“草原游牧中心”模式以及所谓“丝绸之路帝国”，无法全面正确地解释丝绸之路的历史。

　　沙漠绿洲之间长途跋涉的驼队商旅、通衢大道贯通东西、异彩纷呈的多种文化交融，这些我们熟悉的丝绸之路景象，不过是理解丝绸之路历史内涵的冰山一角。丝绸之路世界历史的理论建构，应更深入阐述塑造这些历史景象的共生网络及其社会基础，揭示其整体面貌，解读其形成的历史原理。对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而言，至少有两个解释维度值得注意。

　　唐代碎叶城遗址（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古代中国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图为碎叶城的遗址（局部） 本文作者/ 供图

　　第一个维度是古代文明共生发展的生产、生活资料交换网络。如前文所述，游牧社会并未形成欧亚世界范围内的单一文明中心，而是往往与其毗邻的定居社会形成同构共生的复合型文明体系，再发挥游牧社会体系横跨欧亚草原的地缘便利，成为联通多样文明体系的历史桥梁。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舞台。在这一舞台之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的历史互动所形成的扩散效应，不仅奠定了北方游牧社会在欧亚草原范围内扩展历史影响的基础，更能够推动古代中国文明体系与域外文明体系在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形成宏观历史的间接交互关系。

　　这些由人文—地理因素自发形成的庞大而细密的社会日常网络，远不能被称之为专门化的商贸交往网络。但这些因社会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共生网络，却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跨文明交往的主要通道。这些“毛细血管”虽然长期处于历史聚光灯之外，但润物无声，通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断汇聚与整合，塑造了超越地方社群意义的“世界历史”结构，实现多个文明中心的联通，形成贸易商品来源地与消费市场的良性互动，支撑起真正成规模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相互依存的历史事实。

　　第二个维度是长距离驼队贸易、跨文化的人员与物质流通。这些都是古代世界跨文化交往的高级形式，受到古代文明间互动的具体形式、稳定程度、历史规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属于宏观区域历史结构稳定发展的产物。

　　古代文明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都会促使其投入大量政治、军事资源，保障长距离贸易路线沿途绿洲、农业定居点、游牧部族通道的畅通与安全，进而将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社群依存共生的“毛细血管”汇聚、联通成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这在古代中国复合文明体系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古代丝绸之路东西向的畅通，往往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同处于繁荣周期，形成维护历史秩序合力的结果。双方都致力经营东西战略通道，以维持与欧亚内陆“枢纽”地带联通的顺畅；在必要时，双方还会通过政治、军事手段维持丝绸之路东西沿线政治秩序的稳定，从而与域外文明体系共同支撑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大动脉。

　　同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体系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对远方异域奢侈品的强烈需求，推动远距离商业贸易的繁荣。像粟特人这样的商旅群体应运而生，他们的活跃程度取决于古代中国、波斯、拜占庭等文明体系兴衰的宏观历史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学者无限拔高粟特等商旅群体的历史贡献，认为他们决定了中国等丝路沿线文明体系的历史结构，就在逻辑上本末倒置了。中长距离驼队贸易的盛衰，虽是判读丝路联通的多样文明是否强盛、宏观区域秩序是否稳定的风向标，但不能仅依据商旅群体的历史资料进行反向演绎。

　　综合观之，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社会网络与宏观区域历史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共同构成理解丝绸之路历史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揭示了古代文明交往的必然逻辑，第二个维度则决定了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高级形式。目前大多数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主要围绕第二个维度展开，重点研究从事中长距离贸易的商旅集团，忽略了其背后游牧—绿洲—农业定居社群之间庞大而细密的日常生活网络。实际上，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丝路景象，只有在宏观文明体系互动秩序处于稳定状态下才会出现。当区域政治秩序崩溃，无法维持中远距离奢侈品贸易的情况下，地方社群的交往仍会继续发展，并承担中继作用，从而实现跨文明间的间接性历史交往，塑造丝绸之路的另一种历史面貌。

　　通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共生、彼此依存的特质，决定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彼此联通与交往的世界。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文明体系交互、发展的必然结果，很难用“交通走向”、“盛衰”笼统概括，更不能将之归为某一个特定民族或者文明中心的专利。

　　我们要摒弃很多先验的价值判断，更加关注跨文化的多样交往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历史底色，可以视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结构的追溯和探索，我们会更加清晰地发现，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生、共享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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