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主体，“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每前进一步，历史积淀就厚重一分。经济实力一步步凸显的同时，我们也从未忽视对历史的尊重。

　　本期《金史聊斋》请来三位在金融、历史、文化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从上海的银行修史延伸，以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金融史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城市金融文化。

　　金融修史，就是一种解读。那么请问各位嘉宾，在当代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解读金融史？

　　傅为群（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我认为，解读金融史，可以从机构、人、货币这三条线进行解构。拿货币史来说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货币文化，从最原始的贝币到青铜币，从金银元到纸币，每一个阶段都有很丰富的故事。但我们研究古代货币一些史料发现古代的金融纪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简略的，通常只笼统记录今年筹造的钱币有多少贯。但如果我们着手从每个时代的货币量研究就可以知晓货币量其实是透露出朝代经济发达与否的讯息。再比如说为什么宋朝的时候会有纸币出现？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大。因此，解读不仅仅是表象，更要探寻其发展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解读，应当用一种包容的心态，中国的近代金融史发展进程中，我们被迫接受了中西方文明的相互碰撞，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主动迎接来自西方文化的碰撞，而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下，与西方金融文化的接触更进一步扩大。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文化的碰撞让我们更快地分享到先进方便的金融工具。甚至有些金融业务文化思想是从中国流传到西方，而西方国家在本国需求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形成了很成熟的一套机制，然后重新在中国引用，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和西方的再创结合所焕发出来的能量越来越大。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我对银行博物馆出版了大量反映从古代到现代金融历史书籍这举动感到钦佩，同时，从博物馆的这些书籍我更看到了编撰人员尊重历史、正确解读历史的专业精神。因为客观地解读金融历史，传达一种正确的文化导向，对于当代人来说，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我举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山西票号就己经有财股与顶身股并存的股俸制度，很多的资料对这一现象仅仅解释为当时的山西票号已经同外资银行一样现代化。但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也许是他有丰厚的儒家文化熏陶才促成先进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说，我们是用西方的企业去衡量当时中国企业存在的价值，证明当时中国金融机构就已经如同西方外资银行一般现代化？还是为了探讨在当时的特有环境下中国的金融业务形成的深刻原因？我认为，后者的解读对大众来说，更对于金融客户，甚至于金融从业人员来说，更有指导价值。

　　当我们重新解读金融史时，我们无法隔断历史去片面看待某一时期（或是清朝末年或是民国时期）金融业的发展，假若没有西方近代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那么中国传统金融业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傅为群（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票号作为中国传统金融业的代表，对我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垮台，并不在于西方近代金融业的竞争，而是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到后期甚至沦为清政府的附庸，转向为清政府服务。因此它成为了清朝政府灭亡的殉葬品，退出历史舞台。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我也认为，虽然外资金融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但即便没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渗透，近代民族金融业退出历史的舞台也是必然的。他们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当时国家的政治动荡造成的，中国的整个近现代一百多年里本身就不是一个和平演变过渡的过程，而是到处充斥着革命和改朝换代。此外，资金不足、传统金银业务退出市场流通场以及没有国家的支撑，这些原因都导致了近代民族金融业基本上难以延续。

　　近代西方金融对中国的渗透，是对票号、钱庄这种中国传统金融发展的阻断，还是对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启蒙？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拿金融信贷来说，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信贷业务和传统信贷关系，远的说我们有实物信贷，有古老的高利贷信用的当铺，近的说有明朝中叶以后产生的钱庄和与钱庄性质相近的银号，还有后来形成的票号、银行，金融信贷活动也是源远流长。

　　但近代西方金融业务在入侵过程中，对中国信贷业务、信贷文化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方的金融业发展的比较早，在开展理财或者资金配置方面有比我们更先进的工具，金融机制和制度也发展的比较成熟。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购买商品其实不需要全部动用自己的资金，可以借贷，并且借来的资金还可以派上更多的用场。同时在西方银行入侵的进程中，我们的一些有识之士，留洋回国后创办了现代的商业银行，并作为一股兴起的民族金融业与外资银行相抗衡。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金融业务总是在向前发展。即便没有西方金融对中国的渗透，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前行，中国金融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金融业发展起到了提速的作用，近代后期中国金融业的主干还是官僚家族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加之中小私人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的建立，让我们看到了有别于古代金融服务理念的现代金融服务的萌芽。而且，近代众多金融机构的掌门人，有很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或者在外资或近现代金融机构中磨练出来，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当他们成为某家银行的领导者后，自然而然地会把现代金融服务理念贯穿于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当然，由于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有经营属性也会在其中有所体现，比如那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人情味等。

　　在谈到传统金融业，许多人总将其与西方银行对比，认为其显然滞后于西方金融业，嘉宾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傅为群 （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 ：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在近代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美元是现在的世界货币，而我们中国最早的世界货币就是近代山西票号的汇票，面额很大，其中不乏一千两白银的面额，最为可贵的是这种汇票可以流通转手，直至阿拉伯国家、东亚，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都是可流通的。我也见过一些老照片，呈现的就是当时在俄罗斯开的山西票号。可以说当时的世界货币就是山西票号的汇票。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我不同意中国传统金融业不如西方金融业的说法，甚至我认为，如果将过去中国传统金融业务的一些经营理念和方式，放在现代来看，还有许多让我们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地方。比如，清朝年间山西日升昌票号的分号遍布全国各地，达35家之多，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个省都设立了一个分行。在当时既没电报又无汽车，更无电脑网络，山西票号却能够在全国组织成一个如此畅通的网络，并且管理非常好。是通过家族人际关系还是通过一种很好的股权激励，还是有很好的考核制度？在现代社会的金融业又如何形成一套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或伦理关系、经营的方式与精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的。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我们要去照搬山西票号这种模式，而我们需要懂得他的精髓，研究的是他们背后的经营模式，这是研究票号的意义，不也正是我们当下修史的意义吗？

　　傅为群 （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 ：我来谈谈过去对钱庄的一些误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上海钱庄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西方外资银行进入上海的最初都无法与之竞争。西方银行要资本输出，就通过贷款给钱庄，钱庄再用这些资金借贷给商人收购农副产品。于是有这么一种言论，认为钱庄在当时是充当了外资银行的买办走狗，为外资银行敛财。

　　其实我并不认同这种片面的说法，以商人的眼光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利润，商人的原料、资金通过钱庄这个渠道维持了当时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钱庄也解决了很多中小企业资金问题，对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钱庄在经营上也十分讲信用，防范十分严格。当时有这个笑话说，有些人在赌博的时候只用钱庄的银票，而不要银行的钞票，其信誉度可见一斑。因此现在修史必须客观看待传统金融业的历史作用。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分析当代金融危机参考借鉴的案例。1929年经济大萧条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惨重的，国民政府管理缺失，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我们修史要做的是应当好好硏究过去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糟糕的困境，从而不再重蹈覆辙过去的错误。首先市场信心非常重要的，一旦丧失信心造成恶性循环，股价下跌银行资产缩水，银行的贷款能力下降，企业缺少运转资金，便会造成经济衰退；其次，当年的民国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上涨，每粒大米竟高达130多元，货币严重贬值，造成越是没有工资收入越是要付很多钱来维持生活，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从这个意思上来讲今天政府一面来强调市场信心，一面通过财政政策把实体经济做好。只有让老百姓感到未来有希望袋子里钱没有减少，大家才会对金融体系有信心。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有一个城市承载着它的风雨变迁，那就是上海，西方列强曾在外滩筑起“十里洋场”，控制着中国金融业，解放前中国大多数银行总部也都聚焦在上海，那么各位嘉宾认为中国金融史的发展，为城市注入更多的是资金还是文化?

　　傅为群 （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 ：我认为首先带来的肯定是资金。据我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金融首脑机关都集中在上海，集聚了巨额货币资本，是金银外汇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全国利率和多种金融资产行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市都依上海为转移，且有投资市场的功能。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文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部分，中国有许多多古代延续至今的老街，比如我曾经参观天津的一条老街，我感受到尽管老街的资源在今天已经为各种商业行为所用，但当初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特有风味，依旧向市场传递释放这样的一种信息：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开展商业活动，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在培育一个新的市场，因为祖祖辈辈已经习惯的金融业务活动，早就孕育在每个人的细胞里。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是的，我认为文化的注入，其影响更为深远。拿一些先进的金融服务理念或产品来说，生活在上这座城市的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并且运用自如，如早期的炒金、股票等。如果在当时拿这些东西去偏远地区推广，那时人们的接受程度就不如上海，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骗术，很难想象，一个未经过金融文化熏陶的人，会拿大把的现金，去换一张叫股票的纸，而且这张纸还不能买东西。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现象，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受到。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我看来，金融不单单是解决资金的问题，还应该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生活的理财工具。金融为企业为老百姓提供参与金融市场的入场券，带来理财的最佳方法，对付出劳动所得到的资金如何有效管理，并感受生活的快乐。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早以前流传的美国老太太贷款购房及中国老太太临死前才购房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呢？外滩金融中心信贷业务不断扩张的同时，信贷消费文化在潜移默化地被西方影响或者说被改变。

　　信贷文化只是一个缩影，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有着厚重金融文化积淀，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与金融市场打交道的机会比别的城市多很多，他们的祖辈都非常熟悉收益和风险。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我听过这么个说法，广东人和别人做生意只关心自己能否挣钱，他自己能挣钱就很满足；而上海人如果跟别人做生意，除了关心自己是否挣钱，他还关心和他一起做生意的对手在这笔生意里挣了多少，上海人会算算我划算还是吃亏。

　　那么这个评论恰恰体现了上海人骨子里精打细算的品性，在老上海人的血液里很早就拥有了理财投资及精打细算的细胞，这种金融文化意识氛围就是近代西方金融入侵里培养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形成，有别于近代外滩的金融中心，这是否又为上海注入了新的金融文化？如果有，那是种什么新的文化？

　　傅为群 （原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 ：外滩的形成是西方列强用枪炮与不平等条约分摊我们的金融财富，外滩金融中心是被迫开放的，而陆家嘴金融中心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主动开放引进外资。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引进先进的外资模式，而外资银行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让他们分享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尽管一开始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能让外资银行开展和中国的商业银行同等的业务规模，但外资银行还是争相成立办事处或者支行代表处，寻找机会抢先站好业务一角，再等待领取通行证。

　　陈季冰 （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 ：许多人会这么看待在陆家嘴工作的人，他们都是有资本能干的人，他们穿西装打领带，说英语，受人尊敬，过着现代的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周边区域的人则会潜移默化地效仿他们的行事风格，契约规定，这是陆家嘴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与旧时外滩相比，我个人觉得，陆家嘴所形成的文化更开放，我们甚至在陆家嘴听到的更多的语言不是上海浦东话，而是普通话，以及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语言，陆家嘴更像是一座金融移民城市。

　　当然，老外滩的情结，不是在短时间内能被替代的，因为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同样讲究历史概念，改革开放后他们重新进入中国，更多的期望还能将大楼落在外滩，如AIA。因为这是他们进入中国发家成长的地方，是和老上海人一起成长起来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