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已有四十二年了。我经历了我所成立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又要迎来建所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对于我这个已退休十余年的人而言，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

　　“”结束，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正是在这一时刻，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来到了历史研究所。刚一进所，我就深切感到这里科研氛围火热，大家胸中激荡着一股豪情，决心把“”损失的时间抢夺回来。各个研究室都有自己的重点科研项目，有自己创办的刊物。那时候的历史研究所学术地位很高，外间称为“国家队”。我们所不仅有许多重大科研项目，负责国家社科基金古代史项目的审查立项，而且还直接负责一些大型科研项目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历史大辞典”就是其中的一项，为此还成立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我初到历史研究所时，就分配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工作，负责人是胡一雅先生。

　　说到《中国历史大辞典》，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一部由历史研究所组织全国史学工作者共同编纂的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工具书，荣获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追加奖”。它“历经22年沧桑，是全国史学界团结协作之巨著，代表20世纪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家来讲，编纂一部《中国历史大辞典》，将上下5000年恢宏史实用条目形式精练概述，是几代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学者曾倡议编纂这部大部头的历史巨著，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宣传部曾将这一辞典的编纂任务交给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筹备，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史学发展规划筹备会议，邀请全国史学家共商大计。同年秋，在广泛听取史学工作者意见的基础上，由历史研究所党组书记梁寒冰同志主持制定史学发展规划草案，将《中国历史大辞典》列入其中。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将此项目列入国家“六五”计划，《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得以正式启动，学术界几代人的梦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不久，在天津召开《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成立会，大家一致公推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担任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兼主编。在组织作者队伍时，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同志指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一定要面向整个史学界，要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这项工作，要注意团结广大史学工作者，体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关怀。胡一雅和其他同志遵照领导的指示，代表历史研究所向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邀请了一大批知名专家，像王玉哲、裘锡圭、刘泽华、田余庆、林剑鸣、胡守为、杨廷福、杨志玖、吴枫、卞孝萱、邓广铭、程应镠、蔡美彪、贾敬颜、戴逸、罗明、王宏钧、荣孟源、陈振江、章开沅、翁独健、刘荣焌、谭其骧、邹逸麟、张岂之、吴泽、杨翼骧、薄树人、严敦杰、李家明等先生，分别担任断代史卷及各专史卷的主编、副主编，并先后调动了全国8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工作。那时候，我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的组织工作，经常与全国各地的史学专家、学者保持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了历史研究所有一种强大的号召力。这当然与历史研究所的无私付出与广阔胸怀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历史研究所的人很少，主编请郑天挺担任，而编纂委员会主任，当时大家共同推举历史研究所的党组书记梁寒冰同志担任，但梁寒冰同志坚辞不肯，只任副主任；而副主编中，历史研究所也只有李学勤一人，后因胡一雅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主任，从工作的需要上考虑，大家一致要求将胡一雅先生补任副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下设14个分卷，开始时，由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任主编的只有《明史》（王毓铨）1卷，后因秦汉史卷的几位先生都婉言谢绝该卷主编，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林甘泉先生才出任该卷的主编。李学勤则和南开大学的王玉哲先生共同担任先秦卷的主编。历史研究所的大度和谦让，赢得了史学界尊重。就连我这个刚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青年人，在与各位老前辈接触时，他们都对我很客气。记得去谭其骧先生家拜访，临走时，腿脚不便的谭先生非要走出门口，鞠躬送客；在杨志玖先生家，为了留我吃饭，杨先生特意要他的学生张国刚作陪；在罗明、陈振江先生家，他们更是待我如上宾，令人感动。当然，我对前辈们也是非常尊重的。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历史研究所的尊重。通过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我结识了当时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并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受益良多。

　　辞典编纂工作分两步走，先是编纂14个分卷（9个断代史分卷，5个专史分卷），后是将14个分卷合并修订，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这样一部大型辞书，必须有科学的、严密的运作方式和程序。首先是确定词目，这是体现一部辞书优劣的关键性工作。历史辞典收词目范围广，内容丰富，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胡一雅先生多次组织各卷讨论，最后明确了收词目原则，以确保全书收词目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兼顾各断代史之间的平衡性。全书的选词目工作前后进行了4年，先是各分卷按统一要求拟目，然后汇总、平衡、协调，经过“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的几次反复讨论，到1983年，全书词目才算基本定型，6万多条的规模基本得以形成。在日后的撰稿工作中仍有一些调整，最终全书共收词67154条。1984年，我组织当时住在所的谢保成、赖长扬、吕宗力、罗仲辉、刘翔，把已基本定型的6万多条目做了统计，查到5个专史分卷所选条目与断代史分卷有20%～30%的重复。也就是说，专史分卷所设词目有70%～80%是断代史分卷没有的，这就显示了专史分卷的价值。

　　词目确定之后，还要规定编纂体例。辞书编纂有严格的体例要求，没有这方面素养的人，即使是专家，也不可能一下子掌握。因此，编纂处请上海辞书出版社帮助制定了编纂体例，印成小册子，作者人手一册，一条条地学，一遍遍地练，反复学习，直到掌握为止。当时我们戏称，编纂体例就是我们的“宪法”，必须遵守。为确保释文的知识性、科学性，编纂处要求每个作者撰写的每一条释文，都要从原始资料出发，认真研究，慎重下笔，并逐条注明资料来源，以便审阅。同时各分卷严格实行三审制，即编委初审，编委交叉复审，主编终审。为保证各分卷能方便交流，编纂处专门创办了一种内部刊物《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由胡柏立同志负责，每年4期，刊登有关辞书编写的体会、考证文章、各分卷样稿，以及编委会会议纪要等。各分卷出版后，编纂处在胡一雅的领导下专门组织专家为已出版的分卷挑毛病，以便在合订时加以纠正。

　　在分卷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合订本的汇编工作从1992年开始，直至1998年完成，前后整整用了6年时间。历史辞典不同于其他辞典，合订本不能将各分卷一凑就算完成。首先，要调整部分词目，一些在各分卷可以不出现而在历史辞典中不可缺少的条目，如年号、谥号、庙号、避讳、改元、正朔等都要补入。其次，要对分卷中出现的错误加以纠正。最后，典章制度的条目（大约占全书的1/6）基本要重新撰写，因为它给读者的释文应该是融会贯通的，而不是几个断代史含义的拼凑。这项工作我们邀请了孟世凯、马大正、谢保成、赖长扬、商传、刘驰等几位先生共同完成。另外，还要解决各卷之间的交叉重复问题。那些年，编纂处的同志一直有如履薄冰之感，因为大家深知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对时代负责，对读者负责，大家一直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

　　自从《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作启动，到最后出版，历史研究所的历届领导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几位所长如林甘泉、陈高华、李学勤分别担任分卷主编、副主编。历史研究所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共有71人。

　　历经20个春秋，《中国历史大辞典》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几代史学工作者心血的结晶，也是史学界团结协作的成果。古人云：“众人同心者，可共筑起一城。”《中国历史大辞典》正是这样一项“众志成城”的巨大工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志称：“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们国家强盛与兴旺的标志。”“《中国历史大辞典》这项工程的胜利完成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我们的人民得以回首往昔，借鉴历史，述往思来，更加锐意于民族今日的振兴与进取，而且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民族的凝聚力，高扬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院长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充分肯定。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与出版，充分反映了历史研究所当时在全国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这期间，胡一雅先生默默工作了20多年，可谓厥功至伟。

　　谈到《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我们就不能不对当时学术界的领导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是他们的高瞻远瞩、抓住时机、下定决心、力促其成，才使我们的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想想当今的某一学术工程，已进行了20年，但问题一大堆，究其原因，就是一家独大，不遵循科学研究规律的结果，可谓教训深刻。

　　《中国历史大辞典》工作结束后，我到了清史研究室，毕竟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的是清史专业。其实我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工作时，就与清史研究室有诸多联系，特别是与何龄修、郭松义、王戎笙、张捷夫、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等先生联系较多，因而对清史研究室的工作有所了解。我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即我进入历史研究所的时候，清史研究室人才济济。杨向奎先生提出清史研究要分兵把口，当时室内研究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人员齐备，老中青三代配合默契，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振奋。那时候，清史研究室在国内有极大的影响，在学术上有崇高的地位。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或者说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做重大研究课题。确立重大研究课题后，便组织全国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如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的撰写，历经十余年成书，至今仍是最有分量的一部清史著作，影响深远。何龄修、张捷夫组织的《清代人物传稿》，同样动员了数十名清史研究者，其成果至今无人超越。在其后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有个别作者仍然照搬《清代人物传稿》，有的稿件甚至不如《清代人物传稿》。王戎笙先生还组织过教育部的项目“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清代部分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以及《中国考试通史》第3卷（明清卷）的撰写，同样在国内有重大的影响。王戎笙先生在组织《清代全史》及《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撰写时，都邀我参加，我也都欣然答应，撰写了《清代全史》第3卷（明清卷）中的一章，并负责《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3卷（明清卷）中有关《清实录》、清代政书、清人笔记三类文献中的科举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专门研究科举的道路。我以前主要研究土司制度，可见重大研究项目对人才培养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是创办刊物。清史研究室在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创办了两种刊物：一种是《清史论丛》，一种是《清史研究通讯》（后转给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更名为《清史研究》）；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展示科研水平、个人才华的平台。不仅在当时刊物极少的情况下，就是在今天来看，一个研究室同时创办两本刊物（一本集刊，一本期刊；赫治清先生为了拿下刊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是极属不易的。可以想见，它在学术界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只要看看《清史论丛》及《清史研究通讯》前几期的作者名单，即可发现，当时清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大多在这两本刊物上刊登文章。特别要提及的是，杨向奎老先生特别强调，《清史论丛》要注意培养青年人。另外，只看文章质量，不看重作者身份，也成为《清史论丛》办刊的一大原则。现在许多清史学界的名人，当年他们的成名作大都就是在《清史论丛》上发表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到历史研究所不久，何龄修先生知道我是商鸿逵先生的学生，特意找到我说：“有什么大作可以给我们呀？”我将一篇考证文章交给了他，后来该文发表在《清史研究通讯》上。除了创办两本刊物之外，清史研究室还定期出版《清史资料》，把一些稀见文献标点发表。记得在1980年冬，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何龄修先生为把谢国桢先生旧藏的一篇乾隆六年的抄本《银谱》标点刊发，特地到北京大学来找商鸿逵先生，请商先生承担此项工作。后来，这篇《银谱》的标点本，发表在《清史资料》第3辑上。这些早期的《清史资料》至今仍被清史研究者所珍藏、使用。

　　三是组织召开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现在仍然召开的“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年正是在清史研究室前辈的积极倡导下，联络清史学界各方力量共同组织召开的。那时的会议极具号召力，每次会议都有上百人参加，大家以文会友，关系融洽，会议效果极佳。会议促进了学术交流。那时，清史研究室走出的人很多，他们陆续到海外参加会议或讲学；而请进来的人也很多，都是清史学界的专家名人，其中既有日本、美国的学者，也有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大开眼界。这使得清史研究室的地位不断提升。遗憾的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始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办权即由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掌握，会议远不及二三十年前那般兴盛，参会论文也没有多大影响力。

　　我调进清史研究室时，正是高翔同志任主任的时候，也是老同志都已退休的时候。我看到，高翔同志努力抓的三件事，正是当年清史研究室兴盛的三宝。他重视刊物的建设，那时的刊物只剩下《清史论丛》，而且面临着经费的紧缺，他积极想办法，利用上面拨下的重点学科经费，省吃俭用，节余一些用来办刊。同时，他又极为重视刊物的质量。当时的《清史论丛》主编张捷夫先生，虽已退休，但每期的编审都很认真。我到研究室后，配合张捷夫先生做了些工作。高翔同志特别注重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提升清史研究室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高翔同志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联系到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朱诚如先生，获得了故宫博物院的经费支持，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为开好国际学术会议，室内同志纷纷行动，发邀请函、联系宾馆、接待外宾、安排会议，大家共同努力，终于在2001年8月在北京翔云楼宾馆召开了“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一次学术盛会，欧美学者、俄罗斯学者、日本学者纷纷到会。在高翔同志的建议下，那是第一次不设主席台的会议，开幕式的讲台上只有主持人、发言人各有一支直立的话筒，其余代表全坐台下。那次会议超过了历届清史学术会议，反响极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在2001年10月25日，还以专版形式对本次学术会议做了专题报道。高翔同志也抓项目，并且有自己的计划，后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清史研究室，离开了历史研究所。由此，研究项目中断，国际学术会议再无音信，清史研究室从此风光不再。好在《清史论丛》还算是清史研究室的一张名片。在《清史论丛》创刊40周年之际，已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的高翔同志，参加了我室组织的“《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鼓励我们把刊物办好，并拨款支持我室编成了《〈清史论丛〉四十年论文选编》（上下册），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清史论丛》的重视。我知道，现在的卜宪群所长按照高翔院长的指示，正在筹办2024年的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我看到清史研究室有再次振兴的希望，我也期待清史研究室能重现昔日之光辉。

　　我来历史研究所四十二年，看到了历史研究所的辉煌，也经历了不断的起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研究机构共同遇到的问题。有人会说“今不如昔”，特别是在高校不断“挖人”的情况下，历史研究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如以前了。的确，我所光荣榜上的前辈们都已作古，难道我们就不发展了吗？回答显然是“不是”，历史研究所没有了张政烺、杨向奎、胡厚宣；同样，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没有了邓广铭、周一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也没有了白寿彝、何兹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也没有了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古代史研究所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我们还是“国家队”。我认为，我们既没必要妄自菲薄，当然也不应盲目自满。我们仍有我们的优势，那是其他高校和研究单位无法比拟的，这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所办的刊物。记得若干年前，教育部的一位高层领导曾对我院某所的一位领导得意地说：“现在高校各学科的人才都不比你们社科院差。”的确，高校用重金挖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人才，其中就包括我们历史研究所的一批人才。但是他又说，现在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是我们高校无法相比的。这一现实是高校所承认的，也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我们所创办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均被列为重点刊物，《中国史研究》更被诸多高校列为国家级重点刊物。很多高校为鼓励他们的教师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给予重奖，可见我们刊物的地位。当然，《中国史研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也是历史研究所几十年重视、建设的结果，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从2016年至2021年的6年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特聘的期刊审读专家，负责对《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地方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的审读工作。6年中，我认真审阅了这些刊物，我深切感到，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特别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的质量，要比一般院校的高得多，难怪学术界称之为国家级刊物。6年中，就我负责的几种刊物来看，《中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及编校质量是最好的。2020年，科研局组织的评选中，《中国史研究》被评为优秀期刊。这不仅是《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荣誉，也是我们古代史研究所的荣誉。此外，《中国史研究动态》在该编辑部自身的努力下，在历届所领导的支持帮助下，进步飞快，不仅在栏目上不断创新，而且在学术质量、编校质量上也是进步明显。所以《中国史研究动态》进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也是实至名归的。

　　不仅如此，我们所的各研究室大都有自己的刊物（即集刊）。这些年，学术界对集刊格外重视，因为它是某一专业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比一般的期刊、学报要实用得多。而我所各研究室所办刊物有4种已入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清史论丛》便是其中之一。像我所这种情况，恐怕在全国也仅有这一家。一所大学，一所研究所，能有一种集刊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已不得了，而我们所有4种刊物获此殊荣，能不为此骄傲吗？还有任何理由自我贬低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我们所虽然不再有张政烺、杨向奎、胡厚宣、王毓铨那些大家在世时的独特学术影响力，但我们所现在在刊物和科研团队上，仍不失有令全国其他学术机构羡慕的学术影响力。

　　这10年，在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我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在一些高校，如果某人能拿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那么便可以升为二级教授，享受各种特殊的待遇。因为获得此重大项目实属不易，要经过招标竞争，且一年之内没有多少个重大项目，能获此殊荣者当属凤毛麟角。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自己设立的科研项目，很少有科研人员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几年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办公室的领导来动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去申报国家社科项目，并且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很强，国家社科基金不能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加。其后，院科研局有所动员，各所也有所行动。我本人于2012年申报了“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课题，通过竞标，终获成功。此后的2014年，我所一下子拿下了4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都是通过竞标获得的。4个重大项目为：宋镇豪主持的“山东博物馆珍藏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陈智超主持的“《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黄正建主持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卜宪群主持的“《地图学史》翻译工程”。以上5个项目于2018年至2021年已顺利结项。这些年，因为研究、讲学的需要，我经常到访西南地区的各所高校，他们每每为拿下一个重大项目而大伤脑筋，这已成为诸多高校的压力。某校偶尔拿下一个重大项目，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有一次，我对他们说：“2014年，我们一个所就拿下4个重大项目。”听者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个目瞪口呆。是呀，一般来说，一所高校几年内能拿一项重大项目，就不得了了，历史研究所一年之内就拿4项！我告诉他们，这就是历史研究所的实力！这是历史研究所在老一辈奠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

　　由于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外间有许多重要课题委托历史研究所来完成。据我所知，我所在这方面的成果丰硕。以近10年为例，由我所主创的一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很好。与此配套的图书《中国通史》更是获誉不断，自2016年起，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之“提名奖”、“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奖”、“30种好书奖”等9个奖项，至2023年2月28日，入选凤凰网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此外，我所研究人员主持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基本出齐，并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之“提名奖”，《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获“中国国家图书奖”，《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获“第六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历史研究所主持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共出版800本近3000种国内不见的域外汉籍珍本，被誉为“海外四库全书”。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们所改名为古代史研究所。这几年，我所承担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主持的几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如“（新编）中国通史”“（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交办的课题。先后参加的科研人员达数十人。这些课题的开展，使一大批青年学者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也使我们这个老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回顾40年的经历，我深深感到，党和政府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视，对历史研究所也非常关怀和信任，而我们所的一代代的科研人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相信，今天的古代史研究所一定会更加团结奋斗，不断创新，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清史论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办的专业集刊，创刊于1979年，是国内史学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刊物。经过几任主编和编辑部同人的努力，坚持办刊初衷，不断提携、扶助清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当代清史研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2021年开始，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纳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集刊”，2022年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本辑包括了5个栏目“纪念古代史所建所七十周年”“专题研究”“文献研究”“读史札记”“史家与史评”，其中涉及清代历史研究的内容有反清复明运动、明清宣府镇行政变迁、清帝冬巡祭祀、清代社仓的设址变化、乾隆年间新疆道府州县建置、清代闽东欠租问题、清代云南的水利碑刻、清代武乡试外场、西南地区义学教育，以及清代方济各传教会等。共计20篇文章，颇有可读性。

　　纪念古代史所建所七十周年团结奋斗，不断创新——写在古代史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李世愉杨向奎先生与清史学科建设林存阳清史名家面对面：赫治清研究员朱昌荣吴四伍

　　专题研究清初复明秘事：以“罗光耀案”为中心杨海英故国世军与新朝士民：明朝宣府镇军事家族在清前期的嬗变徐成论清帝东巡祭祀开国功臣与宗室勋旧之传统孙守朋从乡村到城镇：清代社仓设址变化与基层治理胡忆红清代闽东欠租问题研究孙清玲董孝良王铮铮内边相维：陕甘总督与乾隆年间新疆道府州县建置陈跃从水利碑刻看清代云南的水利建设何斯民清代武乡试外场考述贾江溶苏立宁清代西南地区义学教育发展特点探析杨淞麟杨永福法国来客：清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马青山生平考述何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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