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以其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人们熟知他提出的“大问题”——李约瑟难题，讨论之声至今不断回响。而李约瑟本身也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科学史家普遍认为他的访华经历奠定了其认识论基础，并将他与中国的结缘作为他人生的分界线——从科学家转为科学史家。然而，本文作者发现，在过去70年里，学界并没有充分研究李约瑟在中国的实际生活，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之前半生割裂不能完整体现他的思想变化与科学观。为此，作者利用李约瑟丰富的个人档案和信件，回顾战时中国的历史背景，重新审视李约瑟的政治和思想轨迹，并揭示他的科学观如何影响其推动世界科学组织建设的工作（原文发表于2017年）。

　　本文经作者授权翻译，因原文篇幅较长，《返朴》整理出正文主要部分，淡化史学叙述，尽可能展示李约瑟的具体工作，以反映其思想价值观。

　　早在被任命为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前，李约瑟就已经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中回忆道，他在1938年左右就萌生了“撰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的中国文化领域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专著”的想法。在他离开中国时，他从日益壮大的中国阵营中看到了“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趋势”的曙光。李约瑟对中国的政治和历史迷恋，同他参与科学，以及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有关。毫无疑问，左翼运动最主要的理论家是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尤其是通过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一书，其关于科学和历史发展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李约瑟提出了自己的科学与社会发展理论，与贝尔纳尔区别之处在于，他对科学主义持一种人文主义的怀疑态度，并在其胚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学与政治的共同发展采取了一种进化论的方法。

　　在李约瑟看来，世界欣然接受“进化的广阔前景”。李约瑟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将大自然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类则位于这个整体的顶端。大自然并非静止的，而是通过进化运动的，他认为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组织到高级组织的过程”。由于深信进化的普遍性，李约瑟将这一进化过程视为一个切入点，渗透到生命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类的社会生活。他认为，“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的发展看作是生物发展的延续。历史是自然志（Natural History）的延续”。李约瑟对社会进化的解读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五十年前在其综合哲学体系中对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解释非常相似。然而，二者的变革机制却有所不同：斯宾塞重视竞争，而李约瑟则将竞争的对立面——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视为“人类社会更高秩序的必要基础”。

　　李约瑟认为，合作——例如细胞、有机体之间以及最终人类之间的合作——是进化背后的触发机制，而科学则是其指示器。因此，李约瑟认为，对人类进化过程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应该使科学家能够自信地断言，与斯宾塞（观点）相反，“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其最终状态”。对李约瑟而言，科学不仅仅是自然进化过程中单纯而被动的写照。它是一部强大的政治指南针，可以引导人们超越资本主义，走向进化的、健全的社会主义。这一信念促使他在1937年面对法西斯威胁时申明，世界面临着腐朽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与进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抉择：在违背自然进化规则与接受自然进化规则之间做出选择，以走向集体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生物的和谐。

　　因此，李约瑟赞同，科学作为一种智力活动，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他和他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同志们并没有忽视他们认为科学更加真实的一面：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科学及其代表的事物“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受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构建的制约”。李约瑟认为，弘扬科学的基本价值将促进科学的发展，并增强科学的变革力量；他还担心，否定科学的基本价值则会导致科学的消亡。在耶鲁大学的卡玛特讲座（Carmalt Lecture）中，李约瑟解释道，科学依赖于物质和文化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将科学进步与当时的技术需求和过程以及经济结构割裂开来”。对他来说，科学不是永恒的。它的兴衰取决于人类事务的状况。

　　在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李约瑟观察到，科学在法西斯、资本主义、苏联或集体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李约瑟与他的同志们不谋而合地得出结论，科学可以是纯粹的，也可以是斑驳的；可以是逐步发展的，也可以是趋于消亡的；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苍生，这取决于科学的发展和使用环境。

　　然而，与其他左翼科学家不同的是，李约瑟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进化金字塔，其中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作为压迫科学的堕落社会秩序位于阶梯的底部，而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唯一能够保证科学用于造福人类的理论”位于阶梯的顶部。虽然李约瑟认为科学具有巨大的阐释力量和变革力量，但他也将其描绘成一个令人担忧的脆弱实体，很可能被不合理的社会选择所左右。李约瑟认为科学是一个泥足巨人：强大到足以改变社会，但又脆弱到可能瞬间消亡。面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与其说是一项自我推动的永恒事业，不如说是一项与社会命运息息相关且依赖于社会的政治工程。这种科学观念不仅激发了他在英国的政治斗志，还渗透至20世纪30年代末他与中国的首次接触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那次接触围绕着帮助中国科学家走出困境及了解中国科学在中世纪的神秘停滞展开。

　　李约瑟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他与一群中国生化专业学生的合作唤起了他对这一遥远国度的好奇心，其中就有他的终身伴侣、未来的第二任妻子鲁桂珍（1904—1991）。与他们一起，尤其是在鲁桂珍的帮助下，李约瑟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并掌握了中文，后于1942年成为剑桥中国学生会的荣誉会员。这些交流激发了李约瑟对中国及其科学传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浓厚兴趣，同时也引起了他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关注。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约瑟加入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合作和相互理解的英中组织，如英中知识合作委员会（Anglo-Chinese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Committee）和中英文化协会（Sino-British Cultural Association）。通过这些网络，李约瑟与中国著名学者[如罗忠恕；译者注：罗忠恕（1903—1985），字贯之，号之道，四川省武胜县烈面乡人。193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和西方哲学。1946年曾赴欧美各国考察、讲学；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就中国科学的潜力以及中国的崛起前景进行了大量的思想碰撞。到1939年欧战爆发时，英中两国政府都经常向李约瑟咨询，请他就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科研机构的状况以及在战争中加强东西方合作的前景发表看法。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英国在海外推广教育和英国文化的政府机构）考虑让李约瑟担任一个新项目的候选人，以促进与中国更紧密的文化交流，这一举措最终奠定了李约瑟“中国通”的声誉。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残害，并逐渐威胁到英国在亚洲殖民地，中英两国政府感到需要迫切合作反对日本的扩张。因此，自1939年始，多个英中协会开始为加强中英合作而奔走。这些计划源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中国学者就中英技术合作的模式及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潜在政治功能所进行的积极讨论。在上述激烈的争论中，罗忠恕1940年访英期间提出的建议脱颖而出。通过在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十几所英国大学的一系列演讲，他向在场英国听众介绍了中国科学和教育的残破现状，以及东西方合作将为中国社会和科学发展带来的益处。随后，两位学者在整个战争期间就国际合作问题写就了大量的信件，这对李约瑟最终设想的科学合作类型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后来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访问英国期间，罗忠恕旨在宣扬，西方科学让那些曾经留学的同事津津乐道。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科学家对西方应用科学力量的坚定信念，他们希望借助应用科学来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部分困难。罗忠恕坚信，加强与西方的合作将有助于“民族复兴”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他认为国际科学合作是中国抵御日本侵略、实现社会发展和重振科学传统的最佳途径。重要的是，罗忠恕还预见到，在东西方之间种类繁多的接触中，蕴藏着爱好和平的普世主义根基。他深信，“世界的永久和平取决于各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取决于所有种族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在他看来，为了促进世界和平，科学合作应该是双向的，双方均能从彼此的观点和方法中受益，“这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李约瑟欣然接受罗忠恕的建议，并在英国极力为其辩护。罗忠恕呼吁国际合作，这与李约瑟对合作变革力量的生物学信念不谋而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李约瑟会支持罗忠恕的建议。1940年1月，在一份致中国学者的声明中，李约瑟既强调了合作的条件，也强调了这一项目可能带来的和平建设前景。他认为，“为了人类的进步，东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应该比以往更加紧密地合作，将他们拥有的知识和传统联系起来”，实现必要的团结，在此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罗忠恕相同，他也对仅仅是欧洲和北美文化参与的合作计划表示担忧。李约瑟认为，建立对话性合作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实现“地球各个角落停止纷争”的最佳手段。在李约瑟的生物观中，“不团结”这一概念具有强烈的进化论内涵。他把不团结与较低层次的组织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实现和平的“大同世界”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吸引了李约瑟，因为中国的状况和条件与其生物马克思主义的敏感性产生了共鸣。

　　李约瑟对中国学者的讲话说明了罗忠恕是如何影响他的英国合作伙伴的。他的演讲推动了当地中英组织各界积极促进与中国的战争合作。这场运动最终取得了成效，中英两国政府随后就此事进行了谈判。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对华合作的性质上存在分歧。包括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在内的牛津大学的教员们，优先考虑文化合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哲学方面拥有比自然科学更强大、更鲜明的传统，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人无法与西方科学家并驾齐驱”。在剑桥，李约瑟和他的团队为以科学为中心的提议辩护，这与罗忠恕备忘录的意见相符。在科学交流逐渐成为文化关系中心的背景下，他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战争爆发后，英国的盟国对科学信息、科学和工程设备以及技术和学术专业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英国文化委员会及其驻外办事处对此感受尤深。面对上述需求，委员会扩大了活动范围，将科学交流纳入其中。李约瑟的好友、科学记者及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SRS）的倡导者詹姆斯·克劳瑟（James Gerald Crowther，1899—1983）自1941年起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部秘书，负责精心筹划这些活动。正如我将在下文详细介绍的那样，这种以科学（名义）的方式处理文化关系的做法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贸易和政治作用有巨大的需求。据克劳瑟回忆，1942年2月，委员会决定批准其建议，任命李约瑟自次年5月起担任科学代表团团长。

　　因此在李约瑟启程赴重庆的前夕时刻，中国对他来说既不是新发现，也绝非一个谜。五年多来，中国愈发令他着迷。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中国的未来已经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前沿。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科学是一个谜，而中国现在拥有的科学家则是国际科学合作这一充满希望的事业的得力伙伴。在他四年的使命中，他在三十年代建立的世界观进一步滋养了他对中国科学的理解，他的进化论观点帮助他形成了统一且普世的科学观，其参与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这一背景最终引导他提出了他的“大问题”——李约瑟难题。

　　从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然而，英国的地位几乎完全是商业性的，因为伦敦对于中国政府的政治价值微乎其微。英国的野蛮暴行和羞辱行为助长了中国共和主义者的反帝和民族主义言论。1919年的反帝抗议活动（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涌现出了对英国的强烈不满。

　　但如果英国要在战后保持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则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在认识到当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后，英国政府提供了军事和财政援助，但同美国相比规模很少。英国政府提供的资源不足以及中国反法西斯事业在英国备受瞩目，迫使丘吉尔考虑其他方式的援助，但大多是象征性的投机活动。在这些象征性措施中，包括发展文化和科学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邀请中国学生到访英国大学、牛津大学教授陶育礼（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访华以及李约瑟赴重庆的使团。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李约瑟的科学考察团脱颖而出，成为英国对中国抗战最显著的贡献之一。

　　战争不仅中断了中英两国之间的科学联系，还破坏了科学界的繁荣发展。尽管欧洲科学早在战争时期就已进入中国，但在1919年反帝的“五四运动”后，它才经历了显著的传播与发展。这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演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它将科学和民主投射到中国，成为打破中国传统模式、实现独立的现代化国家的工具。正如王作跃所言，“中国科学社”成为战时中国推广现代科学的关键组织。它由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创建，旨在利用在国外习得的专业知识应用于中国的改革。（译者注：中国科学社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并非于1918年创办，实则是在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自1918年成立以来，该社与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创建了多个科研机构，包括1928年成立的直隶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及次年成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尽管财政长期短缺，但得益于这些举措，中国科学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作为直属国民政府的科研机构，受法国科研机构启发的中央研究院推动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如南京的气象研究所和上海的化学研究所。在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的众多研究所也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直到1936年，与北方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紧张政治局势迫使若干研究所撤离至南方更安全的地区。

　　北平研究院的撤离预示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科研机构的命运。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多数科研机构位于中国东部地区，1937年11月日本攻占上海后，这些机构先是被迫迁往中国南部的安全地点，后又西迁。尽管这一大规模迁移行动在全面开战的第一年就完成了，但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员牺牲，包括23所国立大学和学院被毁，且在匆忙撤退中遗弃了众多珍贵的设备。部分院校，如南开大学，在日军的定点轰炸中化为废墟，而另一些院校，如河南大学，正如李约瑟所见，“没有留下一本科学书籍，所有书籍均在无数次迁移中被日本人烧毁”。在中国西部，尽管政府投入了100万美元购买书籍和设备，但科研类大学的补给仍十分匮乏。虽然科研队伍不足、设备落后且受困已久，但撤离至后方的中国科研人员依旧继续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并探索工业化学等新兴应用科学领域，以应对战争的需要。

　　抵达重庆后不久，李约瑟就将中英科学合作馆打造成中国主要的科学邮局，他通过该机构促进了中西方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并组织向中国科学家提供物质援助。李约瑟依靠往返于加尔各答和重庆之间的英国皇家空军运输舰，并在少数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协助下，密切关注当地科学界的需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书籍、实验设备和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

　　李约瑟还访问了其中的许多科学团体，并在这四年间，对整个中国进行了多次重要的考察，包括从昆明附近的前线到与苏联接壤的西北重镇兰州和敦煌等。在旅程中，李约瑟参观了无数的大学、工业厂房、研究实验室和兵工厂，与科学家们广泛交谈，了解他们的研究进展与遭遇的困境。在昆明，李约瑟参观了“中国最伟大的教学中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及散布在云南省会周围，但只能乘坐“马车、烧木炭的公共汽车、吉普车或汽车”才能抵达的众多孤立的研究机构。在昆明，李约瑟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是用泥砖搭建的小屋。在岌岌可危的条件下，他目睹了科学家们努力开展宇宙射线分布和热力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研发抗疟疾药物等更实用的研究。他注意到战争对工作造成的严重影响，物理学家被迫只能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而“化学试剂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化学实验室的正常工作”。

　　李约瑟及时记录了上述紧缺的物资，并迅速筹备提供书籍、工具、仪器和化学试剂，使中国科学家“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纯科学还是服务于战争的科学”。在此期间，李约瑟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应急科学物资供应处，对来自中国科研机构的333份订单一一审批。李约瑟用英国大使馆借给他的两辆卡车，向清华大学运送了导气管、给北平研究院送去了光学玻璃，还给成都中国空军试验站载送了封在板条箱中的电动机。重要的是，李约瑟还安排西方科研机构提供特殊的研究服务，如“制备石英薄片、化学试剂和地图印刷”，这些工作由于中国科研机构缺乏设备或专业知识而无法进行。通过外交手段“传送选定的科学和技术通信”，更重要的是，通过递送数以千计的书籍、期刊、地图和官方政府报告，中英科学家专业知识的交流得以确保。

　　李约瑟始终致力于保持中英之间的双向交流。在访问间隙，李约瑟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通过科学通讯《中国科学》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科学家活动的消息，并向西方期刊投稿百余篇论文。李约瑟还通过1943年为《自然》杂志（Nature）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1946年出版的摄影集《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定期报道他对中国战争和中国科学现状的考察。最后，包括教育部、中华民国航空局和中央研究院在内的一些科学和国家机构任命李约瑟为特别顾问。李约瑟定期接受咨询，并就“战时英国科学的状况与进展及大学生活”“战时英国的食品与营养”“大学组织”和科学哲学等问题举办了约一百场讲座。尽管肩负着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使命，但李约瑟仍对中国的科学遗产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继续考察现代科学的起源和本质，与中国学者交谈、参观古代遗址，并就中国科学史和东西方科学史进行了详尽的演讲。

　　在驻华期间，李约瑟的进化论观点始终贯穿于他对中国科学的过去和现状的第一手研究中。在旅途中，李约瑟根据自己的观察，阐述了东西方科学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他很快得出结论：“只有一种国际性的人类科学”，而他的中国同事无可辩驳的是其中的一环。李约瑟一直反对“中国没有科学”或中国人天生不适合从事科学工作的“荒谬”观点。相反，他赞扬了中国同事的聪明才智和成就。他惊叹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顽强不屈的意志，[他们]在设施匮乏的情况下，继续开展研究并运营企业工厂，这样的条件会令任何其他民族望而生畏”。在他的记述中，李约瑟不仅证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极佳，还把中国科学家的足智多谋描绘成科学精神和方法的良好体现。李约瑟认为，即使“没有煤气、自来水、电灯或任何一般被认为是科学工作所必需的设备”，中国科学家作为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想方设法让科学继续发展下去，既为科学本身，也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抵御特定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李约瑟认为他的中国同事们“不是低等的或科学水平落后的东方人，而是我们在全球人类科技事业中的全面合作伙伴”。李约瑟放大了两个群体之间事业的共性和行为标准的平等。通过将东西方科学家融合为统一的科学的普世化身，李约瑟高度赞扬了科学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在旅程中，李约瑟专注地观察新的事物，与他探索古代中国的科学遗产一样，以至于他的许多同事认为他以牺牲其实际使命为代价进行历史研究。面对过去技术和理论成就的愈发繁多的证据，他试图系统地找出中国人对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内容、方式及时间，更重要的是，探究科学在中国停滞不前如此之久的原因。正如他在英国时的预言，李约瑟很快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为重新评估现代科学的起源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他急切地表示，“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而这些均曾被视为欧洲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对李约瑟来说，这些历史文物证明，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与欧洲一样具有历史意义。随着他的研究发现，李约瑟逐渐将现代科学视为普世产物，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发明。

　　在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热情描绘中，科学是一个整体，其地理和历史的隔阂往往会消失。这一点在他好奇的观察中反复记述而显得尤为突出。他注意到，大学和实验室习惯于占用废弃的寺庙。例如，他记录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的情况，该研究所位于一座 “不可思议的浪漫佛塔的顶层，内供奉着文昌帝”，抑或“药物研究实验室位于一座古老的佛教庙宇”。当关注到佛塔的使用方式时，李约瑟强调了这些古老空间与现代科学用途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这与他在访问研究所前与当地学者就佛教和科学问题进行的讨论产生了共鸣。这两个案例将过去的奇迹与今日的成就无缝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丰富的科学遗产似乎也巩固了他对中国当今科学的高度评价。

　　李约瑟多次对中国人说，“科学是你们的遗产，也是我的遗产”，他将科学塑造为一种统一的普世主义，所有传统都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李约瑟并没有忽视中国当前的困难，尽管他渴望看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直接联系，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科学昔日的声望与今日的复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李约瑟对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成就感到震惊，同时也对银河官方官网中国科学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停滞不前感到困惑。这种不协调最终促使他提出了“大问题”。如前所述，李约瑟研究者将这一问题的提出视为李约瑟的顿悟时刻。因此，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他战前的观点、理念和意图。而在来中国之前，李约瑟已经广泛研究了科学变革背后的社会原因。他的历史研究是其马克思主义观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中国也曾坚持这一思想。他对中国农学会讲道，“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则无望控制未来”。同样是这种积极的历史写作态度指导着李约瑟处理中国科学悖论的方式。在努力揭示导致中国古代科学衰落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同时，他立即将这些历史见解转化为政治资源，勾勒出中国科学复兴的美好蓝图。

　　在试图解释明朝科学发展的神秘停滞时，李约瑟转向了他早先研究西方科学发展时同样所考虑的因素——“地理、气候、社会和经济条件”。1944年2月，李约瑟在重庆向中国农学会发表题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农业”的演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这篇报告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中的科学悖论，并有力地论证了李约瑟所谓的“亚洲官僚主义”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兴起……与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出现有关”。随后几年，李约瑟将这一发展概括为理解现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而非在中国兴起的关键因素。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地理和气候阻碍了海事活动的发展，也阻碍了资本主义最终崛起所必需的强大商人阶层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使至关重要的商人阶层进一步边缘化。水资源短缺使中国必须发展这种官僚文化，以保持对数百万劳动力的领导，而这些工人需要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李约瑟指出，官僚主义和官吏的兴盛最终减少了对新知的需求，从而也减少了对科学的需求。在欧洲，商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强化了了解“无生命之物的物质属性”的需求，以便销售和购买他们从新发现的美洲带回的产品。这种对新知的渴求反过来又为现代科学基础学科——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上述情况均未在中国发生。因此，李约瑟认为，正是“由于气候条件、地理条件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中国和欧洲的科学传统“不得不遵循不同的路线”。

　　李约瑟关于科学与农业的演讲说明，他对中国的研究是如何深深地根植于他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如他对西方科学所做的剖析，李约瑟从封建背景而非中国科学的固有特征入手，来理解中国科学过去的辉煌和未能引发科学革命的谜团。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科学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它缺乏实现这种转变的特质，也不是因为它与西方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有本质区别。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其与封建官僚主义纠缠在一起；正是这一点使科学愈发特殊。因此，李约瑟仅从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角度来解释科学的多样性。中国科学和欧洲科学之所以独立存在，是因为它们的背景不同，而非因为认识论或本体论性质的内在差异。李约瑟并不认为科学在不同文化中会有质的区别，其发展水平只取决于文化背景，并非其内容。

　　在演讲的最后，李约瑟重申了对科学统一性的信念，他宣称“绝对不存在‘外国’或‘中国’科学”。科学是一项独特而普遍的事业，只有在考虑从事科学研究的背景时才会显现其多样性——这同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中所做的考量如出一辙。正如他当时认为科学从属于非理性的种族主义理论，因而变得纳粹化（继而堕落）一样，李约瑟现在认为科学的活力被官僚秩序驯服的那一刻起就不再发展（且趋于植物人状态）了。为了理解中国科学的衰落，李约瑟采用了他在剑桥时用来区分资本主义科学、纳粹科学和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

　　李约瑟总是在关于中国科学史报告的结尾指明前进的道路，他认为社会主义以及隐含地向高级组织秩序的迈进，可使中国的科学传统获得期待已久的复兴。在研究古代中国的过程中，李约瑟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将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相结合的特点。李约瑟不仅将普世科学概念化为一种史学工具，而且还将其作为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战后国际科学重组的政治基础。

　　李约瑟研究者几乎只认为其“普世科学”概念是一个史学观念。但是，一旦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科学的推动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这一概念还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意义。

　　最初，李约瑟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探寻中国过去辉煌的科学成就，而是为了筹划中英科学家之间的接触。中国科学界的备受封锁使李约瑟更加坚信，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和基础设施来促进国际交流，科学的普世性仍将是镜花水月。通过建立东西方联系这一艰巨任务，他坚信科学需要在国际层面进行大规模重组，以解放其普遍性特征。李约瑟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行动可以追溯至1943年12月，他曾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1894—1971）多次通信。李约瑟在给宋的信中写道，“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工作就能取得足够成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希望看到的是，某种世界科学合作机构，[其]直接目标……将是把最先进的应用科学和纯科学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输送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东方国家，”并且他坚持认为，“反方向的交流也有很大空间”。

　　1944年夏，李约瑟在他的第一份“国际合作事业备忘录”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需求，他称之为“外围原则”（Periphery Principle）。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上的决定性谈判，李约瑟发表了三份广为传播的备忘录，倡导在联合国主持下对国际科学进行这样的普世重组。

　　李约瑟关于将科学纳入教科文组织的建议是20世纪40年代末科学日益政治化的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创了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将技术科学的发展置于国家和国际层面政治进程的核心。基于科学与战争之间建立的联系，工业化国家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试图将科学家及其专业知识，转化为对其持续性发展以及外交力量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在国际层面，许多像李约瑟这样的人在新兴的联合国组织中找到了推广科学促进和平的空间。1946年，当李约瑟争取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部时，法国生理学家、联合国副秘书长亨利·劳吉尔（Henri Laugier，1888—1973）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上倡导建立由联合国赞助的国际实验室。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领导了关于和平发展原子能的谈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转向科技研究，以解决重建、饥饿和人口过剩问题。

　　因此，战争和其结束为李约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他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把科学作为推动进步与和平的社会变革的强大机制，这是他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并推广的愿景。李约瑟相信，科学可以引导人类走向更高更和谐的组织秩序，因为它效仿了自然界的合作进化机制。他提出，科学是促进战后和平的理想“候选”，而这也正是联合国缔造者们试图建立的。在回顾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使命时，他在1948年的“波义耳讲座”中宣称，教科文组织“实现其和平宗旨的最明显方式是鼓励来自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聚集在一起开展具体工作”。李约瑟继续说道，“没有哪个领域比自然科学领域更具有国际社会工作的传统，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范”。由于科学家具有“世界眼光”，而科学“本质上和传统上是国际性和合作性的”，李约瑟在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上明确指出，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教科文组织促进世界和平的最佳代理人。这样看来，李约瑟似乎接受了一种传统形式的科学国际主义，其基础是所谓的实用主义思想，即通过技术团体之间的跨国忠诚来侵蚀对祖国的忠诚。然而，将李约瑟的国际主义归结为纯粹的实用主义则会忽视其普世性基础。

　　在对中国的往昔和现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李约瑟逐渐将科学视为一项普世的人类事业。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结果，也是数个时代积累的结果”。显然，“全世界人民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科学的普世性使其具有独特的统一力量。在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时，他看到东西方文化在对话同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李约瑟公开质疑诸如“外国”或“西方”科学这样的表述，而认为“只有一种国际性的人类科学——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重要的是，孕育现代科学的普世主义不仅已经成为过去。他预见到了其复兴所带来的新的科学和政治机遇。如果说东西方科学传统之间的普世交流催生了现代科学，那么李约瑟相信其也会催生未来的进步。因此，科学普世主义的复兴将是通往“一个完整的集体社会的开端”的道路。李约瑟对华西协合大学的师生们讲道，“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四海一家’的时代就不远了”。尽管备受战争的煎熬，但在中国人民即将胜利之际，李约瑟指出，真正的国际科学将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也是全世界科学家的遗产”。几个月后，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将国际科学从西方结构转变为普世结构。

　　然而，他在中国观察到许多孤立的科学家群体，这在他看来证明了科学普遍性存在局限。李约瑟开始将科学领域的国际接触与合作视为复杂的组织挑战，而不是从科学实践中无缝展开的不言而喻的结果。他反对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科学组织，或“这种狭隘的理论……认为在科学中，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因此，当出现任何需要合作的问题时，都可以很轻松地联系上他人”。李约瑟认为，“那些‘自由放任’的专家们太局限于从欧美的角度看问题了，[他们]只想着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和纽约之间摇摆……他们没有意识到，从罗马尼亚、秘鲁、爪哇、暹罗或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科学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迄今为止，国际交流主要局限于李约瑟所说的“涵盖欧洲和北美的‘光明地带’，那里的所有科学都相对先进”。现在，是时候将科学合作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阴暗地带”了。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是李约瑟最初向宋子文提议的国际科学合作处，其主要挑战在于持续组织东方科学及东西方科学接触。李约瑟明确指出，国际科学合作处的任务是“不过多干涉‘光明地带’内的事务，而特别是帮助光明地带以外遥远地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认为他们“需要国际科学的援手”。通过解决科学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际科学合作处将克服“不可避免的国家忠诚”和西方对现有国际科学架构（如国际会议和学科联盟）过于着重的问题。因此，国际科学合作处可以使超越国家的忠诚成为可能，并使科学的和平品质得到充分体现，由此，中英两国的科学家将共同努力扩大知识库，从而扩展科学的能力，以满足人类最迫切的需求。李约瑟的普世观点最终在筹备委员会——由组织会议召集来讨论和确定教科文组织的任务和计划——于1946年9月提交给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的政策建议中普遍体现。在其自然科学分委会的报告中，李约瑟及其同事因此宣布，“为了确保持久和平，必须采取诸如国际科学合作处这样的措施，尽快消除目前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科学密度’的差异，从而尽量减少甚至消除必然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1946年12月，大会不仅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还任命其为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部长。在其任职的两年时间里，他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普世理想。他在非西方国家（如乌拉圭、秘鲁和智利等地）组织了多次大型国际会议。他在拉丁美洲、东亚和南亚设立了“实地科学合作处”（Field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以加强当地的科学家与西方主要科研中心的联系。他还计划在“黑暗地带”的各个角落建立国际实验室，如 1947 年建立的亚马逊河流域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Hylean Amazon）。对李约瑟来说，所有上述活动都是在科学领域推广普世主义这一宏伟任务的一部分。

　　《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刘晓、约翰·莫弗特 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版），本书详细记述了李约瑟在1943年至1946年的中国之行，包含500余张李约瑟拍下的珍贵照片，充分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科教机构和科学教育工作者的状况。

　　Thomas Mougey，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现为亚历山大·柯瓦雷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全球史、科学国际主义等，现承担“国际科学会议：社会、文化和政治史”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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