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本次大会上，中央、国家主席、主席习发表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习强调，科技兴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习在讲线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在加强科技供给、科技智库、科技管理、科技评价、院所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方面，具体应该有哪些举措？《中国科学报》记者约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聚焦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民生问题，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对此您怎样理解？

　　刘孝廷：“公共科技供给”之前更多涉及民生方面，比如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民生问题。现在更多赋予其社会服务的内容，比如《讲话》中提到的“发展低成本疾病防控和远程医疗技术，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普惠共享。要发展信息网络技术，消除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努力实现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均等化”等。

　　除此之外，在科技应用当中会遇到很多如灾害风险等突发状况，为了防止我们因缺乏知识储备而应对不足的情况，加强公共科技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共科技有三大职能，第一是应急职能，因为它面向公共资源：第二是储备职能，大家可以在这个“蓄水池”中得到很多必备的知识。过去科学家可能不太重视这一点，现在随着技术发展，有关民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知识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没有很高精尖的研究也很难组织起来；第三是人才培养功能，可以提高大众的科技意识。

　　刘立：我国现在的科技供给量是很大的，发表国际论文SCI的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专利的供给无论是国内专利还是国际专利数量都非常之大，但是这种供给是否有效还须抱谨慎的态度。习同志在《习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提出 “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这“三个面向”已经写进了今年5月颁布的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之中。习同志在此次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将此顺序略微作了调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做一个通俗的理解：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科技创新要“顶天”，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是科技创新要“立地”，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就是科技创新要“接地气”，合起来就是科技创新要“顶天立地接地气”。我国要建设科技创新强国，还有追求“开天辟地”的境界，也需要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个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在2006年提出的“十六字”科技方针可以调整 “三个面向”。

　　我国的科技供给要有一部分面向国际科技前沿，还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的社会、经济、国防和民生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诸如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的科技供给是很重要的。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解决好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如何发挥科技智库在国家智库的作用？

　　刘孝廷：智库概念在西方至少有快一个世纪历史。“智库”可以被理解为是“战略研究”的机构，可以加强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长期构想和规划。随着从战略科学家个人处获得战略咨询到提供一个组织或集团来提供服务，说明“智库”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或现象在全国科技发展当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可以为很多科研机构和科研项目的上马提供咨询，特别是国家在进行重大的科技决策时。需要注意的是，科技智库的建立不应排斥非体制内的主体，这样可以保证决策时信息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完整性，使决策中的失误和误区少一点。

　　刘立：很多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智库机构还有一些战略科学家都在向党和国家提供政策建议，但由于各个部门均固有其部门利益，相互之间会出现难以协调的问题，会出现资源的重复、各个部门争抢资源的情况，这不利于中国科技资源整体的合理配置，所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咨询机构就显得很有必要。科技决策要坚持科学化和民主化原则，尤其要避免既不科学又不民主的决策。近年来国内外在从事“科技政策学”的研究，对科技智库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杨国梁：从科技智库的定位上来讲，它存在的价值和目标就是为国家重大的科技决策进行支撑。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部分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的现象，导致了科技决策机制的缺失，在重大决策中不能非常好地给国家提供科学性、前瞻性的支撑。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科技智库对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政府进行决策之前会委托科技智库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形成基于证据的报告，而不是拍脑袋的决定。有数据、有方法、有建议、有结论，是一个系统化的机制。这种机制提供的政策建议会比较可靠。在大力建设科技智库的导向下，更应该加强科学方法和工具的应用，使得我们的政策建议在科学上是有基础的、在数据上是可靠的、结论具有可行性。建设好的科技智库首先要真实面对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第二在方法上是科学的、第三在数据和材料上是可靠的，以更好地支持科技决策。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管理科技资源等问题。”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指的是什么？

　　刘立：“科技创新”这个概念，现在在政策界已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个人的理解是它包含科学、技术与创新，或者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因而“科技创新规律”包含很多的复杂的涵义。比如，科学创新的规律包括充分的自由探索、科研评价遵循基于同行评议的择优体系。对于技术创新资源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包括企业自身要成为研发投入主体，不能寄希望于对政府国家科技计划的“等靠要”。要注意，国家科技计划对企业研发过多的倾斜，会对企业自身的科技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杨国梁：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遵循的规律不尽相同，科学发现遵循的是自由探索的方式，而技术创新依靠团队、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基于这二者的资源配置方式要遵循其基本规律。

　　以英国为例，其资源配置方式非常有助于科学发展系统。具体来讲，其工资体系和课题经费体系的运作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前者的核心是保证每一个科研人员的相对独立状态，其薪酬保证了科研人员基本体面的生活。在职称升级时，可以在论文、教学、为院系服务、经费四项中任选两个进行考核。课题经费体系的核心是刚性预算，承担课题的大多是讲师和副教授。我认为这样的体系比较有利于基础研究，根据人才成长规律，科研人员进行科学活动的鼎盛时期在35~45岁之间。在英国，这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大多不是教授，但仍然可以得到很多的经费支持，这非常有利于科学创新活动。总而言之，是把资源花在了该花的地方。在荣誉分配方面，一般是按照贡献大小分配。这也有助于鼓励年轻人的创造活力。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怎样理解五价值论中的文化价值？

　　刘孝廷：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我们在很多领域争“世界第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心理，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国气、振国威有积极的作用，有些内容研究可能还能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历史文化积存在当代的应用。科技创新也能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文积存、社会心态、民众企盼、对发展前景的构想等等。科技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环境和氛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文化生态。创新最大的文化价值即它代表了一种生态，如果有好的生态，万物自然生长，自然可以催生出创新。从文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也代表了人类文明走到今天所达到的文化水准，科技创新达到的突破也会对人类其他领域的文化产生影响，比如突出科学理性、祛除非理性的盲从、鼓励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等等。

　　刘立：无论是科学上的创新还是技术上的创新都会产生文化价值，它们可以激发社会和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提倡科学精神的热情，这就是文化价值的一种体现。科学指的不仅仅是科学发现、科学知识这一部分，还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龚育之先生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通过科学传播，将科学技术创新的文化价值挖掘出来，努力营造全社会“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氛围，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有利于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当然，在我国社会中也应该树立“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基本认识，让科技趋利避害。

　　杨国梁：科技创新活动和成果可以引领社会文化氛围的建设。比如说，科技创新需要在一个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氛围中进行，在科技创新活动实践中，会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机制，从而形成符合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又会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的文化价值导向。

　　比如英国社会有鼓励创新的文化价值观和氛围，对科研人员从心理上有很大的激发作用。在英国的文化氛围中取得科学成就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整个社会尊重科学的氛围不是靠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来烘托，而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袁江洋：以科学革命为例，科学革命不仅仅是科学领域的革命，而是人类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彻底革命。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在没有导致任何工业进步之前已经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彻底改变。启蒙运动就是以科学为典范来开启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精神和文化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使目标导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相互衔接、优势互补，形成教研相长。”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导向上有何区别？

　　刘立：习同志此次讲话特别谈到，对研究型大学要鼓励自由探索，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许多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规划”出来，而是科学家在好奇心和兴趣的驱动下从事研究而“冒”出来的。个人认为，“985工程”“211工程”这些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整个研发经费的比例，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其他地方高校、职业学校等等主要还是应该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提供高技能的人才，提供公共科技服务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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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院所”的内涵很广，包括一些原隶属于各大部委的、已改制的科研院所，也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技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还有办大学。目前，中国科学院正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已把“三个面向”“四个率先”作为了新的办院方针。中国科学院机构有一百多家研究所，对其进行分类定位是很有必要的。有的研究所要面向国际科学前沿，着重从事基础研究；有的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比如载人航天、国防；还有一些院所和事业单位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这在德国有一个可资借鉴的做法：德国的四大国立科研机构即从事基础研究的马普学会，从事应用研究的弗劳恩霍夫协会，从事大科学战略研究的亥姆霍兹联合会，以及从事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它们的科学家很多都在大学做兼职教授。科学院应该鼓励更多的科学家到大学做兼职教授，促进科研与教育的有效合作。

　　杨国梁：这涉及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定位。现代大学的三个使命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大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方面。而很多研究所在建立伊始就是为了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求。通过建立科研院所的方式，进行基础性、关键性的研发，面对来自实际、国家和民生的现实需求，而这种需求同时也来自公共科技供给的需求方，比如社会民生和公共服务等。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出成果”“死板的制度”具体指的是哪些？

　　刘立：大学和科学院的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科学家、教授“出成果”，首先要肯定这有正面意义的。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拖延症，督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有些部门和领导为了让科学家出成果进行了太多的评估、检查和汇报。这样会极大地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从而产生负面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受这种评估制度干扰的学者往往可以出一些“大成果”。应该营造这样的氛围，要让科研人员有尊严地、宁静地、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

　　杨国梁：要求科学研究“出成果”本身没问题，但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要求加上一个期限可能就会出问题。哪怕是自由研究也要以解决一定的科学问题、取得科研成果为前提，所以“出成果”可以作为对科学研究的一项要求。但在一定期限内取得某项特定的成果是无法完全得到保证的，也是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一个在基础研究方面有追求的科研人员，其本人是非常愿意出成果的，因为成果也可以建立个人的学术声誉，学术共同体中也有相关机制。只要其在勤奋工作，就算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成果，也不能用指标束缚和干扰其正常的研究活动。

　　《中国科学报》：《讲话》指出，“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挥、乱指挥。”这一点如何理解？

　　刘立：对于在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的项目课题负责人来说，增加他们的科研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少受行政指挥，这个政策是受欢迎的，可以充分调动项目负责人及其课题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科学报》：《讲话》中提到，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

　　刘立：这是对党的科普思想以及习科普思想的重大发展。2008年时任“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科技工作包括创新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印象很深刻。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抓科普工作放在与抓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这次讲话中，习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习科普思想不断在丰富和深化。需指出，这里提到的“科学普及”中的“科学”，个人认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

　　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思想指导下，我国科技传播与普及工作、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工作，将出现新的局面。

　　杨国梁：科研人员除了科学研究和满足国家需求之外，还要重视科学普及，这与科技创新成果的文化机制有所呼应，通过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在全社会形成爱科学、讲科学的氛围，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投入到科技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