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重大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议题。人们尚未意识到对创新成就的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多少关于这一议题的信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列举了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62项社会科学成就（受篇幅限制，仅在此出展示表1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可点击文末链接获取，提取码为wb6y）

　　（1）1900-1965年间，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成就、进步或创新有哪些？有哪些可见的指标可作为判断标准？这些进步是否具有J.B. Conant所说的“累积性”（cumulative）特征？也即，后来的进步是否建立在早期成就的基础上？

　　（9）这些成果在哪里诞生的？在什么地理位置？在什么类型的机构？在什么社会和政治条件下？

　　（10）这些创新的想法从哪儿来的？这些成果主要来自单一学科还是交叉学科？

　　（11）这些进步与社会实践有密切关系吗？它们是否受到政治冲突或需要的启发？是否被运用于实践？如果是的话，它们是被个人、中小团队抑或是政府运用？

　　（12）每项创新从诞生到它对研究和/或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中间有多久的延迟？

　　部分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论据已经呈现在附表中。我们挑选这些成果的依据是它们对本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程度；我们也咨询了一些其他领域同事的观点和建议；此外，我们还对比了每一项成就与最新一版《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1中的相关条目。

　　对上述问题的全面解答，包括各种统计分析，将会呈现在其他地方2，本文概括了大众感兴趣的总体结论。本研究有三点主要结论：（1）如同定义清晰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就和创新一样，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成就和社会创新。（2）这些成就大多来自少数几个跨学科中心，由个人或团队对跨学科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有意识地、系统地研究和发展所得。（3）在很短时间内，这些成果便得到了广泛认可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平均10-15年；这也是重大科技创新产生广泛影响一般所需要的时间。

　　首先，它们要么涉及到新的观念或关系，要么能带来新的实践，包括科学实践。换言之，它们必须帮助人们看到以前未能察觉的事物，这是新发现（通常表述为“这里有……”）或新的可证实假设（通常表述为“如果…就…”）通常具备的特征；或者它们使以前未完成的实践变得有可能。其次，不论是观念还是实践，被视为重大贡献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们对知识的继续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仅对社会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被视为有趣，但并非必须。

　　我们认为，附表中列举的62项成果是1900-65年间符合上述两条标准的最重要的成就。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打算将这个清单用于专业认可或奖励，使用其他重要的标准或者出于其他目的时，其他成果也可能入选。

　　我们忽略了电视这样的纯粹技术成果（而纳入了电脑），因为尽管电视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并不是电脑对社会科学的贡献那种意义上的影响。我们也忽略了单纯的政治或组织成就，例如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曼哈顿计划、英国国家卫生局（British National Heath Service）、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信用卡、智库、重要的公共或私立基金会、维和部队（the Peace Corps）以及部分核试验禁止条例（the 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等，尽管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它们都有上榜的理由。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纳入以下实践革新：亨利福特的组装线；F.W. Taylor及追溯者对时间和移动的研究（the time and motion studies）；F. J. Roethlisberg及其同事对工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以色利的kibbutzim 和苏联的kolkhozy等农村组织的发展；B. Ruml发明的“个人所得税代缴制度”（“pay-as-you-go income tax”）；J. Zacharia及其同事发展的高信息教学（high-information teaching）；C. E. Shannon和R. Fano等人发展的人机交互设计；J. Tobin, M.、Friedman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低收入保障（the proposal for a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等等。与之相对对，列宁、、甘地和韦伯等人的创新被纳入在内，因为他们都与外显的理论（explicit theory）相关。

　　在我们看来，有几项成就属于临界性案例。例如，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J. Dollard、 N. Miller和他们的合作者们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由L. Festinger、R. Abelson等人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由F. Lounsbury等人提出的“认知人类学方法”（cognitive anthropology）；由C. Osgood、G. J.Suci和P. H. Tannenbaum 提出的“语意差异”概念（semantic differential）及其测量；由D. E. McClelland提出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概念和测量。心理学领域的临界案例则包括：众多精神药物的发现；K.Lorenz等人对幼年动物“印记”（imprinting）的研究；对记忆的化学研究；J. Delgado 等人关于大脑中心区域的电流刺激对行为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上述案例都未纳入到本文的清单中，因为我们不确定同纳入清单的成果相比，它们迄今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否同样深刻和持久。也许上述部分或者全部案例将来都可以被纳入清单当中，但无论如何，与本文的表格相比，纳入上述临界案例只会增强而非削弱本文的主要发现。

　　显然，其他个人或学术派别对特定成就的排名会有所不同，但如果依据我们所列的临界案例，那么学术界对本世纪排名前50至70成果的评选应该会有相当高比例的重合。

　　表1第一列呈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表2第一列总结了这些成果在各学科领域的分布。由表2可知，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创新性成果数最多，分别为13、11、11。在这三个领域中，平均每5-6年就有一项创新性成果。上述三个学科中的某些成就涉及到对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因此线性编程和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都被编码为经济学领域的成果。

　　有11项重大成就在本质上属于数学或统计学成果，尽管它们可能也被运用到其他领域，但我们将其单独编码为一类（即“数理统计”），比如因素分析和信息理论。尽管这种编码方式可能低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成果数量，但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重大创新成就仍然至少每6年出现一次。

　　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重大创新分别每10年和20年出现一次，不过，这一估算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些领域的实际进步速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因为一些在社会心理学、政治科学甚至经济学领域中的重大成就对社会学的进步几乎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有5项成就与数理统计类别下的成就相似，其主要影响不在某个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它们不属于量化方法，因此我们将其单独归类为“科学的哲学、逻辑和历史”。罗素和怀特海对逻辑和科学统一性的证明、维也纳学派关于科学的统一性以及库恩关于科学革命中“范式”（paradigms）的讨论都属于这一类。

　　重大进步通常由理论、方法和结果综合而成，而并非仅聚焦其中某一个要素。我们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总结在表2中。绝大多数成果至少包括两者，通常是包括了三者。因此，长久以来关于应该强调理论、方法还是实证结果的争论似乎已经过时，或者本身就没有意义。三者似乎共同构成了知识生产循环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要素的实质性突破很可能会带动另外两个要素的进步。

　　社科领域重大创新成就的发生频率高得出人意料，几乎每年就有一项。考虑到1950年以后的许多成果由于难以评估其全面影响而没有纳入本文的计算，可以推测这一高频率在1930年来似乎并没有降低。因此，那些同时关注几个学科的社科研究人员可能因此面临着所掌握的信息过时的问题。

　　更细致的分析表明，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聚集效应。某些领域存在5-15年的“大年”，其间密集地出现重大创新成果。1925-29和1940-44年两个时段是许多领域的“大年”（如果算上另外几项没纳入本文的重要成果的线也是成果颇多的时段）。由于“大年”通常延续几年的时间，而将某项科研创新转化为应用实践通常需要10-15年时间（表1，第8列），因此，任何社科领域在取得一些初步突破之后，投入为期10年或15年以上的支持可能比较合理。

　　在1900-65年间的重大成就有2/3来自个体研究者，但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体研究者的成果在1930年以前占比为3/4，此后则下降到1/2以下（表1，第6列）；与之相反，团队研究者的成果占比从1930年以前的1/4上升到此后的1/2以上。之后的十年间，社会科学家团队成为了重大创新的主要贡献者，但传统的“巨人”或“孤狼”式的个体研究者仍然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尽管是次要的）来源。

　　我们也考察了人们做出这些重大创新贡献时的年龄。这里不会罗列详细的分析，但在1900-65整个时段中，160位贡献者的中位数年龄段在35-3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7岁。由40位贡献者组成的模拟组的年龄稍大一些，在40-44岁之间。在所有贡献者中，40％以上的人在取得成就时超过40岁，但只有6％的人超过了50岁。与其他领域的贡献者相比，心理学家往往更年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年长。

　　自1930年以来，贡献者趋于年轻化，模拟组的年龄移至30-34岁。但是这一估计有可能是一个假象，因为我们对早期的重大成就把握更准确。似乎最年轻的贡献者出现在贡献者最多的领域。可以想象，如今某些领域从本质上来说难度更大，并且需要更多的经验才能取得成功。

　　需要强调是，正如普赖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快速发展的领域中，年长科学家的人数必定较少3。由于在1900年至1965年间，社会科学家的数量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每14年翻一倍，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20-34岁、35-49岁和50-64岁三个年龄段的科学家所占比例大致为4:2:1。当对创造力曲线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考虑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时，50岁以上男性在社科成就上的创造力可与35岁以下男性相比，但该模拟组仍集中在35-49岁之间。本文对创造力顶峰年龄的研究结论与H. C. Lehman对建筑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教育理论领域的研究发现高度一致。

　　我们收集的关于贡献者的传记信息不够完整，但这些信息表明1930年以后的贡献者并不是一个普通机器里毫无个性的螺丝钉。我们发现其中一些人有强烈的、高度个人化的性格特征，兼具艺术家个性中的某些优点和缺点。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们通常是“粗鲁而强势的男性”，对分歧和愚钝不耐烦，极不愿忍受低智商或批评者。与过去的重要区别在于，这些极富创造性的人尽管很有个性，但仍然知道如何与人合作、如何支持他人以及如何反过来获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创立了重要的组织或机构来继续推进他们的工作。

　　任何新发现的创造和试验都需要一定的投入，无论是以金钱、人力还是研究者时间的形式。在金钱投入要求方面，图书馆的人均成本相对较低，但特殊的实验室、计算机设备以及大型调查或实践组织所需的经济投入很高。

　　在人力方面，一个极端是在独自书桌前工作的个体研究者，另一个极端是需要大量实验室助理、调查访员或制表员的研究工作。一些成果可能只需要相对较短时间的灵感洞察和辛勤工作，但其他成果可能需要耗费研究者许多年的时间和思考，例如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或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我们对每一项成果所需的三种投入进行了编码，并分析了其分布情况。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量化和非量化成果对金钱的依赖程度（见表3）。我们发现，所有26项需要大量金钱投入的成就当中，18项取得了明显的量化发现；而在36项金钱依赖程度低的成果中，只有14项取得了明显的量化结果。在1900-29年间，量化成就对金钱投入的需求呈增长趋势，而在1930年后这一趋势更加显著。

　　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很便宜的观念——在圈外人和一些大学管理者当中比较普遍——似乎是基于1930年以前的经验，当时只有1/4的重大社科成就需要大量金钱投入。1930年以后，超过3/5的成果都需要相对大规模的金钱投入，尤其是调查研究和大规模的量化研究（见表3），而且这一比例在未来可能继续增长。如果期望获得明显的量化研究成果，那么对金钱投入的要求更高。低成本的研究，个体工作者的研究，或是对非量化主题的研究在未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低。知识生产的工业革命不仅席卷了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已经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

　　研究重大社科成就在何处诞生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研究者在他们工作期间迁移到其他地方，而且许多成就涉及多个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机构还有所变动。此外，我们对部分国家、机构和领域更加熟悉，可能会使我们对位置的评估出现偏差。但是，数据中的某些关系是如此强烈，以致它们似乎不可能是由这种错误造成的，并且它们对社科领域创造性所需的条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表4和表5呈现了对表1第4列数据的地理位置分析。在此编码中，我们罗列了62项重大成就发起时涉及的所有地点，共101个。但是，当发起者转移到新的地点继续他的工作时，该地点不再单独计算。因此，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方面的成就同时被编码到维也纳和柏林两地，而没有芝加哥，尽管在1936年之后的相关工作在芝加哥开展。

　　表4和表5显示，1900-29年间的成果当中，3/4都来自欧洲；但是1930年之后，美国贡献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成果，即使我们的编码方法对于起源于欧洲的成果更有利。（在后一个时段中，仅有5项成果可以归功于欧洲出生的美国人。）

　　美国和英国两国产生了1920-29年间50％以上的重大成果，这一数字在1930-65年间达到近90%。1930年以后，在美国做出的重大创新成果数量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国家内部，绝大多数成果集中于很少的几个大城市或大学；其他规模相当的城市和大学中心只有很少的贡献或几乎没有贡献（见表5）。

　　在英国产生的成果中，一半以上来自伦敦，三分之一来自剑桥，但牛津的重大社会科学贡献很少。在美国，1930年前的成果有1/2来自芝加哥（12个当中有7个）。在1900-65年全时段中，三个中心——芝加哥、坎布里奇市和纽约——产生了美国一半以上的成就；华盛顿、安娜堡和纽黑文提供了另外1/4。由于这六个研究中心仅代表了少数美国社会科学家（1968年版的《美国科学家》5中的20％），他们显然极大地提高了在这些中心工作的人们的效率，其中1/5科学家的贡献是剩下4/5科学家的三倍。相比之下，在其他科学领域方面举世闻名的伯克利和普林斯顿等中心，在这65年间各自仅做出了一项重大的社会科学成就，而洛杉矶等大都市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这些社会科学成就在特定国家和中心的集中程度似乎比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集中程度更为显著，并且似乎与任何一般因素没有直接关系，例如战争经费或相关领域科学资助的增加。我们推测，社会科学成就可能与外部经济环境存在紧密关联，例如当地亚文化与其他领域的设施和一流研究人员共同出现；同时还对智识气候极为敏感，对于特定国家和当地社区的社会科学来说，一些特定的智识氛围有利于其进步。

　　超过3/4的成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取得的。在机构层面上，大学是重大进步的主要来源（表1，第5列）；但在后期，大学和政府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和“智囊团”的成果占到所有重大贡献的2/3（见表6）。

　　在整个时段，跨学科工作一直是重大成果的主要来源。1900-29年间，跨学科领域诞生的成就接近1/2，此后的时段则占据了2/3的比例。跨学科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进一步证明了将社会科学研究置于主要知识中心的重要性，以便汇聚来自多学科的信息和专家。相反，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置于一个“远离一切干扰”的小镇或大学中，则极有可能一无所获。

　　我们的分析表明，实际需求或冲突激发了1900-65整个时段中3/4的重大成果。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比例从1930年之前的2/3上升到此后的4/5以上。未来“象牙塔”里的社会科学家的贡献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

　　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在实践中的转化应用比例与其受社会实践所激发的比例几乎等同，并表现出巨大的实践价值。在社会群体层面上的成果运用最多；而在个体层面上的成果运用分别占到前后两个时段的1/4。重大成果在国家政策层面的运用比例从1930年前的1/3上升到此后的2/3。

　　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贡献在社会系统中的应用超出单个层面的范围。同时应用到 个人和群体、群体和政府或者全部三个层面的成果数量从1930年之前不足1/2上升到1930-65年的2/3以上。

　　从记录来看，社会科学的重大进步对实践改进有重大作用，且在最近越加明显。如果我们继续致力于重大成果的转化应用，那么这些进步的实践价值在未来几年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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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近年来这一时滞似乎正在缩短，这在一个高等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和通讯网络更加快捷的社会中是可以预期的。大多数成果产生影响所需时间的中位数从1900-29年的11-20年下降到1930-65年的不到10年；其最大值也从1930年之前的约25年下降到此后的15年。基于这些数据，人们可能会推测，创新成果产生影响的时滞在未来会进一步缩短。但是，时滞缩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当今的研究机构或政府倾向于支持那些能更快产生社会影响的研究，而更基础性的研究可能并不具备这一特征。

　　这些时间数据表明，对基础社科研究的支持项目拓展到10-15年是比较理想的。这种持续性的支持可能会遇到政治和官僚制方面的困难，但就本文提及的那些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增强我们处理紧迫社会问题能力的创新成果而言，这种支持可能是最有效的策略。

　　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的激增极大地增加了所有工业社会中的协调问题。为了应对激增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有必要尽快推动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建设性应用的大规模发展。如果我们的确重视这一问题，那么本文的实证结果也许能够提供智力和组织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