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喝酒，一边听一流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或青年学者谈他们在做的研究——上海正在流行一种很新的酒吧。

　　作为一种社交方式，SciBar（学术酒吧）在海外其实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我在曼切斯特大学官网的“社会责任”页面上看到，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在英国多座城市举办学术酒吧活动。所谓的学术酒吧，指的是在酒吧里组织的非正式学术讨论，活动的具体形式是，由一位科学家展示TA的研究并组织讨论。这些学术酒吧在英国很受欢迎，每次活动吸引的观众30-90人不等，他们对科学感兴趣但不一定有相关学术背景。

　　上海是一座对最新文化潮流吸收很快的城市，学术酒吧在上海出现并不奇怪，然而，“酒吧+学术”这一乍看之下很不搭调的组合招致了一些吐槽和嘲讽。有微博网友吐槽称，上海某学术酒吧通过问卷筛选观众，且入选名额非常有限，让人不禁感叹“去酒吧都落选了”。也有人认为，学术酒吧有把“学术当成一种浅显的符号资本和时尚单品来消费”的嫌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学术酒吧兴起于一个学术圈本身正在越来越内卷、人们开始怀疑学历过剩的时间点：俗称“青椒”的青年教师遭遇非升即走困境、难以获得长期教职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也愈发不确定。作为一种城市青年文化现象，学术酒吧折射出年轻人的哪些诉求呢？

　　徐鲁青：我参加的学术酒吧是最近很火的一家，应该也是第一个开展学术酒吧活动的。在做学术酒吧之前，这个酒吧也聚集了很多的左翼青年，他们会讨论一些政治和公共性较强的话题，而不只是生活的闲聊。我去那喝酒主要是觉得顾客聊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店里餐巾纸上会写一些破冰聊天的问题，内容类似于普鲁斯特问卷，大概有20个问题，类似“你是否支持死刑”。

　　我是周末去的，嘉宾是饮食人类学家曹雨，他做过很多关于食物和厨房的研究，出版过《中国食辣史》。他讨论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厨房末日启示录”：厨房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替代的空间？是谁要消灭厨房？除了食物，我们还能从烹饪中获取什么？当时有很多人去听，互动也很多，每个人都能讲一两句。嘉宾就在吧台后面借助ppt和大家讨论分享，没有什么距离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之前还去过位于北京五道口的706青年空间，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主办方经常邀请旁边学校的一些学者老师去主持一些讲座和沙龙活动，和学术酒吧有点相似。我参加这种活动主要是因为对特定讲座话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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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人：我虽然没参加过学术酒吧的活动，但仔细想来，是参加过这种性质的非正式学术研讨会的。读硕士期间，我们系经常会举办午餐研讨会，虽然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去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主要动机是去蹭免费午餐吃，但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我觉得很有趣、对我很有启发的分享。午餐研讨会的形式通常是，本校或外校的一位年轻学者来分享他们正在做的研究，他们会先做一个演讲，然后在午餐的放松氛围里，听众会向这位演讲者提问。

　　我觉得这种分享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氛围，我们在读译介成中文的海外学术著作的时候，不是经常会在正文前看到作者列出非常多的致谢的人名么，比如说感谢某某某提出的宝贵意见。很有可能这个宝贵意见就是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中激发的。我们知道，做学术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来自同行的提问和建议很多时候能够缓和这种孤独感，并且化为养分帮助你精进自己的研究。

　　尹清露：我比较同意子人说的这类非正式学术研讨有很强烈的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氛围。我读研是在疫情期间，周围没有什么人，平时也去不了学校，找同类的期望会比较强烈一些。当时我跟几个朋友一起组织线上读书会，读一些平时自己啃不下去的很难读的文献。我和几个来自法学专业还有其他人文社科专业的同学一起读福柯那本特别晦涩的《词与物》，读书会流程其实跟上课做Pre很像，每个人分配到一章，这章是你来讲，下一章我来讲。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当时还认识了在美国读人类学的关系很好的朋友，也一起约好每周固定读一篇文献，但最后也没有坚持下去。

　　不过，我觉得这种非正式学术探讨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让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情谊。而且这种情谊是建立在所谓智识交流、观点分享基础之上的，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不过我也隐隐感觉到，这种形式背后好像也有一种优越感在里面。

　　董子琪：我也觉得非正式学术对话非常重要。一位名为皮埃尔·阿多的法国哲学家将非正式学术对话溯源到古希腊时期，他说现代大学里面，大家会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教导根据大纲来进行，个人化的、群体化的关系理应消失。但是古希腊的传承并不是这样的，古希腊哲学的对话和交流不是在交流一些观念的抽象关系，而是人们的生活。

　　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不是因为他能做讲座，更多是因为他会和朋友聊天和生活。生活是学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做讲座并没有多么厉害，会做研讨会让大家一起讨论才是最厉害。

　　潘文捷：《走进酒吧的年轻女性》一书谈到，在传统酒吧中，女性是生产力，男性是消费力。作者把女性分为女客服、气氛组、免费入场的美女和自己掏钱的女性这四种。其中女客服和气氛组主要是酒吧自己雇佣的，负责陪喝陪玩，卖酒卖小东西。免费入场的美女其实并不“免费”，她们是用自己的存在付钱的。酒吧的销售会引导免费入场的美女和男生拼桌，把她们变成一种笼络男顾客的手段。还有一种是愿意自己买单的女性，她们要为溢价很高的酒水花钱。

　　酒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性别化场所，男性要通过穿着很贵的衣服，带很贵的表，开很贵的车来展现自己的经济资源，女性则是展现自己的身体资源，男性和女性互为景观。依靠这种高度的性别化，酒吧得以通过高溢价的酒水牟取高额利润。在传统酒吧的场域下，女性要么是迎合父权成为生产力，要么是迎合资本成为消费力。一方面她们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快乐买单，但另一方面可能会因为商家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无意识行为让自己处于被凝视和被评价的位置。

　　我大概十多年前过706空间，那里经常讨论的一套自由主义话语是男本位的话语，自由、民主的启蒙都是在女性解放之前。虽然大家在那个空间里对很多社会议题大谈特谈，但对女性的关注其实远远不够。而且后来爆出了很多有关706空间性骚扰的事情，很多之前活跃于706的男性公知也深陷其中。我觉得对于那个时代在这种青年空间的女性来说，她们还是没有真正摆脱第二性的位置。

　　尹清露：文捷说的性别视角让我想到疫情时很火的Clubhouse，这是一个线上语音交流APP，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房间，也有许多学术主题的房间，每个“房间”有一名主持人负责组织听众轮流发言。当时有很多留着长发的欧陆哲学男发言时间很长，不停地高谈阔论但言之无物。

　　林子人：我注意到，在关于学术酒吧的讨论里，有一点是让很多网友感到冒犯的，就是事先用调查问卷来筛选观众。这里出现的某种消费者和商家的权力倒转——不是由消费者来挑选商家，而是由商家来挑选消费者——让一些人感到不适。这可能也是学术酒吧最有争议性的一点，即在一个消费场景下，用智识水平来筛选观众和饥饿营销有什么区别？

　　另外，筛选行为暗示了参加学术酒吧是有智识门槛的，这也很容易引发长远以来主流大众对知识分子以及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活动的偏见，就是他们用知识当作拔高自己、贬低他人的工具，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不过是更擅长运用学术黑话来讲一些不接地气的东西。

　　董子琪：酒吧是处于街头的，每个人都能进去，但学术又有相当的精英性，所以学术酒吧是介于街头和精英之间的一种产物。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中综述了前人学者的一些观点，就是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路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歧，研究公共活动时应该注意儒家传统的精英文化与大多数宗教以敬鬼神、安抚灵魂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是分离的，精英文学和大众说唱评书也是分离的。原来勾栏瓦社里面流行的说唱表现形式才是街头文化的主流，大家看着主要为了图个乐，和现在酒吧里面高谈阔论人类学、民族志、文化应该有比较大的不同。长期以来街头文化的主体，庶民文化是统治者眼中的“危险阶级”。他们在街头寻求生计和娱乐，可能是无产者或者是没有那么多“产”。

　　近代以来很多精英不再能通过科举进入国家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转向大众传播。比如李伯元创办《游戏报》的宗旨就是“娱人娱己”，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低，不求仕途通达，只是为了先“娱乐自己，再娱乐别人”，其中有一个文人身份的转化。

　　在学术酒吧发表演说，也可能会有身份的转化。一方面，他可能是想要作为一个主持去招待、娱乐大家，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想作为一个学者去启蒙民众。在酒吧发表演讲的，除了体制内“在朝”的学者，可能也有一些“在野”的自由研究者。“在朝”和“在野”的区分和矛盾也许也会影响发言的角度。

　　徐鲁青：《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有一段谈到了儿童教育。很多城市的街道只是为了让行人快速通过，到达一个目的地。但作者简·雅格布斯认为，街道应该是让大家来停留和玩耍的，而不只是一个通过的工具。她还说到，小孩子接受教育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在学校课堂里，而是在街道玩耍、和人交流的时候。

　　疫情刚刚结束时，很多学校的大门一直没有向公众打开。我采访了研究临校空间的城市规划学者、青年建筑师陈昊，他的研究表明，10年前学校和社会之间没有很明显的阻隔，市民可以进入学校，学生也可以经常在所谓的临校空间活动。临校空间其实为学生提供了很多认识同好，甚至创业，找到自己发展方向的机会。学生们最后其实不是在学校和课堂里面找到和他们一起做事的人，而是在学校之外，在像酒吧这样的非正式聚会小空间里。

　　尹清露：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中提到，一个教师无意中做了一次教学实验，他没有通过讲座教授学生知识，而是通过让学生自己摸索着看书这种别样的对话方式完成了教学，而且效果非常好。

　　朗西埃认为，这次实验印证了大学教育的某种荒谬之处：我们总觉得必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才能够理解知识。讲解这个动作看似承诺了一种平等，即“等你拥有了跟老师一样的知识，你就变得平等了”，其实它反而隐藏了一种不平等的划分：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有能者和无能者，以及博学的理性心智和无知的感性心智。朗西埃认为这种划分其实是一种虚构，因为所有人都拥有同等的智力。他还写了一段话，大概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两种分化的逻辑之下，一种是强硬的不平等逻辑，它来自国家资本或军阀；另外一种是缓和的不平等逻辑，它用一所大型学校的模式来理解世界。

　　读到这里，我想到大家对学术酒吧的嘲讽/自嘲其实隐含着对于这种虚构的隐隐怀疑：难道必须要通过讲解这个模式，我才能够成为有身份有智力的人吗？在酒吧这种“应该平等”的地方，这种不平等的矛盾就会格外显现。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的，在读书之前或者进入学术体系训练之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但好像读完几年书，你的身份和作为人的本质都随之改变了，好像一夜之间你就是个“聪明人”了。很多学术酒吧请的也是高校在读博士这样的高学历人群，我会觉得学术训练有点像一个成人仪式或者过渡仪式，人通过这个仪式就变得聪明了，背后的逻辑也挺荒谬的。

　　董子琪：何兆武的《上学记》里面提到，人类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权威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还有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夫妻之间没有什么你统治我、我统治你的关系，是属于圣洁的关系。可是中国人的事情总是权威的成分多，圣洁的成分少。我觉得学术酒吧如果是要传播知识，那应该是属于圣洁的关系，但问卷筛选就把这种圣洁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我要来考察选拔你的权威关系，有点自相矛盾。

　　潘文捷：我觉得从最字面的意义上，学术酒吧要筛选听众说明这个机会是供不应求的，酒吧的位子有限，但想要来的人太多，所以需要限制人数。因为它的定位是学术酒吧，所以用学术的方式来筛选。

　　学术酒吧虽然是探讨学术，但它更多是借由学术来探讨现实。其实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论政传统，对政治和现实的表达欲望很强。比如说中年男人喝完酒、出租司机和顾客聊天，都爱说一些国内国外大事件。但又没有足够多的平台让我们去探讨这些东西。

　　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在娱乐事件中探讨政治话题的例子，比如说汪小菲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有钱富商跟女明星之间的爱恨情仇，但是人们会抓紧时间去表达他们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又比如说大家在谈论张本智和这位乒乓球运动员的时候，也会抓紧时间去探讨中日之间的关系。大家好像是很愿意探讨政治的，但有的时候这种探讨会以娱乐的面目、八卦的面目出现，甚至是学术的面目出现。

　　林子人：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前一天，上海最有名的那家学术酒吧官宣了最新一期活动预告，这期活动将回顾他们做过的工作，顺带回应“一些流传较广但离真实较远的评论”。他们要聊的其中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社会科学是什么？它真的不如自然科学“硬核”吗？这样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但我想他们之所以会想要在最新的一期活动里回应这个问题，肯定是因为之前他们举办过不少社科主题的分享，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国家一直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出现这样的质疑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有意思的地方是，如果学术酒吧真的是一个舶来品，它原本确实是以科学领域的分享为主，而在上海的学术酒吧，分享的内容更加五花八门，特别是多了很多社科、人文向的内容。这的确也会引发一个长久的偏见，就是科学比人文社科的门槛更高，更不容易让外行人明白。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几年前出版的《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两位作者都是物理学家，其中一位是艾伦·索卡尔，他在1996年做了一个恶作剧：给《社会文本》期刊投稿，在文章中模仿当代社科理论家，胡乱引用与科学有关却晦涩难懂的术语，所以整篇文章完全是恶搞，但《社会文本》真的刊发了那篇文章。这件事情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激烈的讨论。《时髦的空话》其实是这一事件的后续，索卡尔和另一位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在书中揭露了数位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存在对科学概念滥用的情况，包括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大咖，比如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和吉尔·德勒兹。《时髦的空话》让读者突然意识到，我们觉得这些大家巨著晦涩难懂，可能不是我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可能都不完全确定自己在写什么。

　　以德勒兹为例，他被誉为最重要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写过二十多本哲学著作。《时髦的空话》分析了他与加塔利合著的一本畅销书《什么是哲学？》，两位作者发现，这本书中有科学名词的密集运用，抽离语境、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甚至也没有以一般的科学意义来说明这些名词，包括哥德尔定理、超限基数论、黎曼几何、量子力学。但不熟悉这些主题的读者是没法从德勒兹的论述中增加任何对这些主题的理解的，而更专业的读者则会发现，这些引用不是没有意义，就是被用来包装陈词滥调。

　　因为直接点名指出了这些大咖的谬误，《时髦的空话》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特别是在法国。我想不少本就对人文社科领域有偏见的人可能会加强他们的信念，就是人文社科不够“硬”，只有“阐释”，没有“事实”。但两位作者表示，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人文社科，而只是反对毫无理论根据的挪用科学观念，在非科学家的读者面前滥用科学术语。

　　人文社科领域滥用科学术语的现象也流露出了一种科学主义的心态，即把科学当作唯一合法的思考方式。社会科学这个名称本身其实就很科学主义，它试图把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变成一种科学，强调了其中的客观性和某种真理的存在。所以《时髦的空话》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人文社科领域的人对科学的暧昧情结，一方面科学的霸权，一方面又把科学当作价值标尺来衡量自身。

　　尹清露：我想到上次参加刘禾教授的讲座，她提到如果我们读不懂《赛伯格宣言》作者唐娜·哈拉维写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哈拉维本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文和科学的跨界学者，也衍生出来一些概念，比如用克苏鲁的观念去阐释科学跟文化的杂交。

　　人文社会学科对于科学的复杂态度确实非常有意思，好像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用科学的语言才能够跟他们进行对话，但他们不需要去学习我们的语言，但另一方面这些社科学者其实也非常想要打破这两者之间的通路，比如德勒兹和拉图尔的做法。这些阐释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那里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但对于解释这两者的通路是有意义的。他们的意图并不是“用看似高大上的科学术语来解释人文社科现象”，而是从根本上质疑“科学”与“人文”的划分。

　　董子琪：历史学家王汎森说过，中国的传统学科，比如经学史学文学，在五四以后有一个科学化规整的过程，即所谓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在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学科也在遭受流失，这被他称为消耗型的转换，无法硬套上西式科学的框架。

　　林子人：学术酒吧或许是一个很新的社交方式，但以促进公共讨论为目的文化活动其实一直存在，比如沙龙和读书会。在个体越来越原子化、我们似乎能在互联网上满足各种社交需求的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线下的联结？

　　学术酒吧让我想到了非常久远的俱乐部传统：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咖啡馆、茶馆、俱乐部和沙龙开始出现，这些场所向能够买得起一杯咖啡、茶或一份报纸的人开放（很多情况下是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这些场所构成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新公共领域，也就是在现代早期的宫廷和家庭之间的场所。哈贝马斯认为，这个公共领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进而为民主政治当下了重要基础。

　　之前我读过一本传记《重返昨日世界》，那本书以萨缪尔·约翰逊和詹姆斯·鲍斯维尔为核心人物的俱乐部为切口，呈现了18世纪的英国的俱乐部文化。约翰逊所在的俱乐部是由一个名叫约舒亚·雷诺兹的画家提出设立的，1763年，他非常担心朋友萨缪尔·约翰逊的身体状况，因为当时约翰逊饱受抑郁症的困扰。雷诺兹就提出，既然他的好朋友约翰逊那么喜欢聊天，也非常喜欢酒馆，可以每周一次邀请一些朋友去一家叫做土耳其人头的酒馆进行一次聚会。所以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约翰逊和雷诺兹都会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在那家酒馆的包间里面吃饭喝酒，一直聊到深夜。

　　这个俱乐部成员之间的碰面主要是为了社交、争辩和相互学习，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比如政治、法律、医学、文学、艺术。随着逐步发展，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有名气，被公众称为文学俱乐部，在英国的文化史当中也是一段佳线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存在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不过是在接续这个传统罢了。

　　徐鲁青：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还有一个说法，叫“第三空间”。城市里面的第三空间的典型就是咖啡馆、酒吧，是一种介于工作场所、私人空间，以及像广场这样最公共场所之间的更加松散的空间。人和人之间会在这个地方发生交往，认识新的朋友，聊一些介于公共和私人话题之间的事情。

　　虹口区有一家内山书店，在上世纪30年代，这家书店的主要功用是上海左翼作家的俱乐部。内山书店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借书和出版的帮助，还为一些逃难的作家提供庇护，慢慢成为一个据点。有这样一个空间把同好聚集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林子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后疫情时代，刚刚走出疫情这种非常封闭、大家极度缺少线下见面交流的时期。所以当下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经历过封闭大学生活的年轻人，迫切希望能够在某种公共空间里面去和别人交流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