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效实现了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为党进一步认清农村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对中国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找到正确革命道路的制胜法宝。延安时期，党将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系统的农村调查，准确把握了中国农村的“脉”，找到了中国农村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村调查理论和方法，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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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1941年初，中国已经发展到80万名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入党的。很多党员没有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礼，对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没有切实感受，对教条主义的本质自然也谈不上有深刻认识。党中央觉得很有必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1941年同志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和跋。同年5月，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向全党发出系统、周密地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

　　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1941年，中央发出了由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的党内文件，为开展农村调查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其中《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还明确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之责；拨给必要经费，给予各种便利，以达系统周密调查与研究一切必要情况之目的。随后，各抗日根据地纷纷组织调查团，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全党范围内的农村社会调查热潮，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整风运动。在延安的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也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调查内容多样，成果丰富。西北局考察团深入绥德、米脂广大农村，开展对其经济、政权、文化教育、社会阶级等问题的调查，编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小册子，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和中央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张闻天同志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在陕北等地深入调查，形成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为进一步完善党的农村政策提供了依据。中央青委考察团深入延家川调查，写出了《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多份有价值的调查材料。中央妇委深入延安周边的广大农村，形成了《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报告，为党中央最终形成《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作出重要贡献。1940年，朱德同志带秘书、参谋等身边人员，与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去南泥湾实地调查，初步选定临镇、南泥湾、牛式镇一带作为开荒地点。1941年春，朱德同志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农业技术员等到南泥湾实地踏勘，掌握了南泥湾的水文、土质状况，为开发南泥湾奠定了基础。在屯垦南泥湾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南泥湾走向各个抗日根据地。

　　广大党员、干部在农村调查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通过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广大党员、干部逐渐从主观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现状和革命实际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掌握了通往胜利大门的钥匙。事实证明，延安时期党的农村调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环节，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直面问题的责任担当，凝聚了党解决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政治智慧，增强了全体党员的党性，锻造了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作者单位系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调查未刊资料整理与研究”[23BDJ07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