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数字化转型升级要走低成本之路，作者：高书生，系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专门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文化人最擅长什么？做内容。文化机构的短板是什么？第一个是经营管理，第二个是技术。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痛点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观察，痛点主要是建平台。

　　想文化人之所想，急文化机构之所急。坚持问题导向，本文主要围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展开。

　　国家文化专网是对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而形成的，不是重复建设。国家文化专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贯通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就是把所有的文化机构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联通、贯通，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同时在国家文化专网上搭建一个“数据超市”，文化机构和个人在“数据超市”实现数据变现，有数据的卖数据，没有数据的买数据。当然，国家文化专网还可以提供算力服务。

　　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打造一张同消费互联网并行的生产互联网，其主要功能有3个，第一闭环运行，第二标识解析，第三结算支付。

　　有了国家文化专网，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就可以开发一种新业务，叫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文化机构通过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就可以接入国家文化专网。

　　有数据。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的原则，一是汇集文物、古籍、美术、地方戏曲剧种、民族民间文艺、农耕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二是开展红色文化基因库建设，从2020年开始，以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对象，对红色纪念馆当中的藏品、设施做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三是贯通已建或者在建的思想理论、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文化专题数据库。

　　有标准。从2019年开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目前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组织业内文化机构、科研院所，制定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按照目前的规划，标准大概有70个，2021年10月已经公布了11个，近期已经成熟的大概有8个，将会陆续公布。

　　有客户。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简单说就是“两侧四端”，“两侧”分别是供给侧、需求侧，“四端”分别是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资源端和生产端将近5万家，主要是在3个领域，第一公共文化机构，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档案馆等；第二文化生产机构，包括电台、电视台、报刊社、出版社、影视公司、设计公司等；第三高校科研机构，比如文艺中心或文艺发展中心、资料馆、艺术院校、考古研究所、服装学院等。消费端，从大的方面讲，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分为“大屏”和“小屏”两个方面，“大屏”主要是指电视机、户外大屏，“小屏”主要是指手机和移动终端。线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内，包括文化馆、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另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外，包括学校、火车站、机场、购物中心、城市广场、商业街区等。

　　有交易。基于国家文化专网搭建的“数据超市”，用于满足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买卖数据的需求。“数据超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搜索查询。“数据超市”即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既是供给和需求的中介，也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

　　有安全感。数据安全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基础性问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件为数据安全设置多道闸门。第一道闸门，就是国家文化专网，它是闭环的，是跟公网物理隔离的。第二道闸门，就是数据存储是分布式的。每家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都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存储，千万不要说搞文化大数据了，就把所有的数据都搁到一起，一定是物理分布，就是谁的数据就在谁那儿放着，但要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即国家文化专网把它连到一起，形成一个逻辑关联，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解除文化机构的后顾之忧。第三道闸门，就是标识解析可溯源。国家文化专网要运行，必须得有一个相当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的技术系统，银河galaxy官网我们把它叫作标识解析系统，也就是标识编码登记注册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同时在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装配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业务软件。这样就实现了从资源端到交易、生产加工，再到运营、消费、体验，一个全生命链条的过程中，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以后，就能够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成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个以外还能干什么？

　　不用自己建平台。大家都在建平台，投入都很大，维护成本都很高，还要想各种办法去引流，利用效率不是太高。如果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导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通过装配底层关联集成系统，每个文化机构就能搭建起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在生产线上，通过解构数据、关联数据、重构数据、呈现数据，形成两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文化资源数据，我把它比喻成种子，第二个就是文化数字内容，我把它比喻成小麦或者面包。如果有文化资源，就去加工数据，通过解构、关联形成文化资源数据，进入“数据超市”卖数据；如果没数据，就在“数据超市”购买数据，然后把它转化为文化数字内容，再进入“数据超市”交易。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以后，不用自己去建平台，打造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完全就可以，平台主要是由国家文化专网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来做。

　　创新业态。未来的图书到底是什么样式的，这应该是出版界探讨的重要问题。如果未来图书的样式定不下来，转型升级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定价问题等。通过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实际上也在探索业态创新，就是要把零散的数据关联起来，把思想理论、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数据关联起来，把文字的、图片的、音频的、视频的、平面的、立体的等不同的业态关联起来，而且把数据源和实体关联起来，通过内关联和外关联，就形成了关联链，未来的业态可能是以关联链出现的。举一个例子，原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只有一种辅导教材，什么学历背景都要用一套书，这是过去的形态。以后的形态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不同的学历背景，有不同的辅导教材“千人千面千样书”。通过给不同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不同的关联链，把存量数据都利用起来，用了谁的数据就给谁付款，图书的新样式就出现了。

　　精准检索。如果在国家文化专网里检索，检索出来的全是精品，同时还可以节约时间，检索到的是关联链。通过关联链去找到应该掌握的或需要的东西，净化了互联网空间。

　　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实际上走了一条低成本的改革之路。现在讲数字化转型升级是讲发展，我们也应该走一条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能够实现这种低成本？我想最主要的有3个方面：

　　“就地取材”。中华文化数据库依托已建或者在建的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而形成，不是重新去采集的，只需要把“数据孤岛”连到一起就可以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而形成，不搞重复建设。

　　“抱团取暖”。就是各级各类文化机构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联合到一起，不能再出现过去那种情况：做出版的不了解有线电视网络，做电视的不了解出版，搞文化艺术对出版和广电很陌生。大家都很陌生，那就联合到一起，组织一场宣传文化战线的“大会战”。

　　依托现有工作基础。有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标识解析，ISLI的注册用户目前全国有1800多家，其中图书图版有400多家，有业务开展的有508家，其中广东已经有18家出版社装配了底层关联集成系统，广东以外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也装配了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些文化机构只要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就可以进入“数据超市”，进行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交易，实际上就是找到了平台，这个平台不用自己建，直接用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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