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日至8月4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日本、蒙古、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瑞士、德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名藏学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中国学者191人（含港台学者10人），国外学者76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38篇。

　　8月2日上午，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游洛屏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斯塔、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白玛朗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拉巴平措总干事在致辞中说，自2008年第四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以来，藏族社会和藏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藏学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藏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以及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中国藏学取得了新的成就和突破。他指出，本届大会明确提出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八字”理念。藏学研究要以传承文化为基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研究藏文化形成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的创造性，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形成完整成熟的藏学理论体系。藏学研究要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深入落实藏学研究队伍建设的人才战略、深入实施各国藏研同仁合作研究的开放战略、深入推动致力提高藏学研究水平的精品战略为抓手，共同努力推动藏学研究的繁荣兴旺。最后他说，中国藏学界热忱欢迎全世界的藏学专家学者和我们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斯塔副会长在致辞中说，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是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2004年6月，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在北京成立，协会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等优势，充分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广泛动员理事和社会各界力量，为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协会的许多理事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辛勤耕耘，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赞誉。斯塔副会长最后说，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是国际藏学界的盛会，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未来在世界，21世纪的藏学研究任重道远、充满希望。在各位学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藏学研究必将日益蓬勃发展、枝繁叶茂！

　　白玛朗杰院长在致辞中说，1991年以来历届藏学会的成功举办，为加深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之间的深入了解、加强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的交流合作、展示交流国际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国际藏学研究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架起了中国藏学界和国际藏学界沟通交流的桥梁。现在，西藏正和全国一样，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真诚地欢迎国际藏学界朋友有机会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发展变化的西藏。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是中国藏学研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思路，坚持“开放办院、合作办院”的方针，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藏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机制，为推动中外藏学界的交流合作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希望各界朋友多关心多支持西藏社科院的工作，共同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本届藏学研讨会的主题是“西藏社会变迁与国际藏学发展趋势”，主旨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会议以大会交流和分组专题交流的形式召开，围绕历史，文献、考古与艺术，根敦群培研究，宗教，梵文，因明，当代政治，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社会与经济），藏医药，文化，语言与信息技术等11个学科或专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

　　本届藏学研讨会共有14位海内外专家做了大会发言，发言主题涉及历史、宗教、社会经济、文献、考古、文化、因明、学术动态等8个方面。

　　历史方面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林冠群教授在题为《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发言中，首先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国内外的吐蕃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吐蕃大事纪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体例和内容。作者指出，有学者认为《吐蕃大事纪年》是编年体史书，但其特点完全不符编年体史书的体例，似乎更像中土正史中的本纪体例，仅止于每朝皇帝任上所发生事物的载记，只有事件骨架，不载相关人物的对话，不分析前因后果与影响，不对人物作褒贬等等。《吐蕃大事纪年》也反映出了吐蕃的纪事习惯与历史观念，如纪实史观的呈现、王室统治权的彰显、统治阶层活动的纪录、天下唯我独尊的表露等。另外，《吐蕃大事纪年》规范用字遣词，已具国史编纂规格，其缺点是载记太过简约，失去事件原貌。

　　文献方面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文献研究所的才让教授在大会上介绍了《旁塘宫目录》的编纂时间、结构及分类特点。编写该目录是为了统一佛教经典的名称，确定经文的卷数、偈颂数等。其“前言”中提到的“狗年”，应是编纂完成之年。赤热巴巾在位的时间约在815—838年，期间有土狗年（公元818年）和金狗年（公元830年），才让教授倾向于认为此处的狗年是公元818年。《旁塘宫目录》的结构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佛典目录和人物画像。在目录的前后部分绘有众多画像，这种图文并茂的佛典目录形式十分特别，在后弘期所编佛典目录内均未见到。关于《旁塘宫目录》的编目，有三个分类特点：第一，对佛教经典的分类总体上遵照了三藏的分类法，即分经律论三部分。第二，经典的顺序以卷数和偈颂数的多寡为准，部头大的排在前面，部头小的排在后面，而在每一类中的子项，也以卷数或偈颂数分类，将卷数或偈颂数相近的归为一类。第三，密宗经典的分类比较粗略，不似后弘期那样复杂。

　　2002年，西藏聂拉木县菩日村在农田改造时出土了一批古籍书卷。这批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国内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藏量最庞大的藏文古籍出土文献，共有150多种近12000叶（页），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是吐蕃时期的文献，最晚的也是13世纪以前的古籍珍本。《菩日文献》2007年7月被西藏大学图书馆收藏。西藏大学图书馆的西热桑布先生介绍了《菩日文献》的文化价值。据介绍，《菩日文献》包罗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书两大部分。宗教文献以《般若波罗蜜多二万颂》等佛教典籍为多，也包括密宗仪轨和其他各类佛教经典；世俗文献以诗词赞文、传记等反应地方史料的居多。另外，其中有许多西藏早期密宗的仪轨与符号图案，为我们今天研究宗教文化的起源、变化、发展提供了原始的实物见证。特别是可能属于10世纪左右、被认为是“”的一些宗教遗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翔实地记录和再现了贡唐王朝时期的辉煌，填补了贡唐地区古籍文献的空白。因此，《菩日文献》在古籍真伪鉴定、语言文字、古籍版本鉴定等方面均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抢救和保护《菩日文献》对展现族珍贵古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弘扬优秀的族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考古方面著名的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曾经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由于这些文物被人珍藏后无人知晓，学界一直未能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所以近年来逐渐产生了关于该墓葬群属于哪个民族和哪个文化范畴的争论。恰噶·旦正在题为《青海省都兰县三号吐蕃墓碑之考析》的发言中介绍了其对热水河南岸三号古墓碑文的解读成果，指出三号古墓中发现的四座石碑上分别刻有“ ”（伦）、“ ”（赤）、“ ”（谢乌）、“ ”（嘎），可依次读作“ ”（伦谢乌赤嘎）。由此可知，葬于该墓的人物也是吐蕃赞普时期的谢乌氏族重臣，墓主人是为吐蕃王朝扩张疆域、巩固边防、征收赋税等方面具有突出功勋的大臣，为他建墓立碑是吐蕃王朝对他的一种酬报和纪念。另外，作者还对碑文字体特点评析，认为都兰热水河南岸三号墓出土的藏文第一个元音符号 “ ”、第四个元音符号 “ ”和辅音字母的写法具有吐蕃中晚期的特征，由此确认这一陵墓应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时期所建。作者最后指出，都兰吐蕃古墓中出土的文物是探讨都兰县热水乡古墓群的族属、文化归属等的研究物证，也是考证葬于古墓群的具体人的姓氏和社会地位等的物证，是研究吐蕃王朝领地扩展的历史事实和当时墓葬文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对研究青藏高原的古文化演变和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重要历史，了解吐蕃王朝时期古藏文的字体及其演变规律和吐蕃文献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实物考证价值。

　　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东噶石窟寺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里面保存有大量的壁画，而且很多保存的非常完好。库特·贾哈德·托培的《阿里东噶石窟寺现存佛陀故事》对阿里东噶石窟寺其中一个石窟所保存的大量有关佛陀故事的壁画和题词做了记录，并对这一题材进行讨论，同时将其与西部西藏现存的同一类佛陀故事壁画和题词进行了比较。

　　宗教方面日本大谷大学的康噶·崔臣格桑教授在大会上以《论前弘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为题，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的解析，对前弘期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辩，其中包括松赞干布之前有无藏文、佛教初传吐蕃的年代、桑耶寺建立的年代、吐蕃最初出家的人数和年代、开始翻译佛经的年代、厘定文字的具体年代、《丹噶目录》的编纂年代、拉隆贝多是否弑杀朗达玛等。报告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创制文字和建立佛殿；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教；拉隆贝多弑杀朗达玛及朗达玛灭佛问题的再探讨等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佛教在吐蕃的初传、发展、被禁的基本过程。

　　来自西藏山南地区佛教协会会长达瓦次仁先生在大会上介绍了他本人亲自参与的第六辈德珠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第一阶段，遵照宗教仪轨，在札霍尔寺及、日喀则、山南等地进行祈祷、观湖等宗教仪式，寻找转世灵童诞生地等相关预兆；第二阶段，依照历史定制，向驻锡于北京的十一世班禅大师祈求给予寻找灵童的指示。第三阶段在西藏各地18个县、92个乡镇秘密寻访，经过前辈活佛遗物辨认等环节，最终认定了两名儿童为灵童候选人。最后阶段，在大昭寺举行了三天会，由班禅大师在大昭寺的佛祖前进行金瓶掣签，最终认定来自隆子县列麦乡的儿童洛桑多吉为第五世德珠活佛的转世灵童，之后举办坐床仪式，正式成为第六世德珠活佛。

　　因明方面日本龙谷大学的桂绍隆教授做了题为《你为什么研究佛教逻辑？佛教逻辑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意义》的报告。在报告中，教授首先讲到自己所理解的佛教哲学的核心即“缘起”理论以及基于随行和相异的推理，认为佛陀教法的核心是缘起理论或者说是因果理论，认为无物无因，因此世间没有奇迹。佛教的思维方式是基于随行和相异的归纳推理，帮助我们探寻世间的因果和其他关系。其次，桂教授以史蒂芬·图勒明的研究为代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近代国内外学者关于佛教逻辑的研究成果。最后，就自己为什么研究佛教逻辑，他认为研究佛教逻辑是因为它代表“理性的”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传统，这是佛陀的觉悟的核心，与印度传统吠陀宗教的巫术的和神秘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佛教和印度的论证方式以归纳法或者“基于随行和相异的推理”为特点。毫无疑问，这绝不是那种标志希腊和西方式的思维方式并成功发展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演绎式和公理式的论证。图勒明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演绎式和数学的思维方式，认为它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我相信研究佛教逻辑会帮助我们理性和批判地思考，以此解决各种当代世界的伦理和其他问题。

　　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社会与经济）方面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梅·戈尔斯坦教授在其《西部藏区牧民30年发展：适应现代化与保持传统生活》中以自己多年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西藏西部的夏嘎游牧民群体为对象，讨论了1981年非集体化后，游牧民群体的经济发展、分化以及牧场私有化等问题，论述了西藏牧民正在经历的变化与现代化进程。但是，当地的贫困问题仍未消除，政府与游牧民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包括是否应该实施真正的牧场私有化，以及既然该地区不存在牧场退化和牧场过剩，是否应该实施牲畜数量限制。这些严重的问题仍未解决。尽管如此，夏嘎牧民在过去20年中收获了巨大的好处。这些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既适应了现代化，又同时保持了牧民身份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

　　德国不莱梅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赫尔慕斯·朗格教授在《可持续发展——一个推动区域发展的相关概念》一文中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念是重新调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因此，我们应反思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让社会和自然的“新陈代谢”更加可持续，更重要的是维护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便我们能继续决定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我们总的目标是，通过让整个社会在应对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压力方面变得更有弹性，进而减少社会的脆弱性。在1993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承诺要在全球南北关系的框架内制定关于合作与调节的更可持续的标准。与此同时，随着南方国家数量的增加，我们需要应付一些额外的挑战。这些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全都产生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第一，确定更加注重平衡的城市发展措施，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并不仅仅是为并不富裕的城市人口提供更加充裕的发展机会。第二，加快农村发展的步伐并调整农村发展的逻辑，使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条件差异不会进一步扩大。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王代远研究员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藏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基于SWOT分析框架，对西藏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挑战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立足上述分析，提出西藏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应遵循的战略思路。

　　文化方面海德嘎德·丁伯格的《普彤·确列朗杰与确吉卓玛——藏文出版的两位先锋》一文，对普彤·确列朗杰及其女弟子确吉卓玛，即第一世桑顶多吉帕姆师徒二人在藏文印刷术和出版业方面的业绩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对与他们师徒相关的西藏印刷术与出版业的形成、发展以及普彤·确列朗杰和他的众弟子，是如何在贡唐芒域（今吉隆）以及拉堆洛（今定日县）开创和发展印刷术和出版业等的状况分析，探讨了诸如当时印刷出版业出资人的情况；元朝以及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西藏印刷出版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妇女在西藏印刷出版业中所做的贡献；以及西藏印刷所用的纸张、墨汁、色彩等问题。通过以上研究，认为可以看出西藏印刷出版业不仅对西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也成为了西藏文化的一种发展动因。由此可以得出，西藏的“印刷出版革命”与欧洲的“印刷出版革命”可有一比的结论。

　　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的石硕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康区的地域及人文特点》的发言，认为由于地域辽阔分散、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社会类型及文化多元等因素，学术界对康区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作者指出康区地域与人文有以下10个特点：1.地域的跨区域特点；2.是农牧过渡与混合区；3.藏族与西南民族广泛交接与互动的地区；4.是藏、汉交融互动及西藏与历代中央政权的连接枢纽与通道；5.是民族走廊地带和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通道；6.是藏之边地与汉之边地；7.人群支系众多、文化多样性显著；8.宗教上为多教并存格局，民间苯教土壤深厚；9.历史上为政治多元地区；10.为居住分散、偏僻之地。发言围绕上述康区地域与人文的十个特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康区的历史传统、社会特点、文化面貌等作了新的剖析与透视。

　　学术动态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研究员借大会发言的机会，向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介绍了1985—201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各项重大科研项目及其成果。报告首先介绍了研究类、文献整理类及工具书等三种类型的科研成果。研究类成果方面：1.通过研究西藏地方史和藏族历史，阐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揭示藏族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如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历代研究》《西藏通史》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2.通过研究西藏社会制度的发展变迁，探寻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经验，如以《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研究》《西藏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西藏构建和谐社会前沿问题研究》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3.通过研究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和教义教规，阐明宗教事务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探索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如以《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史研究》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文献整理类成果方面，主要介绍了历史类、宗教类、藏医药类文献的翻译出版，以及梵文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在工具书类成果中，重点介绍了《东嘎藏学大辞典》《藏文总称释义》等成果。此外，还对藏研中心在藏文信息化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郑堆副总干事介绍了将在近期开展的两项主要工作，一是《中华大典》（藏文卷）的编辑出版；二是调研和论证藏文大藏经汉译工作。

　　本届大会历史组共收到34篇论文，内容包括史前、吐蕃、宋、元、明、清、民国藏族史以及考古、地理、方志编纂等方面，涉及到藏族历史的各个时期。

　　中国藏学出版社马丽华编审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李永宪教授的《青藏高原第四纪环境与史前人类活动》一文以跨学科的视野，利用青藏高原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提出：1、在没有确切论据能说明“寒冷”是从猿到人转化的环境条件，以及青藏高原尚未发现早期人类(直立人)化石材料的前提下，论证青藏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地的证据尚不充分。2、在距今5—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大暖期中，古人类可能从北方黄土地区、印度河上游地区、东部横断山区等三个方向进入高原。3、提出青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文化大发展”。4、全新世3500年以来，麦类作物的引进和普及确保了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牧业文化的广泛分布，以及与周边相邻地区的交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亚洲中部高原文化的相似性。这也奠定了青藏高原传统农牧业经济区的基本格局，族及其文化从此参与到共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扎拉·达娃桑布先生在《松赞干布故里甲玛沟首次发现的岩画考》中，对甲玛沟通向桑耶寺的第一关口“修吧呐卡”山坞发现的面积约30平方米的一组岩画进行实地考察，认为从画面中能辨认出反映最多、最清晰的画面是有关人类生活（狩猎）和繁衍（生殖）、畜牧、战争与演武以及自然崇拜等内容。文章同时从西藏岩画最基本、最有典型性的图像分析入手，对富有西藏特色的动物、雍仲、树木、塔等图像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深入剖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研究员在《史书〈柱间史〉有关西藏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及辨正》一文中，对《柱间史》中有关西藏古代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如对文成公主与噶尔东赞关系的纠谬，地区汉人姓氏的来源，吐蕃人的猜谜娱乐，吉地人的兄妹通婚，李域僧人入吐蕃，松赞干布与王妃们的墓葬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辨证，认为《柱间史》是一部展现佛教史观，并用佛教理论改造吐蕃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对后代藏文史书体例的形成，特别是佛教思想主导史观的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史学角度，难免存在改造，乃至篡改历史的成分，给人们认识这部书的价值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根据该书所具有的巨大影响，该书所产生的大致年代，以及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来看，价值依然巨大。

　　中国藏学出版社周华编审的《藏文史料中的“ ”与“ ”研究》一文利用藏文古籍文献、历代赞普传及宗教源流等著作，辨析了“噶阿夏（ ）”、“赛阿夏（ ）”、“阿夏杰（ ）”、“温阿夏（ ）”和“阿夏地（ ）”等词的不同含义。文章对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噶阿夏”究竟是何方姓氏，与汉文历史文献中的“吐谷浑”有何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以往关于宋代吐蕃的研究较少，本次大会来自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比安卡·霍尔曼博士的论文涉及到这个时期。在《10—12世纪史料中的“西蕃”、“吐蕃”、“小番”和“大番”是西藏和的普通称呼》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汉文史料中使用的“西蕃”（Xifan）、“大番”（Dafan）、“小蕃”（Xiaofan）、“吐蕃”（Tufan/Tubo）和“铁不得”（Tiebude）等名称的指称，重点分析了这些术语出现的时间、地点及其历史背景，并探讨了可能与这些词对应的藏文、阿拉伯—波斯文词汇。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格桑达尔基副研究员在《藏文史料记载中几位蒙古汗王名称的译法问题探讨》一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尔汗的十五位蒙古汗王的藏文译名，发现这些蒙古汗王的藏文译名在十多本重要的藏文史籍中存在各种异写。文章分析了各汗王译名杂乱的原因，提出在今后的翻译中应重视音译法的重要作用，并遵循一定的原则，避免重蹈当前使用音译法出现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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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学副教授朱丽霞的《元代帝师对汉地佛教的扶持与管理》一文，在充分挖掘汉文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元代的帝师作为朝廷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事务的最高僧职，实际参与汉地佛教发展的诸多方面，如支持汉地寺院的修复工作，颁布法旨保护汉地佛教寺产，推荐汉地优秀僧人，支持汉地佛教的发展。这些反映出元代藏汉佛教共荣共存的良好发展态势。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史伯岭教授的《卓尼土司的来源及其与明廷的关系》一文，叙述了明朝晚期有关姜地及其后裔的事迹，探讨了位于明代边疆地区的卓尼的地位，以及明代的茶马贸易如何开启等问题。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乌斯宾斯基·弗拉基米尔教授在《有关康熙帝与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间关系的一些重要事实（1635—1723年）》一文中，以丰富的史料，简要勾勒了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桑丹贝坚赞的生平，探讨了他与康熙帝之间交往的史事。

　　西藏大学罗布教授的《清初甘丹颇章政权权威象征体系的建构》，探讨了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确立和巩固自己对西藏的统治过程中，从宫堡的建筑、官服的确定、座次的规定以及钤印制度的制定等方面着手，努力创设一套封建等级序列和权威象征体系，以确保及其所领导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西藏的特权地位，确保甘丹颇章政权在格鲁派寺院集团领导下有序运行和稳固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冯智研究员的《藏文〈司徒活佛确吉穷奈传〉与丽江藏文化研究》一文，研究了该传记记载的珍贵资料及其历史价值，并认为八世司徒活佛不仅是噶举派当时盛有名气的一位宗教人物，而且因其通晓汉语，在汉族往来和促进中华地域文化的交流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的仁青卓玛的《第七世赐予三世察罕诺门汗之文告考》一文，通过分析一份现存于青海省博物馆的第七世赐予三世察罕诺门汗的藏文文告，探讨了清朝解决辈次问题过程中的态度转变过程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研究员的《布鲁克巴德布王希达尔流亡西藏事迹考述》一文，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噶厦档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复原了1773年布鲁克巴第十六任德布王希达尔在库赤比哈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战失败后，流亡西藏期间的经过情形。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副研究员在《1895年奎焕藏哲勘界与中英交涉》一文，梳理了1895年藏哲勘界及中英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李若虹博士在《英国大众媒体对荣赫鹏远征西藏的报道》中，以英国媒体《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为例，用视觉图片描述荣赫鹏之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梁俊艳副研究员的《清代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若干问题研究》介绍了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任职期间的史事以及他与在藏重要人物的关系。

　　本次大会涉及民国藏族史的研究较多。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的《藏族僧人抗日救亡团体评述》一文，着重介绍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康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等藏族僧人抗日救亡群体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史实。来自台湾私立龙华科技大学的徐桂香女士的《欧阳无畏对国民政府时期西藏边务之见》，简要介绍了台湾藏学之父欧阳无畏先生的生平，随后以其《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等游记、著作，梳理了欧阳无畏先生对当时西藏局势的见解以及对国民政府时期西藏边务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以《、班禅关系与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研究（1912—1927）》为题，讨论了历届中央政府对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系统的关系采取的政策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在《民国中期刘朴忱驻藏事迹拾遗》一文中，梳理了1934—1935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赴藏专使黃慕松行辕专署总参议刘朴忱驻藏的主要事迹，指出刘朴忱驻藏虽然只有数月，但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邱熠华博士的《1912—1914年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入藏代表》，回溯了1912—1914年间，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受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派遣赴藏，顺利到藏办事的史事。江苏省委党校丁小文研究馆员的《民国政府对西藏教育发展的实施：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办学个案研究》一文，探讨了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在1930年—1940年间办学个案情况。

　　另外，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特拉弗斯·爱丽丝在《欢乐的世界：西藏贵族的社交活动（1895—1959）》一文中，通过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西藏贵族群体社交生活的图景，列举了西藏贵族群体和政府官员出于互惠互利、社会威望、经济与政治竞争等因素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分析了这些社交活动的政治功用。

　　印度加瓦尔大学的维诺德·诺提耶教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金努尔的跨喜马拉雅地区考古探索》一文中，根据作者在2011年对该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与后期研究证明，印度喜马偕尔邦东北部的金努尔地区拥有广泛的文化资源，它西接北阿坎德，东部与西藏接壤。发源于西藏的萨特累季河，在穿过什布奇山口后流入金努尔。该地区文化发达，拥有许多佛教寺庙和民间传统，这里的高海拔地区在过去与西藏有广泛的文化联系。7.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陆水林译审以《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为题，做了图文并茂的演讲。他报告结合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探讨了由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是经穆斯塔格山口（Muztagh Pass）通希格尔（Shigar）河谷之道；二是经锡亚琴（Siachen）冰川通哈伯罗（Khaplu）之道。8.方志编纂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曹彪林研究员以《西藏地方志编修及编纂新方志的现实意义》为题，对藏文传统方志的编修历史和主要特点做了回顾和分析，指出20世纪80年代起编修的新方志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结构上突破条目式，基本采用篇章节形式，内容涵盖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一方之“百科全书”。认为新方志的编修开创了西藏地方编史修志的新纪元，在西藏地方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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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于2008年10月14日至1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详细]

　　本次讨论会专门设立了梵文写本研究专题，由国际知名梵文研究专家、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前所长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主持。[详细]

　　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200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隆重召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首先代表会议组委会和会议主办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致辞。[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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