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是英国文化研究发轫以降的一大核心旨趣，其兴起与二战后英国“丰裕社会”的来临、媒介文化的爆炸以及“新”诞生的特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文化马克思主义”旨在破除教条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机械阐释，强调从一种隐喻意义上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并且在社会历史总过程中将“文化”重构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霍加特、威廉斯以及青年霍尔的早期研究充分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媒介研究领域的理论特性。

　　作者简介：宗益祥，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效果优化机制创新研究”(19CXW003)。

　　英国文化研究是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形成鲜明区分。学界普遍关注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导下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70年代“结构主义转向”期间的一系列经典研究，特别是对“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价值的反复发掘(陈力丹、林羽丰，2014：103；黄典林，2016：67)，但对青年霍尔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早期媒介研究鲜有问津。尽管近年也有学者追溯影响霍尔的“文化研究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早期媒介研究中的某种开拓价值(施海泉，2018：6；杨光，2018：230)，但是并没能在上述研究中形成一种更具解释力的方法论关照。诚然作为西方“新”理论的英国文化研究已被纳入“文化马克思主义”谱系(陈金山，2019：73)，但是这套理论最初究竟如何在媒介研究中将“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接合始终未能澄清。实际上，我们只有深入英国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语境，从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源头出发才能理解从文化研究路径生发的媒介研究的方法论特质，才能进一步理清如今蔚为大观的文化研究在整个传播思想史河流中的来龙去脉。

　　首先，在经济上，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组阁，据此艾德礼政府以《贝弗里奇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为执政蓝图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大不列颠共同体的“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本质上是要将英国建设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拥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国家。实际上，战后英国经济的确发生了结构性转型：农业占比持续下降，老工业衰落，新工业崛起，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共同导致了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第一，以自由职业者、股份拥有人、行政官员和企业管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人数大幅度增加，居于社会下层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逐渐缩小，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二，从资本占有和所处的地位看，中产阶级受教育水平普遍很高，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已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具有相对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要求，在社会人口中越来越占据多数，能够了解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刘杰，2005：60)，社会阶级的中产聚合化使得工党和保守党形成了更好的“战后共识”，社会经济也由此更加朝向一种稳定复兴的良好状况推进。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其中一项重要配套举措的《巴特勒教育法》有力保障了11到15周岁的青少年可以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这无疑推动了战后英国成人教育的迅速发展，从而也为文化研究的未来崛起培养了深厚的受众土壤。在凯恩斯主义的国有改造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之下，英国借助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保障制度使得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显著提高，福利国家制度引领英国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①，而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富足直接引发了5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英国是否已经迎来“无阶级”(classlessness)社会的争论。

　　其次，在文化上，战后英国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社会逐渐转向“大众社会”，与之伴随的则是通俗文化的爆炸式增长，书报、杂志、流行音乐、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文化构筑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态。50年代的英国文坛曾掀起了一股被称为“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的流行小说作家群体，该群体创作并出版了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名篇佳作，其中以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h)的《幸运的吉姆》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愤怒的回顾》等作品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主要揭示了二战后出身底层的年轻人的追求和奋斗，以及他们的‘愤怒’、不满、反抗和最后的消沉和妥协……可以说，‘愤怒的青年’已经成为50年代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成为5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文化符号”(张和龙，2004：19-23)。战后英国大众报刊迎来了一次大复兴，“在60年代，‘一城一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陈力丹、董晨宇，2015：223)，同时新一轮的报业兼并浪潮也在迅速推进。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战后成为英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媒体，“20世纪50年代的BBC电视服务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1956年，BBC的电视网几乎覆盖了整个英国”(陈力丹、董晨宇，2015：189-191)，它在推动电视业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在此期间，英国电影业则形成了以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和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等人为代表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传统价值观的“自由电影运动”。对于50年代中期英国通俗文化的整体状况，霍尔曾评论道：“1956年的英国真是个文化大爆炸的年头，我的意思是当时不仅出现了新音乐和新明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释放了人们压抑许久的巨大能量和感觉……对我而言，青年文化就是各种形式的反抗文化，流行音乐就是该进程当中的反抗之声(sound of rebellion)……这是电视勃兴的时期，也是青年文化和摇滚文化发轫的时期”(Akomfrah，2013)。显然霍尔主要对这场“文化革命”进行一种文化政治学考察，强调通俗文化内部潜藏着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能量。与之相反，文化大爆炸也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弥漫的忧虑情绪，反对者担心大众媒介向青少年兜售暴力、色情和恐怖题材的文化商品，警惕英国传统社会价值观遭到“非主流”文化的摒弃甚至瓦解，提防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鲸吞蚕食——据此围绕“通俗文化”的战后大争论也构成了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特定历史情境。

　　最后，当时英国内外局势的交互作用下，另一件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当属英国“新”的诞生。1956年初，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会议上的长篇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严厉抨击了斯大林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而这份秘密报告的不胫而走很快便在西方世界引发轩然，它也直接导致了“冷战”时期阵营陷入政治和伦理上的深刻危机。大批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无比失望，有近三分之一的英共党员愤然加入热潮。是年10月，为了要走一条符合自身民族特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匈牙利人民进行了反对“苏联模式”、支持纳吉(Imre Nagy)“新政策”的20万人大。随即苏联政府出兵干预了这场“骚动”，愤怒的匈牙利人民与苏联红军爆发了激烈的，这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Hungarian Event)。然而不久，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Gamal Nasser)突然宣布将被英国殖民占领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随后英国政府伙同早与纳赛尔水火不容的法国政府组成了英法以(指以色列)三国联军迅速侵入西奈半岛，这就是著名的“苏伊士危机”(Suez Crisis)——“这个世界转变了，而这就是新的形成时刻”(Morley & Chen，1996：493)，所谓英国“新”就是英国知识分子要在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开辟一条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道路”。

　　英国“新”的早期代表人物是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以及青年霍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批评家或者历史学家组成。“为了更好地前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英共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张亮，2009：5)，其中以汤普森为核心的前英共知识分子和以霍尔为代表的牛津激进大学生小组在政治危机之后分别创立了《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和《大学与评论》(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而这两份杂志后来合并为《新评论》(New Left Review)，青年霍尔则担任了这份新刊物的首任主编。可以说，英国“新”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本土化产物，而“新思想家‘破旧’是为了‘立新’”(张亮，2009：5)，而这个“新”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美国传播批判理论家贾妮思·佩克(Janice Peck)认为，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在“文化反映论”上达成了高度的理论一致性，其范式典型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教条主义理解，即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机械决定论。尽管“文化反映论”构成了20世纪早中期欧洲的指导思想，但是随后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清理这种机械模式的余毒上达成共识(贾妮思·佩克，2015：23)。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和文化研究的起源》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最早将英国文化研究这种“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一种具有英国民族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传统(丹尼斯·德沃金，2008：2)。从历史来看，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主要由文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少数自然科学家组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研究英国的具体历史现实问题，加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50年代末期出现英译本，青年马克思立足于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提供了一种突破经济主义的新思路，而正是这种本土实践和理论输入最终迎来了第一代“新”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57年，秉持英国利维斯主义文学实践批评和文本细读方法的霍加特出版了《识字的用途》一书(Hoggart，1957)，该书“有力打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狭隘理解，证明了文化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张亮，2009：6)，特别是“霍加特反对‘文化’是由经济或政治等某种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批判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极力倡导一种语境化的叙述策略”(邹赞，2014：173)。尽管比较而言这本书“理论不足”，并且还带有明显的浪漫怀乡病等“早产”缺陷，但是毋庸置疑“该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涌现的第一个积极成果”(张亮，2009：6)，而霍尔后来将此书视为“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Hall，1980：3)。同一时间，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两位重要学者汤普森和威廉斯也开启了重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艰辛努力。前者在1957年《新理性者》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Thompson，1957：122)，文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人道主义批判，文章明确指出：

　　在所有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社会意识(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但是，在解释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却将它们表述为了一个假想的“模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与由基础产生并且竖立其上的各种思想、制度等体系构成的“上层建筑”。实际上，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不过是一个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层级存在过的东西的隐喻(张亮，2014：24)。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不过是一种便于阐述的“隐喻”，但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却将该隐喻真理化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沿着这条批判思路，汤普森于1963年出版影响巨大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爱德华·汤普森，2001)，书中他对教条主义模式进行系统批判：其一，反对将只具备认识论意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抽象化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实在论，进而反对这种实在论错误可能导致的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理解为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线性决定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其二，反对这种线性决定的机械物理装置将上层建筑归为由经济动力决定的被动部分，进而反对在这种被经济决定的社会历史装置中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消失；其三，反对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二元处理，主张将真实社会历史视作一个交互渗透的完整有机体(张亮：2008：96-100)。汤普森认为自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解读回到了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认为应当借助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英国的具体历史问题，由此向真实的社会历史整体复归。作为对汤普森理论探索的积极呼应，威廉斯陆续出版《文化与社会》(雷蒙·威廉斯，1991)、《文化是日常的》(Raymond Williams，2001)和《漫长的革命》(Raymond Williams，1961)等重要著作。与霍加特类似，这些作品在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对话中重构了“文化”这个复杂概念。受到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Eliot)对“文化”定义的直接启发，威廉斯给出了“文化”的四个定义：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1991：18-19)。与前三个相对“传统”的文化定义相比，威廉斯最后将文化重新定义为“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无疑是开创性的，它挑战了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模式。“即使我们接受‘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马克思仍为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后者的改变必须要用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精确的公式来加以探讨”(雷蒙·威廉斯，1991：340)。换言之，威廉斯也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更多是马克思在“隐喻”意义上的理论阐释，一旦将这种隐喻模式固定化、精确化和绝对化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意涵。威廉斯强调具备“相对自律性”的“文化”与“非文化”的交互运动：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应充分估计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考虑到变革的延续性，应考虑到或然性以及某些有限的自律领域，但尽管有了这些有限的限定条件，它还是以为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由经济结构而来的社会关系是由一种导线，文化在这条导线上编织起来，而且可以沿着这条导线去理解一种文化(雷蒙·威廉斯，1991：343)。

　　显然威廉斯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将文化视作只是经济结构的机械反映，但他又不放弃将“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由经济结构而来的社会关系”作为理解文化的“一种导线”。注意这里是“主导”而非“决定”，而强调文化的“反作用”更加符合当时英国“新”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由此威廉斯寻求一种“不可分解的总体实践”(whole indissoluable practice)的社会总体性概念(Williams，1977)。按照这种思路，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特定的英国历史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重构，尤其是要破除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的诸多误解，特别是要在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历史总过程中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

　　对第一代“新”站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的理论效应，霍尔后来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认为，文化研究正是“起源并发展于对一种必然的简化论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上——并且我认为这种简化论和经济主义并非外在于而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产生了一种论争，据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都试着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Hall，1992：277)。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战后英国“新”的媒介研究也正是源于这种对“文化反映论”的持续批判，而文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切入媒介研究的独特理论和方法，即文化马克思主义塑造了英国“新”介入媒介研究的独特问题式和方法论。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是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怪书”，因为我们无法用英国文学批评或者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来定位它。该书副标题强调“特从出版物(publications)和娱乐(entertainments)看无产阶级的生活面貌”，因此实际上大众传播构成了本书讨论的基本视域。霍加特秉持左翼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细读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生活，在他看来，30年代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生活是“充实而富足的”，这是一种由工人自主创造、自娱自乐的共同文化，而50年代的通俗文化几乎沦为了一种被大众传播所操控的消费文化。比如“广播‘肥皂剧’在之所以赢得工人阶级妇女喜爱，原因在于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厌其烦地表演极其琐碎的内容”(Hoggart，1957：181)，而报纸和漫画则把大众描述为整日纠结于鸡毛蒜皮之事的“小人物”，还有牛奶吧中的自动电唱片机让沉迷其中的青少年露出“一副美国式的无精打采的样子”(Hoggart，1957：248)——霍加特从青少年身上看到一幅令人忧虑的社会图景，“很多人处于一种顺从和接纳的消极状态，他们眼睛盯着电视、墙上的美女照和电影银幕”，于是这种“刺眼和鲁莽的”通俗文化侵蚀了传统工人阶级社区文化，使人们沦为在“花哨的仙境”里拥抱“享乐主义”的浅薄愚昧者(Hoggart，1957：316)。

　　霍加特的通俗文化批判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文化工业式的悲观主义，但确切来说他秉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换言之，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会在通俗文化中丧失，相反“他们受到的影响要比想象的小得多”(Hoggart，1957：181)。实际上，本书根本旨趣在于：打破“高雅”和“低俗”二元对立的文化精英主义思路，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纳入严肃的文化讨论域。从媒介研究角度来看，本书已经呈现出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开拓意义，就此霍尔后来曾指出：“当然与之类似(指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我们看到了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也分析媒介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方式”(Hall，1980：104)，但是二者考察媒介效果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明显不同。因此，就《识字的用途》的“拓荒”价值而言，“在一定意义上，中心后来的工作以及后来的文化研究把传播与传媒作为重要的理论批判方向，这本著作功不可没”(张一兵，2012：450)。

　　与霍加特相比，“作为欧美电视研究开拓者之一”(张亮，2008：91)的威廉斯早期的媒介研究更具理论性和体系性。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通过清理19世纪、“中间时期”和20世纪的各种文化观念，威廉斯总结认为：“工业、民主和艺术是三个重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三个重要的认识阶段”(雷蒙·威廉斯，1991：312)，而在作为文化典型的艺术问题上：

　　第三个阶段则着意把艺术和共同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的核心是“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1914年以后，这些定义持续不断，但是人们不仅关注那些传承下来的问题，也开始关注由大众传播媒体(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的发展和大规模组织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的那些新问题，在1945年后这种关注逐渐达到了一个高潮(雷蒙·威廉斯，1991：312)。

　　在考察“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这个新概念时，威廉斯强调“群众(the masses)”与“群氓(mob)”的差异，认为前者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工人阶级三者合力的历史产物，而后者明显带有一种贬义色彩。“‘群众=多数人’不能随随便便地与‘群众=群氓’等同起来”，而“群众”=“群氓”的连结点则是“群众”=“其他人”，但是“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雷蒙·威廉斯，1991：315)。对于这种观察方式，“势力无比强大的大众传媒的存在便是这些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传媒经常以可疑的手段、可疑的目的而公然制造和引导公众舆论”(雷蒙·威廉斯，1991：314)，而这就涉及到了“传输意图”(intention of the transmission)问题。威廉斯将传播意图分为“操纵群众”和“分享共同体验”两种形式，前者展现了大众传播的某些消极方面，而威廉斯对后者青睐有加。“传播(communication银河国际galaxy网站)不仅仅是传输(transmission)，还是接收和回应(reception and response)”(雷蒙·威廉斯，1991：326)，威廉斯强调“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雷蒙·威廉斯，1991：327)，而主流大众传播理论“都取决于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对多数人进行剥削”(雷蒙·威廉斯，1991：327)，显然威廉斯反对这种支配性传播态度，他要为传播重新定调：“它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达到接收和回应的效果。主动的接收和鲜活的反应反过来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雷蒙·威廉斯，1991：330)。因此，“传播”与“共同体”交互作用，传播塑造共同体的同时也被共同体本身所塑造，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态度。

　　作为更年轻一代的青年霍尔深受霍加特和威廉斯早期文化研究的影响，1958年发表的《无阶级感》一文充分流露了这种“家族相似性”(Hall，1958)。在战后英国“丰裕社会”的大背景下，围绕阶级社会的“变与不变”问题，霍尔在这篇文章中秉持“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经济繁荣必然导致阶级消失”的修正主义观点，强烈庸俗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的机械解读：

　　我们需要将“经济基础”解析成构成性因素(constituent factors)，以保证我们在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更加自由操作(freeer play)。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对特定境遇(particular situation)的特定反应的，变化中的生活模式、态度和价值观，这其中许多要素都被迄今为止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解释(相当盛气凌人地)当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隔离出来(Hall，1958：26-32)。

　　霍尔在文中重申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为此在文章注释中他特意强调要恢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价值，并且极力提醒当代修正主义者们要重视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这封信中所阐述的正确的“修正主义观点”(恩格斯，1971：460-461)②。霍尔据此分析框架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发展趋势，特别强调“文化的异化和剥削变得如此分歧和复杂，以至于它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并且正因为如此，需要去鉴别和分析”，由此针对“意识形态的讨论需要更进一步”(Hall，1958：26-32)。在霍尔看来，战后经济繁荣和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能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总体生存状况。为此他引述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著名观点：“工人阶级不会通过拥有新产品而成为资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不会由于拥有的物的种类发生了变化而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一样”，而“关键性的差异在于两者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区别”(Williams，1958：324)，显然这种社会观念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阶级意识”问题。

　　另一方面，霍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因素已经迫使当代消费社会转向一种崭新的“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特别是“随着联合股份公司或法人团体的发展，私有财产的整个性质都被革命化了……他们‘发现’了对公司本身的一种责任，最后被吸收进大公司企业的整个意识形态之中”(Hall，1958：26-32)。霍尔认为这是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个新特征，其关注重点并非“人民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机制，而是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如何被“内嵌”入公司自身结构当中，探究为何“受到严苛劳动纪律残酷对待的工人阶级再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异化本质了”(Hall，1958：26-32)。在这里，霍尔举例认为“英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项目以及他们对这个主题持续的广告攻势，也软化(soften)了公众和工人”，因此，“‘共同协商’和‘人事关系’是虚假意识(false conciousness)的一种形式，是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科学管理的花言巧语”(Hall，1958：26-32)。这里使用的“虚假意识”源自《德意志意识形态》，据此霍尔认为广告这种铺天盖地的大众传播形式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无阶级感”的意识形态效果，“大量广告的目的就是使得工人产生新的消费可能，较早时候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意识的一部分的“消费—购买”观念如今已经有效削弱了阶级抵抗观念。在广告世界里，这以“销售抵抗”(sales resistance)最为典型，比如“当你购买第二辆车时，请确保它是一辆莫里斯牌”，据此依托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方式的“阶级抵抗”碎裂为各种装修广告语式的“生活风格”(styles of living)，而“这个事实增加了阶级混淆的整体感觉”(Hall，1958：26-32)。霍尔推崇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结论部分对“大众”和“群氓”的严格区分，而他要质问的是越来越重要的大众传播业如何将大众说服并塑造为“无阶级感”的群氓？——“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大众传播’关于广告和文化的讨论背景。每种传播形式——与正在改变的态度相关的、改变或确认观点的、逐渐灌输自我形象的——都在发挥作用。它们对‘经济基础’来说不是次要的；它们就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Hall，1958：26-32)，霍尔将大众传播视作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真实物质力量，尤其认同恩格斯强调的上层建筑“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重要观点。总之，霍尔通过揭示“在当代资本主义温和的脸庞背后技巧性地掩盖起来的真实的阶级图景”(Hall，1958：26-32)，反对当时这种机械决定论主导的“无阶级”的虚假意识，从而希望通过媒介文化研究重新激活一种汤普森式的工人阶级意识自觉的文化抵抗政治。

　　英国文化研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聚焦媒介研究，一方面，在于战后英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兴起的“大众媒介”与“日常文化”本就是水融，而对日常文化的批判性分析必然会牵涉到作为载体的大众媒介及其功能属性的分析问题；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实际上充当了英国“新”介入现实政治的“批判武器”，这才是他们从事媒介研究的根本旨趣，并且他们坚信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日常文化批判具有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从思想根基上来说，作为理论模式和方法资源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恢复并重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本意，反对教条主义的“文化反映论”，强调“文化”与“非文化”二者的交互作用。因此，带有文化研究属性的媒介研究自其诞生就具有了明显不同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独特问题和方法论，并且“该领域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采取了比较独特的分析方法，即它以一系列彼此相关但又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基础”(Hall，1980：104)。霍加特和威廉斯以及更年轻一代的青年霍尔借助改造过的英国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细读大众媒介文本，试图通过对媒介文化的积极阐释重新发明工人阶级的文化自觉意识，进而构筑一种基于相互塑造关系的“大众传播”与新社会主义“共同体”。

　　①“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一词源自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创作于1958年的经济学著作《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用这个词概括美国战后所谓的“全民福利国家”，即收入均等化、社会福利普遍化、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等等。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分析重点并非赞美美国社会如何丰裕，而是强调这种表面丰裕背后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生产主宰消费、物质至上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②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460-461页。霍尔在《无阶级感》这篇文章注释3“意识和重工业基础”中大段引述了这封信的有关内容，展现了他对克罗斯兰为代表的当代修正主义者阐明的“经济变化彻底改变文化意识”的批判立场。

　　[1]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8)，第99-112页.

　　[2]黄典林.重读《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兼评斯图亚特·霍尔对传媒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贡献[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第58-72页.

　　[3]施海泉.伯明翰学派媒介素养观念的源流与分歧：以理查德·霍加特引发的讨论为例[J].新闻知识，2018(4)，第3-7页.

　　[4]杨光.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第224-232页.

　　[5]陈金山.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与当代启示：以英国早期新的分析为中心[J].甘肃理论学刊，2019(3)，第73-78页.

　　[8]陈力丹，董晨宇.英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1]张亮.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J].人文杂志，2009(2)，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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