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读仓央嘉措的《地空》，文中写道：“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闲事”。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突如其来的灾疫让人对生死有了新的解读。我们感动于医护工作者的无畏与大爱，感激每一个奋战在抗疫防疫第一线的逆行者。与他们相比，万玉廷说，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小爱”，不过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

　　万玉廷，一位居住在沈北新区清水台街道的普通老人。2021年，因为他的一个与众不同却让人心生敬佩的行为，使他多了一重新的身份——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说，在拿到志愿者证书的那一刻，他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孝经·开宗明义》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若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评判，万玉廷真真算得上是个“顶叛逆”的人。但器官捐献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最早知道器官捐献大概是在十几年前，那会儿还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自那时起，成为捐献器官志愿者这事儿便在万玉廷心里生了根，光想是不行的，身为“行动派”的他立马张罗了起来。

　　“我记得最早好像是得去省红十字会申请，我特别想去，但因为我出门不是很方便，又不想给身边人添麻烦，所以就一直耽搁了。”是的，对于自幼双目失明的万玉廷来说，出一趟门就犹如一场探险。“后来好了，听说在咱们沈北的红十字会就能办，我立马就过去了。”

　　在社区、街道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万玉廷申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过程特别顺利，拿到证书的那一刻，他很激动，他说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得偿所愿。

　　其实，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入土为安”。而器官捐献，则是要从亡故者遗体上取出器官用以救治他人，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对逝者的某种不敬，但这早已是不合时宜的保守思想了。死亡可以不是生命的终结，器官捐献让部分器官在他人身上得以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生命的延续。

　　万玉廷是一位朴实的老人，谈到促使他产生器官捐献想法的原因时，他说：“因为我是残疾人，没有为社会做过什么贡献，却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爱与照顾。死后若能把遗体捐献出来，也算为社会创造了一点价值。”不仅仅是器官，万玉廷申请的是遗体捐献，即离世后将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也就是医学生们常说的“大体老师”。“遗体捐献不仅文明环保，还能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做些贡献，我想以此来感谢全社会对我的照顾与帮助。”

　　在万玉廷的生活里，社区是照亮他的阳光，为他带来了爱和希望。由于无儿无女，且家中的姐姐和妹妹都居住在新城子，离万玉廷较远，作为残疾人的他生活中有着诸多不便。清水社区根据他的情况为其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并安排专人负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平日里，万玉廷遇到问题会到社区和残联寻求帮助，日常生活中，周围的邻居也会伸出援手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近，社区干事还为老人申请了民政局开展的孤寡老人养老服务，对于居家养老的老人，养老服务站会有人定期上门服务。

　　除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器官捐赠的不认同还来源于对其的知之甚少。在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获得新生，而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是30:1。2015年1月1日，中国规定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这也意味着公民自愿捐赠成为的唯一来源。

　　器官捐献虽然与死亡相伴，但并不是所有的器官捐献志愿者在离世时都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现行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死亡分三类，脑死亡、心死亡和心脑双死亡。实际执行中，也是由于没有针对脑死亡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多数捐献案例都是在按照心脑双死亡的标准——即患者符合脑死亡判定后，经直系亲属同意，撤去生命支持系统和升压药，约 10 几分钟后，患者心跳停止，再行获取器官。然而，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状态并不稳定，极少数的潜在捐献者会在脑死亡后可能迅速导致器官热缺血，而一旦器官缺血，就不能再使用了。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排列在漫长等待名单上的人而言，时间少得可怜——肾衰竭患者可以通过血液透析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两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 3 个月。因此，壮大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是最行之有效的挽救器官衰竭者生命的办法。

　　前段时间，沈北新区红十字会对人体器官捐献进行了宣传，街道和社区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意义和遗体器官捐献的法规条例作了详细讲解。这样的氛围下，居民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有了极大地提高。

　　法国文学家托马斯·布朗爵士曾说过“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它的宽度。”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某天，万玉廷的抉择会为生命架起桥梁，让一些正在与死神搏斗的人可以等到别人递过来的生命接力棒，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银河galaxy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