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介对特定议题的设置，其重要部分，便是新闻工作者思考特定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这些角度最终被公众用于形成对与议题有关的社会问题的意见。笔者以最近一年来（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新闻调查”栏目所播出的45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其题材选择、感情基调及报道结构三个维度对栏目的议程设置作以评析，以解读其栏目品性对公众的影响。

　　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开播，被誉为中国电视媒体回归新闻本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十年来，探寻事实真相，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向广大公众传递“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的原因”是“新闻调查”栏目所一直秉承的追求。特别是进入到2003年后，“新闻调查”栏目涌现出不少具有调查性报道特征的优秀节目，诸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西安体彩风波》、《追踪投资神话》、《天价住院费》等等，这些节目以记者现场调查采访、深入追问的形式，对新闻事件展开递进式的分析和探究，进而引导公众关注社会问题，并对社会问题作以理性的价值评判。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新闻媒介对特定议题的强调可以提高这些议题的显著度。特定议题的设置，其重要部分，便是新闻工作者思考特定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这些角度最终被公众用于形成对与议题有关的社会问题的意见。就“新闻调查”栏目而言，其栏目议程的逐期设置、其节目题材的选择以及报道结构的编排，都体现了有力的议程设置。笔者以最近一年来（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新闻调查”栏目所播出的45期节目[1]为研究对象，从其题材选择、感情基调及报道结构三个维度对栏目的议程设置作以评析，以解读其栏目品性对公众的影响。

　　笔者依据“新闻调查”栏目最近一年来各期节目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对其题材作以分类（如下图），其中人物类题材22个、事件类题材12个，经验类题材7个，国际类题材4个。分类结果表明，“新闻调查”在栏目的议程设置上突出人物类相关题材。其所关注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社会、边缘群体中的“小人物”，诸如普通的盲人、精神病人、同性恋、堕胎少女、农村未成年的孤儿、小区业主、三轮车夫、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妇女、艾滋病防控工作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麻风病村的小学教师等等。

　　“新闻调查”栏目对这些“小人物”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一些表面看起来既没什么太大新鲜性，也没什么明显时效性的事情上，像盲人出行、业主维权、老年人临终关怀、救助堕胎少女、精神病人治疗管理等等，在时下热衷于制造“轰动”和消费“热点”的媒介环境中，这类平常、普通的事情似乎并不大能吸引太多的“眼球”，但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却都实实在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带来了一些影响国计民生、影响社会系统健康运行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媒介的积极参与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因为现实的社会太大了、太复杂了，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与评判往往要依赖于媒介的引导。尽管媒介不能戏剧性地扭转公众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但从长期来看，媒介所营造“拟态环境”确实会成为公众把握、判断社会环境的依据。诚然，社会问题的解决，单单依靠媒介一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政府、广大公众联起手来共同采取行动。而媒介的重要使命就在于要及时的警醒政府、警醒公众重视这些问题，告诉大家“对社会问题的不作为是不对的”。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传播学者唐纳德·肖曾经说过，“议程应像是稳定的降雨，要经常性地时大时小地下一些，这样才能免于干旱。”[2]“新闻调查”栏目保持理性、冷静的心态，经常性的关注社会中的“小人物”群体，对“小人物”类题材作常规性的报道，坚持不懈的向公众展现“小人物”群体的生活状态，传递“小人物”群体的声音，这正体现了栏目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执着坚守。

　　新闻节目的感情基调有三大类，肯定、否定、介于二者之间的“质疑”。笔者依据“新闻调查”栏目最近一年各期节目的开场白文本及结语文本，对其节目的感情基调作以梳理发现（如下图），质疑的基调主导着“新闻调查”对事实真相的探寻。质疑的基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有限度的同意，一种是有限度的不同意。[3]对于人物类题材，“新闻调查”多是以“有限度的同意”的基调为立足点，即在节目开场白介绍主要人物时，诸如堕胎少女、“同伴”、同性恋者、精神病人等等，就奠定一种充分尊重受访人物特定身分的基调，节目的出镜记者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继续沿着这种基调以一种真诚关心人物、理解人物心理处境的提问方式与之展开交流。对于事件类题材，诸如医疗鉴定、天价医药费、、苏丹红等等事件，“新闻调查”多是以“有限度的不同意”的基调为立足点，即在节目开场白简要介绍事件时，就直接表述出对事件合理性的疑问，继而引出记者的深入探寻，记者在采访中通过层层追问直逼问题的要害，最终揭示问题并提出修正意见。

　　通过考察“新闻调查”的质疑基调，笔者发现无论是“有限度的同意”的质疑基调还是“有限度的不同意”的质疑基调，节目在其结语部分都或明或暗的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内容，以此表达栏目自身所倾向的意见。诸如在《红色警戒》那期节目里，演播室主持人在结束语中提到“食品的底线应该是安全，国家应加速食品安全立法工作”；在《长大未成人》那期节目最后，画面上打出了“毛毛虫变成蝴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这样一行字幕。由此可见，“新闻调查”的节目并没有停留在把事实真相揭示出来就可以了，其在节目结语部分提供建设性的内容，表达出节目的思想深度，对整个节目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助于公众对其节目内涵的领会与把握。

　　当今时代，人们对外部社会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对媒介信息的解读与接受实现的。人们对社会信息的处理原则和策略，即理解社会、新闻事件的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媒介所决定的。特别是具有直观、亲和特点的电视媒体，公众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家庭成员”，一个时光消磨的伴侣，甚至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和“导向需要”。[4]因此对于“新闻调查”栏目来说，其在质疑基调的主导下穷究事理、深挖本质，一方面能够比较准确、真实、全面的反映现实社会情况，为公众提供关于现实社会的健全信息；另一方面也把理性的质疑精神、建设性的质疑态度传递给了公众，引导公众树立健康、宽容、理性的国民心态。

　　新闻事件的展现不仅仅是一个微型事件的总和，而是一种通过对对象的调查和跟踪来扩展公众对信息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事件的媒介化程度均取决于事件本身如何被理解、被叙述的方式。[5]笔者依据“新闻调查”栏目最近一年各期节目出镜的被采访者的数量及身分，对其报道结构进行考察发现（如下图），最近一年来，“新闻调查”栏目只有2期节目出镜的采访对象少于5人，有17期节目出镜的采访对象达6至10人，有20期节目达11至15人，还有6期节目达16至20人。特别是一些事件类题材的节目，出镜的采访对象往往都多达10人以上，如《看病难》那期节目有19个受访者出镜；《连锁危机》那期节目有16个受访者出镜。并且在同一期节目中出镜的受访者的身分基本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在《农民看病现状调查》那期节目所出镜的13位采访对象，有患病的村民、村民家属、村医、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始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村民、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负责人等等。这种多人现场接受采访，配合记者调查的形式，正是“新闻调查”构建新闻场景，展现场景内各对象之间、人物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主要手法。

　　在对其所构建的新闻场景进行编排时，“新闻调查”采用叙事的结构，以记者展开调查的先后时间为顺序，通过记者串场的形式，将记者与多个受访者之间交流的内容连贯起来，最终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调查过程。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叙事的结构是一种平等的形式，在对公众所有官能包括推理、感情、感觉、想象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方面，能比传统的逻辑性的论证结构更近地抓住普通人的经历。叙事结构中叙述内容的表达形式有三种：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零聚焦是指作者对事件做出全知全能式的叙述。内聚焦是指从特定的某个人物的角度叙事。外聚焦是指从旁观者的角度叙事，不涉及任何主观内容。[6]“新闻调查”的报道结构就类似于这种“外聚焦”式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编排形式比较容易在人们之间建立认同感，并在说服中能产生特别的重要作用。

　　传播学者华尔特·菲希尔曾指出，当今时代在有关公众道德问题的讨论中，诸如生活的权利、繁殖下一代的选择、战争与和平、妇女的权利、公众教育等等，良好的叙述规则会胜过传统的论证规则。这是由于普通的叙事结构比专家论证的结构更容易达到公众对连贯性与线]具体到“新闻调查”栏目而言，有关公众道德的问题正是其所探讨的重要议题，叙事的结构也正是其报道结构编排的主导方式。但笔者在考察其节目出镜的受访者身分时也发现，“新闻调查”有不少节目在运用叙事结构的同时，又兼用了专家论证的形式，即在叙事过程中编入一些专家就相关问题的看法。这种兼容专家论证的做法，体现了议程设置中“属性”的传递。因为每一个议题本身是包含若干属性的，节目运用专家论证的形式是强调受众对议题的某些方面属性的重要性的认知，但与此同时也难免会使受众感觉到节目是在弱化、回避议题的另一些属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闻调查”栏目秉承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所展开的一系列的议程设置，均是以引导广大公众理性的认知社会问题，建设性的对待社会矛盾为出发点的。其所崇尚的这种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气质，成为广大公众所认同的媒介品性。与此同时，公众也期待着“新闻调查”能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期待着它不仅说到事实，说到本质，说到瓶颈，还能尽可能多的说到被权力和关系网所遮盖的社会热点、难点。

　　[2] 刘海龙.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J]. 国际新闻界，2004，4：18－24.

　　[3] 赵力.为什么反对“不先生主义”[A].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评论中国[C].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94－96.

　　[4] 刘海龙.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与媒体政治——从《事关重要的新闻》说起 [J]. 国际新闻界，2004，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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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斯蒂文·小约翰(著) 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08.

　　曹丹(1979年——)，女，汉族，湖北襄樊人，安徽大学新闻学院0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