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出生于上海，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上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当之无愧为美国顶级的中国研究领军专家。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长达38年之后，2023年7月，李成受聘于香港大学，担任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

　　今年7月，李成新作《中产上海》正式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不仅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说：“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并展示上海在其中的位置，李成选取了一个极好的视角。从书中既严谨又生动的描绘中可以看出，使‘中产’这个‘新阶层’值得特别重视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也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气质，而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的那些时代条件。”

　　中国的新兴中产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们来说是个挑战，不仅因为它五花八门的社会组成，也因为这个群体远大的思想抱负和与中国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个新生的社会和经济阶层由许多亚群体组成，彼此在家庭出身、职业、教育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方面大相径庭。尽管研究中国中产有其概念与方法上的固有困难，但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直在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这支社会和经济力量近来的兴起开展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

　　中国中产的概念与定义涉及的难题及其多样性引发了学界论战。本章将谈及这些重大的学术研究与论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有关中国中产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第二部分讨论了中产的概念、定义标准和不同表现形式；第三部分特别强调了当今时代国内外关于文化的汇合与差异的辩论。

　　“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头40年很少使用。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中产阶层”，所以对这个概念一直非常陌生；西方学者也很少使用“中产阶层”概念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

　　1949年以前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少数几个群体可以算是中产阶层。1949年后，这些群体不是快速消失，就是人数剧减。改革开放之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乡村企业家的骤然兴起和城市中个体户的出现，“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偶尔被提及。此外，中外合资企业大量增加，大规模城市化，高等教育显著扩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文化交流……也促进了相关研究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产阶层研究才进入中国知识界主流。中国学者对这些新术语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发生的深刻变化。

　　中国中产的兴起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齐头并进，也是在此时，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巨大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由商业驱动，涌现了许多对中国中产的研究项目，提高了公众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深远变化的认识。如一位中国社会学家所说，最初将中国中产从一个抽象的学术课题变为主流讨论题目的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商业公司。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也进行了宏观思维的转变和相关政策的提出。十八大以来，扩大中产阶层成为中国“战略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官员相信，一旦中产阶层占到总人口的60%到70%，中国就会形成椭圆形经济和社会结构，那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福利国家建设的结构。

　　过去20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新兴中产的研究成果内容全面、数据翔实。关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新兴的中产阶层，中国国内学术研究的猛增反映了这些发展趋势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家在知识和政策讨论中影响力的提高。

　　中国学者通过著书、撰文和公共理论探讨，开展了三场关于中产阶层的重要辩论。第一场围绕中产阶层的定义；第二场涉及中产阶层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中产与世界其他地方中产阶层的不同之处；第三场有关中产阶层的政治作用和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

　　“中产阶层”一词和许多其他社会学概念一样，被广泛使用却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美国学者一般把收入作为决定中产阶层地位的最重要标准。然而，围绕着中产阶层的收入范围总是争议不断。在家中人口、祖传家产、地理位置、住房价格，以及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其他因素方面，不同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的固有问题因此而更加复杂难解。

　　看到西方中产阶层研究中概念上的复杂性和五花八门的定义标准，不难想见，给中国中产下定义也不容易。所以，许多中国学者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一样，在界定中产时采用混合标准，或是综合指数。而学者们采取的标准和指数又各不相同，界定方法各种各样，缺乏明确的一致定论。有鉴于此，很难确定一个毫无争议的标准。既然中产仍是个初生的概念，所以中国中产最广泛接受的定义很可能会随着中产发展过程中的起伏而不断演变。目前，得到最广泛接受、最普遍使用的方法可能就是李春玲的四部分全面分类法（职业、收入、消费、自我认同），所以，本书的研究使用她的标准作为定义来进行质化分析，但也结合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数据作为量化参照。

　　对中产标准的评定突出了职业分类和社会与经济分类，这些分类可以显示中国中产的一些鲜明特色。现已故去的陆学艺在 2002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对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阶层做过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这项研究是一项名副其实的里程碑式研究，表明世纪之交的中国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生活方面依然是金字塔形，不是椭圆形。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适于应用的全面范式，能够用来在概念上理解中国社会几个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张，并分析中产阶层的组成。

　　陆学艺、李培林、李春玲和助手们完成的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经常遭到其他中国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中产的组成五花八门，不能笼而统之。争议围绕的问题一般分三类：中国中产的规模、它特色鲜明的混合组成，以及缺乏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第一类批评意见围绕着中产群体的规模。许多人指出，按照西方规范，中产占国家人口的一大部分，经常是劳动力的多数，但中国的人口组成主要还是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而不是中产。

　　第二类批评意见主要针对的说法是，当代中国新兴中产中各个亚群体在家庭背景、职业种类、教育水平和政治归属方面迥然各异。这个广泛的社会经济类别内部组成庞杂到如此地步，它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第三类批评意见频频引用研究社会结构和中产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批评者认为，所谓的中国中产缺乏共同价值观。若是没有这样一套共同准则，“中产”一词就只剩下收入水平的含义，分析起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坚信中国存在中产的学者对这些批评大多不予接受。他们承认，就所占人口百分比而言，中国的中产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仍然较小。但他们随即指出，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短短几年或几十年内使多数人口步入中产行列。应该把某个国家中存在中产和该国成为中产国家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中国目前算不上中产国家，但不可否认，它的中产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且仍在迅速扩大。学者们还说，中产这个概念本来就是灵活的，它的定义的确欠精准，但所有国家均是如此。

　　关于中国的中产是否名副其实的激烈辩论目前也许辩不出什么明确的结果，但它表明这一新的社会层级正在积极主动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和表达自己价值观的方法。就此题目开展的广泛公共讨论表明，中产的自我意识、群体认同和共同价值观均在上升。

　　关于中国中产最重要的辩论是围绕着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展开的。

　　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陈义平提出，中产阶层有3个功能性作用：塑造市场经济的领导作用、创造社会规范的开拓作用、调和政治紧张与冲突的缓冲作用。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军称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为“静态稳定”，椭圆形的结构为“动态稳定”。前者看似稳定，但遇到重大危机可能会突然崩溃；后者虽然磕磕绊绊不断，却不太可能瞬间坍塌。按照唐军的乐观估计，中国迅速扩张的中产会帮助建立椭圆形结构。

　　刘欣研究了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心的社区治理后发现，中产成员对地方事务和维权活动的参与度比其他群体更高。他们更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对治理缺失的容忍度也比其他群体低。

　　为了弄懂有关中国中产的复杂政治倾向，一些中国学者发展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密理论框架。李路路坚称，中国中产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既非停滞不变，亦非只有一个维度。据他所说，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3个因素也许会决定中产的社会功能是保守，还是激进，或是依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联合和胡鞍钢合写了一篇全面论述中产和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文章。文章提出，在中国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产的政治功能是多层面的、可塑的。它可以是“稳定器”，也可以是“颠覆器”，甚至可以是“异化器”。

　　这些学术论述有的给中国官方出谋划策，有的从潜在心怀不满的中产角度评估趋势，有的提出更加客观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认为，国家和中产之间，以及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中产阶层和最贫穷的阶层之间互动的性质会不断变化。

　　中国的新兴中产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跨国主义的产物。改革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经常将这个题目说成是“现代化工程宏大叙事的继续”。一些中国学者论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不是经济现象，而是文化现象，更精确地说是文化现代化的跨国过程。

　　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这些思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国际教育交流和文化传播，特别是西方软实力的渗透，是否会导致全球文化融合，进而重建中国这个非文化中心国家的文化身份？还是说在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全球一体化将推动文化多元主义、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存？第二，体现在文化与教育交流中的跨国力量是否会加强国际谅解，因而防止意识形态和族裔冲突，帮助维护世界和平？

　　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国际关系既是国家间的关系，也是文化间的关系。与之类似，约瑟夫·奈（Joseph Nye）用“硬实力”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用“软实力”来代表它的文化资源和影响力。硬实力固然对国家的经济福祉和安全更加重要，但没有软实力，国家不能长久。

　　过去20年来，入江昭的文化国际主义论和奈的软实力学说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里，一国的文化资源经常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得到开发的。换言之，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跨国主义经常被视为人类社会摆脱野蛮、愚昧和混乱，变得文明、科学和聪明的唯一途径。同时，一国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它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机构反映了国家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准则。它通过学术与科学研究、课程发展、教室教学，以及校园内非正式的交流来促进文化。在履行其服务社会的义务时，高等教育也塑造了公众的文化喜好。

　　和其他国家的批评者一样，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或“文化融合”的词语自相矛盾。他们认为，创建全球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各不同。从这个观点出发，文化永远不可能融合，也必然永远是多元的。研究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经常提及两个概念上的分别。第一，中国参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是一回事，把中国的现代化设想为西化的进程则是完全另一回事。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前者，但必须拒绝后者。第二，这些学者把文化全球主义与文化跨国主义区分开来。全球文化身份要么是为世界所有人民所共有，要么是干脆被世界所有人民所否认。但文化跨国主义是文化商品、人员和思想真正跨国界流动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已经日益普及。

　　文化跨国主义不一定是西方文化的胜利，而是对非西方文化的韧性与适应能力的证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在改革时代的重新崛起证实了多重身份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持久性。中国的西式现代化和中国式这两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力量都发源于上海。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上海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适应得更好。用一位上海学者的话说，海派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吸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特色。这些话与西方一些全球化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那些学者坚称，当代文化发展的特点是跨国主义和多元主义共存。上海的地方、国家和世界身份都在不断发展，这些不同身份互相加强，又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价值。上海对外开放过程中最明显的不是文化融合，而是文化共存和文化多样性。

　　若想更好地了解中产上海的兴起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亚太地区和平的影响，应该考虑这些影响在世界政治领域关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更广泛思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忽视文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各自专注于安全和经济问题，都不太注意文化和教育维度。

　　现实主义者承认知识在信息时代的关键作用，相信由大学和研究机构驱动的技术进步能转变为经济与军事实力。现实主义者更加关注在技术与人员的国际流动中保护国家利益，对探讨国家利益如何因思想、价值观和规则的跨国传播而发生改变不感兴趣。现实主义者对通过制定规则来改变国家的政治目标、态度和行为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相信，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无政府的。

　　自由主义者专注于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者相信实用主义和普世主义，忽视文化的影响。他们倾向于通过宣传自由民主思想来强调和平与繁荣，而且西方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关切不够敏感。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派，它试图填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没有探索的知识真空。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建构主义，因为“它集中于国际政治由社会构成的性质”。新自由主义者去经济学中寻求解惑，建构主义者则高度依靠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对文化制度的分析。建构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规则规范会影响一国决策者和普通大众的行为。精英的信仰、文化认同和社会规范都在国家行为的塑造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解释了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决定人类组合结构的首要因素是共同的思想，而不是物质力量”；“目的性行为者的身份与利益由共同的思想构成，而不是与生俱来”。

　　本书在研究上海在中国发展变化中发挥的先锋作用时，从建构主义对精英的思想与行为变化的解释中获得了宝贵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改革时代的崛起为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上海作为“中国曼哈顿”的兴起传达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百花齐放、面向未来的中产国家形象。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上海奇迹”是通过“文明的和解”而非“文明的冲突”而实现的。

　　过去十来年，中国学术界就中国中产的存在和特点开展了生动活泼的讨论。讨论如此热烈，部分是出于对发达国家中产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是为了对西方社会科学原理及方法做出评估。关于对中产及其在国内外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衍生后果的研究，中国学者在概念上和实证上都丰富了世界学术著述的内容。他们把学术调查的范围扩大到这支新兴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定义、规模和特点以外，还倾注了巨大的精力研究中国中产与国家领导层、其他社会和经济行为者，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产已经兴起为具有自己独特需求和愿望的一支核心社会力量。随着中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转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产成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繁荣的关键力量，远甚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

　　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诠释。今日中国中产既有强烈进取的经济发展动力、强有力的爱国与世界眼光，同时对全球化、西方霸权衰落、动荡中的中美关系有着独立且敏锐的观察、研判，具备坦率与直接的批评谏言能力。中国中产的迅速兴起和爆发性增长，将驱动中国国内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姿态。

　　作者从社会、经济、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介绍分析了以上海中产为代表的中国中产的生活状态，并且以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调查为切入点，理性看待中国崛起与发展，聚焦“中产”这一中国社会力量，并置于当今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以及全球化新局势中来理解这一讨论。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和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加入香港大学前，长期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亦是首位华裔主任。他目前同时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客座资深研究员、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杰出研究员、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香港亚洲协会常驻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中产的发展和演变、中国的科技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中美智库比较和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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