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A. Peterson），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但说到《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信即便是没有读过全帙的人也听说过这套丛书的大名。查尔斯·彼得森教授正是《剑桥中国史·隋唐卷》（国内译本译作《剑桥中国隋唐史》）的撰者之一，是该书第八章“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的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孟彦弘在《评〈剑桥隋唐史〉》一文中认为，该书“第七、八两章写得最有深度”，“颇具新意、很有启发的是关于藩镇的研究，即本书第八章”（《燕京学报》新第17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非常敏锐地指出了彼得森教授在藩镇研究上的贡献。实际上，由彼得森教授执笔的《剑桥中国史·隋唐卷》第八章，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安禄山叛乱后河北诸镇的自治》（The Autonomy of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An-Lushan Rebellion，以下简称《自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治》完成于1966年，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但它的价值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去，其中的某些创见仍然启发着当下的唐代藩镇研究。在中央与诸镇关系的研究方面，《自治》堪称西文世界中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尽管一直没有正式出版，但毫无疑问，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淀，它已经成为了西文世界中藩镇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译者在读博期间接触到了《自治》一文，读完之后深为它的论述所吸引，动了翻译此文的念头。译者先是翻译了他的另一篇论文《仆固怀恩与唐廷：忠诚的限度》（P’u-Ku Huai-En 僕固懷恩 and the T’ang Court: The Limits of Loyalty, Monumenta Serica, 29, 1970-1971, pp. 423-455，译文载《中外论坛》2022年第1期，第149-172页）作为“练手”，之后着手翻译《自治》。由于《自治》一直未能出版，因此译者虽然翻译完了文稿，但却不知该如何获得版权，翻译工作便搁置下来。直到笔者2022年底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重新校订译稿时，才辗转联系上了已经九十高龄的彼得森教授，并获得了他的书面授权。

　　由于时间关系，笔者未能前往康奈尔大学跟彼得森教授进行面谈，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书面访谈。译者在通信中提出了7个问题，但彼得森教授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与译者期望的不同方向，最后译者收到的是一份题为《一位中国古代史专业学者的职业生涯》（Aspects of the Career of a Professional Scholar of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的自述。这篇自述虽然不长，但对于了解他本人的早年生涯和学术经历颇有助益。今获得彼得森教授授权，译者将该文的内容译为中文，并略加注解发表，以飨读者。译稿的获取与修订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何剑叶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两位老师的帮助，谨此致谢。

　　另，《自治》一书的中译稿目前已交付上海中西书局，不久将会和中文世界的读者见面。

　　我在西雅图的公立学校接受了传统的早期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海岸的其他城市中心一样，西雅图自然而然地比美国其他地区更了解亚洲及其民众。毕竟，这些中心及其港口长期以来一直与亚洲的中心和港口有着联系。此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接收并安置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的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移民。觉察到这些事实，尤其是从二战开始，逐渐渗透到了教育之中，这样我早在高中时就上过了两门关于亚洲历史和文化的课程（1950年毕业）。【译者注：这里指的是作者1950年毕业于西雅图罗斯福高中（Roosevelt High School, Seattle）】

　　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亚洲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但我不能断言后者是我在那里申请入学的因素之一。作为一名当地居民，我与这所大学有几分亲近，可能支付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合理的学费。另一个因素是我的父母正在遭受健康问题的困扰，我希望留在附近。令他们深感遗憾的是，他们也无法为我提供大学的经济支持。因为早在高中时我就已经做过兼职，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害怕，事实上，正如一句老话所说，这说服了我“通过勤工俭学，读完大学”。（我对这个乏味的细节表示歉意，但它的重要性稍后会变得明朗起来。）

　　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和思考是最令人感到满足的，我毫不怀疑能实现获得大学学位的目的。然而，在第二年，我开始对自己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感到有些沮丧，因为在我继续享受上课的同时，我发现在上课和作业之外，我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结交新的朋友、通过运动锻炼身体，或者偶尔娱乐一下。正是在这些不满情绪中，参军入伍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伴随始终，我的几个家庭成员都曾服役过。朝鲜战争（Korean War）正在迅速蔓延，需要不断招募新的男性和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服役是我的责任，但老实说，我也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政府承诺为提供经济援助（“权利法案”，GI Bill【译者注：194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权利法案”，帮助在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涵盖了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将有机会去旅行；而且很有可能在以后的平民生活中接受实用行业的培训。稍加努力，我找到了一个加入通信情报部门的机会，这是一个非战斗服务部门，提供包括语言培训在内的多种培训。因此需要入伍三年。【译者注：彼得森于1952-1955年在美国陆军部队服役。】

　　我被语言所吸引，参加并通过了资格考试（可能是在我学习拉丁语的帮助下），可以选择学习俄语或普通话（Mandarin Chinese）。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教学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的陆军语言学校（Army Language School）进行，将花费一年的时间，当时提供26种语言的教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课程。我们的老师都是母语人士；班级规模较小（最多8人）；需要积极参与，重点是口语（白话），但到课程结束时，我们已经学习了1000到1200个汉字（characters）。在完成这项富有意义的任务之后，我们被派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 C.）参加了几个月的在职培训计划。我们从那里被派往海外。

　　几乎无一例外，语言学家们都被派往了朝鲜，现在停战协议下享受着和平。【译者注：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然而，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我们机构在东京的太平洋总部，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一年后【译者注：即1955年。】入伍结束。这段时期对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极其重要。一方面，我能够观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直接与他们互动。这使我能够纠正我先前被扭曲的宣传的观点，并意识到全球各地的人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文化差异所表明的要更多。另一方面，从为军队翻译汉语的“工作”，以及适应一种对我来说陌生的文化和社会中获得的满足感，都说服我规划一个与亚洲有关的未来——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中国，因为我对语言的投入。

　　1955年春末，我回到西雅图，退伍后立即重新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亚洲研究专业。作为一名，我开始从政府获得财政补助。我注册参加的课程很快让我确信，我真正的兴趣在于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古代史（pre-modern history）。这自然意味着我必须精通文言，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学期都要学习这门课程。在我学习中国课程的过程中，指导我和整个研究生课程的教授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协商后，我决定留在华盛顿大学攻读高级学位。事实上，我已经在修研究生的课程了。然而，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的主要教授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他本人也是欧洲汉学的产儿，建议我搬到巴黎，在那里我将与不同的教授合作，学习不同的文献处理方法。【译者注：卫德明（1905-1990），生于中国山东青岛，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汉文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的儿子。学术专长是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也是国际知名的易经专家。1932年以研究顾炎武的论文，获得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前往中国北京，在北京大学教授德文与德国文学。1948年，卫德明赴美，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直到1971年退休。彼得森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期间，一直跟随卫德明学习。因彼时华盛顿大学没有唐史的专任教授，故卫德明同意担任彼得森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1939年左右，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德学会成员和工作人员合影。左起：方志浵、傅吾康、埃里希·沃尔特斯（Erich W olters）、亨利·魏智（Henri Vetch）、不详、杨宗翰、柯立夫（Francis Cleaves）、艾锷风（Gustav Ecke）、艾锷风的佣人、卫德明（来源：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二战前，巴黎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主要中心。虽然时间和战争对早期著名的法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沙畹（Chavannes）、葛兰言（Granet）等人]造成了损失，但一代有天赋、多产的学者们已经就位了。此外，收藏丰富的新的图书馆为巴黎增添了光彩。这一年对我来说收获甚丰，因为我提高了分析和利用各种文献的能力。氛围本身就令人感到振奋。例如，观察法国汉学院院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解开敦煌文献中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不仅富有教益，而且鼓舞人心。当然，最初的计划是让我回到家乡继续我的研究生课程。然而，爱神（Cupid）却介入了。1957年夏天，在图尔（Tours）的一家法语诊所，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德国的美丽的年轻女士，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与她保持联系。到了1958年秋天，我们决定结婚，然后在德国度过了6到8个月，在那里我的新娘可以更容易地适应我们的婚姻状态，为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做准备。【译者注：彼得森1958年与西格丽德（Sigrid）[原姓波美拉尼亚斯托尔普的纽曼·西尔科，（née Neumann-Silkow of Stolp, Pommerania）]结婚。】在获得大学的休假批准后，我面临着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的问题（尤其是我的新伴侣已经是一名理疗师）。找到了！（Eureka）我在汉堡（Hamburg）郊外的一个小基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新成立的德国空军（Luftwaffe），向聪明的、年轻的飞行员教授英语。【译者注：二战前期，德国空军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并在战争中以闪电战等形式空袭各国，战争后期，德国空军被英、美、苏联空军彻底消灭。战后德国东西分裂。联邦德国（西德）空军在美国的扶持下组建，大量引进装备了美制作战飞机，并与驻欧美军共享核武器的使用权，担负北约空防前卫的角色。1958-1959年，彼得森在德国平讷贝格空军（Luftwaffe at Pinneberg, Germany）担任英语讲师。】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经历，当然与汉学无关，但教学却是一样的。在此期间，我还学会了相当多的德语（尽管不是从必须说英语的学员那里学到的）。

　　回到西雅图和华盛顿大学后，我继续了我的研究生课程，主要是参加中国历史研讨会和一些西方历史研讨会，以满足我的辅修课程的要求。【译者注：当时华盛顿大学要求学习亚洲历史的学生必须同时修习西方历史，因此作者选修了法国历史，受到了法国史专家斯科特·莱特尔（Scott Lytle）的指导，斯科特后来成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之一。】我现在致力于一篇关于唐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受益于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和薛爱华（E. Schafer）等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些和其他研究的重点几乎总是在王朝的上半叶，即它的“辉煌时期”。诚然，在文学和佛教方面做得很好。但从安禄山叛乱开始，到王朝的后半期，对帝国的内部状态或其政治史几乎没有做过任何研究。我对这一领域的出版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可以找到的唯一重要的工作是用日文撰写的，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和其他时期一样勤奋而充满活力。亲爱的读者，请记住：（1）虽然我还不会读日文，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日本汉字（kanji）来理解主题；（2）美国学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仍然不存在，即前者不知道后者在做什么，可能反之亦然。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学习日语。幸运的是，一位日本研究教授，一位佛教学者，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选择开设一门名为“为希望学习阅读日语的汉学读者”的课程。我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利用了这一好主意。1962年秋天，银河国际galaxy网站我开始探索前往日本的可能性，在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继续进行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幸运的是，富布赖特的日本项目（Fulbright Program of Japan）授予我一项奖学金，让我在京都著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Jinbun Kagaku Kenkyūjo）工作，在那里，除其他事项外，一个有关唐代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无需多说，作为当年中国领域唯一获得奖学金的申请人，我非常感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当它先后延长我的期限时，就更是如此。尽管他自己的兴趣在别的方面，但我在研究所的导师平冈武夫（Hiraoka Takeo），和我不时予以咨询的其他成员们，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的课题——中央与诸镇的关系——的主要学者，日野開三郎（Hino Kaisaburo）教授，同样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1964年末，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委员会（the China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联系我，要求我在巴黎（Paris）接受一年完全不同的任务。这是为了评估几年前由白乐日（Étienne (Stefan) Balázs）（1958年我在那里的教授之一）创立的“宋史研究计划”（Song Project）的现状，以及它在未来资助方面的前景。唉，白乐日突然去世，没有留下继任者。作为回应，我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但不是在1965年春天之前，到那时我目前的研究将会完成，我可以退还我一半的富布赖特奖学金。我想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我在宋代历史方面有很好的背景，而且我会说法语。该项目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在国际上招募了许多潜在的撰稿者，并出版了一些有用的研究辅助工具。在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我会见了法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者，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还给国际上的其他人写了几十封信（在电子邮件时代之前！）。人们表示同情，但总体上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最终，我向委员会报告说，该项目在学术和机构资源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基础。结果，它被遗弃了。然而，在与巴黎的吴德明（Yves Heryouet）教授和慕尼黑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协商后，我们决定，首先为一个主要的宋代文献目录，其次为一个传记资料集来募集个人捐资的任务是行得通的。在这些每一位学者英明和高效的指导下，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译者注：“宋史研究计划”是1955年由汉学家白乐日推出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发起和进行不仅得到了年鉴派领导人的支持，还从美国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研究计划获得了启示（分工的方法）。因为宋史史料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前代，因此宋史研究可以满足学者们广泛的兴趣需要。白乐日希冀仿照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Sr.）编纂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在欧洲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国际分工合作的学术计划，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符合现代科学研究规范、且涉及范围更广阔的工具书。1963年11月，白乐日突然去世。由于经费和人员上的困难，该计划未能全部完成。这里提到的宋代文献目录和传记资料集，即吴德明的《宋代书录》和傅海波的《宋人传记》。前者由白乐日撰写了100多个条目，全书包括500多个书目提要，系自日本京都大学3000多种宋史著作中选出。吴德明毕业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50-1954年担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1959-1969年历任波尔多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1974年起任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1976年起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教授并兼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主要著述有《汉代的一位宫廷辞赋家——司马相如》、译注《史记·司马相如传》、《宋代书录》以及大量研究文章和书评。傅海波系德国汉学家兼蒙古学家，元代中国史、内亚史、法学和文化专家。在柏林大学获得法律和汉学教育（1935-1947）。1951年任慕尼黑大学汉学教研室主任和东亚文化语言研究所领导人。1952-1954年任联邦德国驻香港领事。1954年组建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他是联邦德国蒙古学和汉学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的编辑和作者之一。】

　　1938年，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任命了第一位研究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历史学家【译者注：即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1929-1932年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问题研究生，留学于燕京大学，1947-1949年担任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1950年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顾问。曾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中国参考著作叙录》（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66年，它任命了第一位研究古代中国（pre-modern China）的历史学家——那就是我。在过去的数年里，它稳步增加了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专家。因此，进入一个研究8-9世纪中国并不被视为不同寻常的团体，人们会感到很舒适。该大学还认识到不断扩大其研究材料收藏的必要性，因此今天图书馆亚洲分部的收藏非常丰富。历史系也是一个舒适的工作场所，满足了全球化的要求，进入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领域。就像我在这里任职期间一样，大学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1969年，在剑桥举行的唐代会议（Tang conference）上，我遇到了杜希德教授。他欣赏我的论文，并询问我对《剑桥中国史》的兴趣。我热情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保持了数年的密切联系。

　　这相当复杂。一旦我完成了那篇冗长的文章，接着是你们熟悉的论文，我就要开始修改和扩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事实证明，这相当令人失望，因为在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有关东北诸镇的史料。相信我，它们已经杳无音信了！由于我无法对《剑桥中国史》的作品进行重大补充，我问自己“这有什么意义？”【译者注：当时在今日被广泛应用的唐代墓志还很少有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另外与河北有关的墓志材料远不如今日丰富，这应是彼得森教授最终放弃改写修订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因之一。】

　　我对宋代也越来越感兴趣：我受邀参加了几次有关宋代的会议，为了我的罪过，我接受了《宋代通讯》（Song Newsletter）和《宋元杂志》（Song-Yuan Journal）的编辑一职。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次完全负面的经历，但由于缺乏资金，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当我把它交给继任者时，它的运作状态相当不错，当然，它还在继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