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士，最初并不是官名，仅是指在学的贵族子弟或文人学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学士增置渐多，才开始有了以学士为名的官称。当时皇宫、东宫、宗王府、政府各部门、藩将节帅府多置有学士，但其官皆无品秩，政治地位大都不高，一般由寒门庶族充任。在门阀士族把持政治的时代，这些文人学士只是做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有时甚至不免遭挞受辱。

　　唐时，学士开始介入政治斗争。武德初，唐太宗与李建成相倾轧时，延揽“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策划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夺得帝位后，十八学士“多至公辅”。此后，学士参政日渐增多，不仅在内廷谋议，而且直接受命草语，制定政策，侵夺两省职事。从太宗到玄宗，朝廷设置了许多学士机构，《书》卷四六《百官一》载：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学士从“时时召以草制”到“专掌内命”，地位日益重要。弘文馆和集贤书院尚文属于两省，算是三省职事官系统之内，但玄宗时建立的翰林学士院却“独无所属”，游离于三省体制之外，实际上是直属于皇帝的内朝新机构。

　　设立新的内朝机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知道，龙朔三年（663）移宫后，中书内省和门下内省被撵出禁宫，皇帝的住地没有决策机构长达六十多年，这与决策权与皇权密不可分的原则相背离。宰相在外朝决策，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重新建立内朝决策机构也就势所必然。武则天及中宗、睿宗朝的几十年间，中枢政局动荡不稳，虽然没有内廷决策机构，但决策草诏等重大政事大都由皇帝的私臣学士在内廷谋议定夺，武则天为皇后执政时，任用北门学士就长达二十余年，成为她得力的政治助手，外朝宰相遭到冷落，成为闲职。武周晚期至唐中宗之时，宫廷女学士上官婉儿“独当书诏之任”。婉儿自小“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698）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中宗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婉儿由于“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武则天死后，武三思一度处境艰难，却因缘“通于婉儿”，婉儿将他“引入禁中”，“图议政事”，竟致宰相“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武氏势力由是复振。自万岁通天（696）至景龙（707一710）十五年间，婉儿在内廷“轻弄权势，朝廷畏之”，其实际权力较之外朝宰相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官婉儿可以说是唐朝的第一个“内相”。

　　唐玄宗时，经常任用弘文馆学士和集贤书院学士。《册府元龟》卷五五○《词臣部·总序》载：“中宗朝制诏多出宫中，明皇始置丽正殿学士，又改为集仙、集贤，以典治书籍，然亦别草诏书。”可见任用学士私臣入禁中谋议草诏，自武则天将两省撵出宫禁之后，从未间断过。《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翰林院》条载高宗至玄宗历代帝王任用私臣学士的情况说：

　　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袆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

　　这些文人学士的参政和草诏，均属临时性差遣。虽然弘文馆和集贤书院是文属两省的朝廷正式机构，但官志并未载其有议政草诏的职责。“北门学士”和翰林待诏更不是正式官号。这些学士的共同特点是：皆由他官兼领，无品秩，他们的参政和草诏，均属非制。在朝廷置有法定宰相和专掌草诏的中书舍人的情况下，这些被临时差遣的学士的参政揽权，显然是直接破坏了法定中枢机构的职能，排斥了法定宰相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进文词之士，历官资格和声望都很浅，本官品秩皆很低下，而一入宫禁，便秉掌大政，有不少人后来被提拔为正式宰相，这样就使政治中枢的格局大为改观了。

　　随着内朝职权的不断扩大以及唐内政外交事务的繁复，宫廷内的各种文书逐渐增多，临时差遣弘文、集贤学士兼职已不敷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需要之下，一个新的内朝机关一一翰林学士院在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设置了。

　　翰林学士是唐代名目繁多的诸学士之一。“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扬雄著《长杨赋》，《文选》卷九李善注云：“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又《说文解字》释“翰”曰：“翰，天鸡赤羽也。”古用羽毛为笔，故以翰代称。“翰林”为拟人之称，亦称“翰苑”，犹言文翰荟萃之处。梁钟嵘《诗品》卷中称郭璞为“翰林诗首”。但以“翰林”名官，则自唐始。

　　按唐制：凡乘舆所在，“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晩而退”。由于在这批待诏者中，“词学”最为所重，故冠以“翰林”之雅名。可见词学乃“翰林”之一，既非官名，亦非什么荣衔尊号，只是得出入禁宫，为皇帝宴居游艺、寻欢作乐献其词伎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九中宗景龙三年载：“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说明这个翰林杂班子中宗时就已存在。至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在宫禁为诸伎术正式设院，这个杂班子就可以更经常地和皇帝接近了。随着朝廷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中的文词之士逐渐参预政治，后来更选用朝官入充兼职，终于演变成为皇帝的近臣。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有一段话说：

　　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偏掌，列于宫中，承道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银河galaxy官网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虽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院），俾专内命。

　　翰林从置“待诏”到置“供奉”，选朝官中有“词艺学识”者入居兼职；从与集贤书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到“俾专内命”，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大诗人李白就因其诗才，以布衣被召入翰林，受到唐玄宗的礼遇，荣任过“翰林供奉”。其时翰林“人才与杂流并处”，李白在翰林院主要是卖弄文笔，写诗陪皇帝寻欢作乐，做“应和文章”，但也担任过书诏之事。他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中自称：“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李阳冰《草堂集序》也说李白为“翰林供奉”时“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从“批答表疏”到“潜草诏诰”，翰林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在翰林院之南别建学士院，正式设置翰林学士，文词之士遂从杂班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内廷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差遣发展为固定的使职。

　　翰林学士院的建立，对唐中枢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内廷长达六十五年没有决策机构的状况宣告结束了。虽然当时学士院仅具雏型，职权还不稳固，但它一开始便“俾专内命”，不属三省系统，直接隶属于皇帝，与外廷宰相机构处于对峙状态。范祖禹曰：“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则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矣。”这样，内廷外朝便有了两个并行的决策机构，中枢权力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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