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出版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08 (1) :37-46；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摘要：目前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源流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说法，即1899年说、1905年说、1815年说和1890年说。笔者根据大量史籍报刊材料，考证“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结论是：“记者”一词源于中国古汉语，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后在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洗礼，被创造性地用来指代报馆中的新闻从业者；再由中国驻日的外交参赞黄遵宪、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留日学生直译返传入中国新闻界，并在民国初年被中国新闻界赋予该词新含义——外勤记者。

　　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些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新闻术语，日益引起新闻界的热切关注。新闻研究者们投入大量精力、撒下大网去考证、搜寻它在中国的最早出现的文献记载，探索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流变。像“记者”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现在，一直纷争不断[1]，先后出现过1899年说[2]、1905年说[3]、1815年说[4]和1890年说[5]等四种观点。这一方面反映出新闻学术的不断深入和自由争鸣，另一方面表明目前新闻界对它的模糊认识。“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因此，“记者”一词源流演变的考证，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信中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记者”一词的流变考就是一部关于记者的文化史。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该汉语词汇发展的曲折过程，新闻工作者则可以从源头上理解记者称谓的演变，从而从本质上理解记者职业的内涵。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记，疏也，从言，己声。”“者，別事词也。从白声。”“记者”两字形成词汇，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记”和“者”的搭配词义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记”为实词，其义有：①记住不忘。②记录，记载。③记载事物的书籍或文章。④古时的一种公文。⑤印章。⑥标志，记号。“者”为虚词，放在形容词或动词后面，作代词或助词，表示有此属性或做此动作的人或事物。现在的各种词典工具书中，对“记者”一词解释也不尽相同。

　　《辞海》对“记者”一词的解释是：“①即新闻记者。从事采访报道的专业人员。又称‘外勤’、‘访员’。②泛指新闻从业人员（包括编辑、采访、评论人员）。[6]《汉语大词典》中，“记者”解释为：“①指心念的旧交。②作记的人。③记着，记住。④通讯社、报刊、电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业人员。亦作为从事编辑、采访、评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的统称。”[7]据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记载：“记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记者泛指新闻业务人员，如编辑、主编、主笔等；狭义的记者则专指新闻机构中专门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8]《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则专指后者。因此，从以上辞典中得知：“记者”一词，在古时本义“心念的旧交”、“记载事物的内容”和“作记的人”，发展到现代有广义、狭义之分。

　　关于“记者”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有论者认为是杜甫所著唐诗《客堂》中“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 [9]也有论者认为是《朱子语类》中，“今后来记者却失上面一节，只作圣人白线]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察，“记者”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时间比上述两者早得多。

　　据目前笔者查阅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初步考证：“记”和“者”两个字组合在一起，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经典史籍《管子·封禅第五十》，“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11]。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沿引了该书的“封禅”内容，收入“卷二十八”中“封禅书第六”。[12]

　　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干宝（283－351），也曾使用过“记者”两字，“以今況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史学家裴駰在其著作《史记集解》中，提到“正义结此前事，悉是答子贡问之事。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

　　从以上三次“记者”一词的出现，可以看出它并没有完全独立使用，其义主要为：“记载事物的内容”；这已经与现代记者的信息传播活动有所关联。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新兴的传播媒介手写新闻——封建官报应运而生，开辟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纪元。“记者”一词开始独立地散见于时人的著作中，而且意义有了新的发展，同信息传播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

　　初唐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孔颖达(574-648)撰写的《礼记正义》注解中，就两次使用“记者”一词，“亦当言名也，记者略，可知也。……此不云摈于天子，是记者略之也。” [13]同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贾公彦在著作《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第一》中，三次使用“记者”一词，““无大”至“之有”。释曰：此经所陈，欲见无大夫冠礼之事。有大夫冠礼，记者非之。……释曰：此记者见天子元子冠时，亦依士冠礼，故于此兼记之也。……郑云“今谓周衰，记之时也”者，以记者自云今也。” [14]

　　中唐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两次使用“记者”一词，“时燕王尚在，而丹称孤者，或记者，太子捧金丸进之。”“索隐案：后之记者失辞也。” [15]高僧湛然（711～782）在佛经《法华五百问论》也四次运用了“记者”一词。“初是因，记当得果；记初因，记者未入信心，尚二万劫。”“今谓体，谓主宰，应指所证依，得记者以之为体，记用可知三，所记者有二。”“此经中授记者，是故非应化。”

　　这些“记者”一词，独立地出现在唐代名人学者的儒家经典、史学、佛经、诗词等各种著作之中，说明时人已经逐渐使用该词汇。其意义已经逐渐由“记录的内容”转化为“记录者”或“作记的人”，这与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经密切相连。当然也有“记”的本义，如杜甫诗中“上公有记者”，“记者”应作“心念的旧交”。

　　虽然唐代中期已经诞生中国的新闻事业，有了从事类似新闻信息收集、发布、传递的工作者，即唐代邸报，或“进奏院状”的创办者邸吏和进奏院官，但他们不被称为“记者”，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因而只能说是现代记者的雏形或前身，唐代“记者”一词也不具有现代“记者”的含义。

　　在宋元明清历朝文献中，“记者”一词也经常被使用。如北宋哲学家、思想家张载（公元1020－公元1077年）在《正蒙》“玉禘篇第十六”中，“夏商诸侯，夏特一祫，王制谓“礿则不褅，褅则不尝”，假其名以见时祀之数尔，作记者不知文之害意，过矣。……褅于夏周为春夏，尝于夏商为秋冬，作记者交举，以二气对互而言尔。” [16]这里“记者”，应与“作”连用，“记”指“古时的一种公文”，因此，“作记者”，就成了“作记的人”。北宋著名诗人袁燮（1144-1224）《江阴军司法厅壁记》中有云：“予以为姓氏、列岁月，此记者之常体尔。”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在《四书集注·论语·泰伯》中，也记载有：“称孔子者，上系武王君臣之际，记者谨之。”这些“记者”一词都是指“记录者或作记的人”，与信息传播活动更加密切。[17]

　　明代学者王世贞撰写的杂诗《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其中云：“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18]该诗后来收入清代《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巻一百二十九。这里“记者”是指“记载的内容”

　　总之，“记者”一词形成固定词汇出现于中国古代文献，其词义也经历了一番变化，从“记录的内容”演变为“心念的旧交”或“作记的人”、“记录者”。这些词义虽都与信息传播活动有关，但“记者”一词直接与新闻传播活动挂钩，与日本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密切相连。

　　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发展到清末，已经山穷水尽；在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中，中国新闻事业在外力的作用下蹒跚迈入新世纪，开始蓬勃发展。“记者”一词也在此过程中，意义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从古义转变为现代“记者”的广义含义，即报馆中新闻从业者，如主笔、主编、编辑等。

　　在近代新闻事业初期，新闻机构中的编辑和记者没有严格的分工，采编合一。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人没有专门的称谓。当时的新闻从业者，一般谦称为“弟”或“愚弟”等。

　　但是，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二期米怜在‘自述办报之旨趣’中，曾两次使用过“记者”一词。“第一期本报文字印刷，胥不免于简陋之讥。惟积学之士，当能心知其意，而曲为之谅，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俾得于中国文学研究益深，而逐渐加以改善。……欲使本报随时改良，以引起读者之兴味，非竭教士一人半月之时间以从事于斯不为功，且须征求外来稿件，以补其不足。记者甚愿致力于是。” [19]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使用过“记者”一词，笔者认为不足为信。第一，戈公振在该文随后的注释中明确指出：该文“见《Chinese Repository》(《中国文库》即《中国丛报》)第二卷第二百三十四页。惟彼从汉文译成英文，此又从英文译成汉文，与原义恐不无出入。” [20]第二，他曾在欧洲旅行时前往大英博物馆查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撰写的《英京读书记》中，记载了该刊创刊号的序文，却没有出现“记者”一词。序文中，米怜的自称为“弟”或“愚弟”。第三，据杨瑾峥、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等合撰的论文《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考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没有登载过这篇文章。该文原见米怜于1819年所撰《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书。后来《中国丛报》第二卷曾予转载，转载时文字略有变动，并有删节。” [21]因此，从以上分析可知，该文被戈公振误以为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二期的文章，且根据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词汇翻译而来的。当时“记者”已经广为流传。因此，笔者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使用“记者”一词的说法，值得怀疑。

　　太平天国后期，干王洪仁玕在他的施政纲要《资政新篇》中，曾有“记者”字样的记载，“兴各省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 [22]但是，这里“记者”是古义的延伸，指“有标记的事物”。

　　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采访才逐渐从编辑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但它们称谓极不统一，如：探员、探事、访友、访员、访事、报事人、友人、文士、采访等。

　　然而这时期的日本文献中已经运用“记者”和“新闻记者”来指代报刊的主笔、主编、编辑等新闻从业人员。如明治六年（1873），明治政府颁布的《新闻纸发行条目》、新闻著作《新闻大意》。明治八年（1875），明治政府颁布的《新闻纸条例·诽谤律》、安川繁成所著的《英国新闻纸开明鑑记》。到19世纪80年代，“记者”和“新闻记者”一词不仅频繁出现在新闻书籍之中，而且以之命名的书名也逐渐增多。如《新闻记者列伝·初、二编》（佑夕木秀二郎，1880年）、《东北各社新闻记者铭夕伝·初编》（加藤线年）、《新闻记者奇行伝》（隅田沽，1881年）、《日本全国国新闻记者评判记》（大井通明，1882年）、《现今名家记者列伝》（大屋专五郎，1889年）。这说明“记者”和“新闻记者”一词已经广泛地在日本被使用。

　　日文从何时开始使用汉字“记者”一词，在浩如烟海的日文古籍文献中，笔者无从可考。因为，汉字入日约有二千年历史，日本从古代长期接受中国大陆传来的汉字文化，汉字及汉字词汇构成日本文字和词汇系统的基石。但是，进入近代后，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创造新语，广译西书。他们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借用汉语古典词汇；二，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造汉字新词。特别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新语却不合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23]另外，在1996年出版的《汉语百科大辞典》收录飞田良文列举近代“日制汉语”519例中，就有“恶德记者”等词。因此，日文使用“记者”一词，来源于中国，经日本创造性使用在日文中，已经具有现代“记者”的广义词义——泛指报馆的新闻业务人员，如主笔、主编、编辑等。

　　虽然中国人大量留学日本开始于1896年，但从光绪初年起就此有许多游历者和外交官前往日本，如罗森、王韬、傅云龙、何如璋、黄遵宪等，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新发展。他们纷纷撰写游记，抒发观感，记载日本广译西书中创造的新名词。这些游记成为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窗口，也标志着一个研究日本的新时代开始了。在这些群体中，他们在日本开始耳闻目睹“记者”一词和日本记者的采访活动，并逐渐向中国介绍它们。

　　1877年11月，黄遵宪，随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他作为参赞，协助公使处理中日各种外交事务。工作闲暇，他也广交日本朋友，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中，黄遵宪开始了自己的日本研究。1878年起，他开始收集资，1879年动手写作。原打算一年左右完成，但采辑之难、编纂之难、校对之难，使得一直到他1882年调离日本赴美国上任，才写完初稿。经过仔细修改，1887年夏正式完成全书。《日本国志》写成后，黄遵宪抄写了四份，一份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份送李鸿章，一份送张之洞，自存一份。李鸿章和张之洞阅读后，高度评价到“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目。”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把书稿交与羊城富文斋刊刻，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刻成。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顿醒，《日本国志》才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底刻成正式公开出版。[24]《日本国志》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曾七次再版。

　　《日本国志》凡四十卷，五十多万字，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个层面。它是一本“明治维新史”，亦是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其中卷三十六“礼俗志三”中，记载有：“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25]这里，“记者”一词其实是日文直译。因为在《日本国志·凡例》中，作者记载：“此书官名、地名、事名、物名皆以日本为主，不假别称。”

　　从《日本国志》的写作出版情况可知：1879—1887年，黄遵宪在写作过程中直译了“记者”一词；1887年，清政府高层如总理衙门官员、特别是李鸿章和张之洞已经接触到“记者”一词；1890年，广州富文斋的工作人员也与该词有染；1895年底，《日本国志》正式出版后，“记者”一词公诸于众，为世人所知。

　　其实，在黄遵宪《日本国志》出版前，在中国出使日本的外交使节中已经有“记者”一词的记载。1887年，清政府兵部郎中傅云龙（1840-1901）在清廷主持的出洋游历考试中，一鸣惊人，名列榜首，并于10月赴日本考察了半年，后赴美州考察。为了深入考察明治维新的日本社会，在美洲考察完的归途中，他又在日本逗留了五个月。1889年10月回国，出版了《游历日本图经》。该书“卷帙之丰富，内容之翔实，除《日本国志》外，没有刻意与之媲美者。《日本国志》虽然达四十卷之巨，成书要早，但是，其全书的篇幅逊于《图经》，出版晚于《图经》。” [26]《游历日本图经》第二十八卷“日本文徵一”刊载文章“物双松峡中纪行”，其中有记载：“始藩主得封峡，欢甚，召计吏所往来者，咨询先公世旧邑营垒丘墳所在处，莫有能悉睹记者及营寿藏于治城北建寺，曰灵台。” [27]

　　但是该文的“记者”显然是“记者”的古义，而非现代广义——泛指报馆的新闻业务人员，如主笔、主编、编辑等。因此，《日本国志》中“新闻馆记者”，是目前在中国史籍中所见的关于近代中国“记者”一词（现代记者广义含义）的最早记载。

　　时空流转。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创刊号，“东报译编”栏里的文章《俄国外交官评言》就使用了“记者”一词。“顷日谓美国某报馆记者曰：俄国无余占取牛庄之意。”此后该刊多次使用，最多的一次就是1899年3月《时事十大新闻汇记》一文。该月2日和12日，日本横滨的《清议报》第七、八册连载《时事十大新闻汇记》，先后十次使用了“记者”称呼来。该文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中国的主要时事新闻有十大方面。一、囚天子，“而记者曰毋然也，作新闻观可也。”二、革师傅，“而记者曰无论也，作新闻观可也。”三、禁报馆，报馆“以时事必书，既能直言，又有直笔也。而记者曰无辩也，作新闻观可也”。四、罢学堂，“而记者曰无痛也，但作新闻观可也。”五、修京城，“而记者曰五笑也，作新闻观也。六、筑宫墙，以防刺客，“而记者曰无论也，作新闻观可也。”七、抚余蛮，“而记者曰无惜也，作新闻观可也。”八、购慷逆，“而记者曰无争也，作新闻观可也。”九、召外医，“而记者曰无痛也，作新闻观可也。”十、分五军，“而记者曰无疑也，作新闻观可也。”[28]

　　但根据《清议报》第七册《时事十大新闻汇记》文前编者按，该文转自《天南新报》，而非《清议报》自撰文章。“政变以后，内地报馆，能助长公义者实寡矣。至于力持清议，不懈初终，自澳门《知新报》外，殊罕观焉。近阅星架坡《天南新报》，篇篇忠愤，言言义忱，是非公论，令人景仰不置。此篇明大义，正人心，通时变，热血忠肝，尤为一时无两。而行文于哀哀长鸣之中，又复如讥如讽，以冀当世之一悟。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小雅之遣也。诸君子之用心深而详矣。本馆实有愧焉。爰录之以胎我同胞四万万，本馆誌。”[29]

　　该段文字，在清议报馆出版《清议报全编》时略去，只剩下了作者笔名“佗城热血人”。目前各图书馆馆藏《清议报》原件较少，《清议报全编》比较多，因而导致这段转载事实的缺失。

　　《天南新报》创刊于1898年5月26日，主编邱菽园、徐勤、欧榘甲，是保皇派在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的重要舆论机关。《清议报》的转载，不仅体现海外保皇党人的同气连枝，相互协作，而且扩大《时事十大新闻汇记》的影响。正因为《时事十大新闻汇记》一文十次频繁地出现“记者”一词，以致被后人记住，误认为这是第一次使用。

　　1899年，日本著名新闻学者松本君平在日本正式出版《新闻学》。该书出版后，立即就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并准备翻译该书。到1901年7月30日前，该书已经翻译完毕，选入《译书汇编》（1900年12月6日，中国留日学生东京主办的最早刊物之一）第七期广告中的“已译待刊书目录”。在该著作中，日文“记者”和“新闻记者”与汉字同文同形，作者先后456次采用“记者”称呼，强烈地刺激了国内外中国人使用该词汇的欲望，他们在日本和国内创办的刊物开始运用起“记者”和“新闻记者”等词汇。

　　1902年2月，《新民丛报》创刊后，开始逐渐采用“记者”一词字指文章作者和编者。1902年4月8日，《新民丛报》第四号刊登文章《公民自治篇》，在正文前编者加了编者按，其中四次使用“记者”一词。“以立公民为筹款一法门，则与记者所见不无异同。记者以为公民者，自立者也。……兹篇所言，救时之良言也，为今日之中国说法也。读者深知其意焉，则著者之所望也。亦记者之所望也。本社记者识。”[30]同日发表文章《行人失辞》，批评驻日公使蔡钧为保住官位，劝谕横滨商人收回大同学校房屋，阻扰在日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或曰籍此以解免于日本人，以求谋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是口蜜腹剑也。记者益物得尔断焉。”文末还特别署有“记者附识”四个字。[31]此后，“记者”一词不断见诸于报端，如（1902年4月8日）、《是汝师录一》（4月22日）、《尺素五千纸》（7月5日）、《尺素六千纸》（10月2日）、《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11月30日）等。

　　同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淛报章程一览》，介绍该报的宗旨和内容分类情况。“第一章，纲领。观此章，一可知本报办事之条理，二可知本报之原力及主义。甲，经理部……丙、撰述部；一论说记者，为本报自撰论说之主笔，……二，翻译记者，主翻译各报之事。第二章，门类。观此章，一可知本报记述之精详，材料之丰富，为我国现行报界中独一之日报；二可因此而知本报之性质。首，电音类，甲论说类，自撰论说，专录本报论说记者之稿。”[32]

　　1903年3月18日，《浙江潮》第二期设立“时评”栏目，编者按中说到：“欧美各报以批评为天职，而记者之程度，即祝其批评之上下以影响人，此自问能胜其任者。”[33]

　　同年5月，《浙江潮》第四期发表了《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一文。从译文中可知，作者‘筑髓’是翻译了1899年松本君平著作《新闻学》中关于记者为第四等级和报馆组织的章节，且“记者”一词为日文汉字的直译。“十九世纪之心产儿，The Fourth Estate (第四种族者)，乃于现今世界有绝大之势力……第四种族者何？英国罢尔古品是报馆记者之新名词也。……报馆记者常注意乎此间，而主持之，左右之。……报馆记者又维持时局平和之活菩萨也。”在文后附录《欧美报馆组织一览》，对欧美国家的报馆组织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甲）社主；（乙）会计局；（丙）编辑局；（一）主笔记者，（二）编辑事务记者。（子）市内担任记者——通讯采访记者；（丑）地方部担任记者——地方通讯；（寅）电报担任记者——内外电讯记者；（卯）各部担任记者；一、财务记者，二、市况记者，三、铁道记者，四、剧场记者，五、游戏场记者，六、妇人事项及流行衣装记者，七、新刊书籍批评记者。各部门担任记者各有附肆之采访员。（丁）文选部；（卯）印刷部；（已）发送部。” [34]

　　由上观之，“记者”一词经日本创造性运用来指代“报馆的新闻业务人员，如主笔、主编、编辑等”后，由于中日文同文同形的关系，中国驻日外交官、南洋和日本华文报刊工作者或留学生以及国内报馆翻译人员，都无意识地把它直译到中文报刊中来，传入中国，影响逐渐扩大，国人逐渐熟悉起来。

　　“记者”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中国新闻界开始大量采用该词汇，“新闻记者”一词也开始流行起来。1903年是中国新闻界使用“记者”一词的标志性年份。随着留日学生的不断归国，国内报刊开始纷纷采用“记者”和“新闻记者”一词，不仅在正文中频繁使用，而且开始运用到新闻标题之中。特别松本君平《新闻学》中文版出版后，国内新闻界对“记者”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了，尤其上海。

　　1903年6月9日，《苏报》发表文章《本报大感情》，申明：“本报改良以来，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报者殆无虚日，可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记者谨白”6月21日，《苏报》发表言署名“本报记者”的文章《告已亡汉口日报记者》，批评《汉口日报》向当权者妥协。正文中先后八次出现“记者”一词，“读该报记者与梁鼎芬之书，一似敢拜梁之下风，绝不愿惜该报之名誉，不打而自招以乞怜于长官者也。”7月6日，著名学者报人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狱中撰写《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一文发表于《苏报》，批驳《新闻报》对革命和他本人的诋毁和污蔑。其中有记载：“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去矣，新闻记者！”[35]

　　1903年8月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一文中，也曾多次提到“记者”称呼。“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所为新闻记者是也。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故记者既居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承认为其代表者。……如林肯为记者，而后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36]

　　190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局将松本君平《新闻学》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该著作中，从目录、原序、序论到全文内容的36章，先后456次都使用“记者”这一称呼，其中，“新闻记者”称呼有191次。其中，原序8次、序论1次、目录12次、正文425次。最多的一章（第十章 新闻编辑局一班）竟有52次之多。《新闻学》著译者把编辑局分为：一、主笔记者；二、编辑事务记者，副编辑事务记者；三、夜业编辑事务记者：市内担任记者——通信探访记者数名，地方部担任记者——地方通信，电报担任记者——内外电报通信，各部担任记者，其中又分：1、财务记者，2、市况记者，3、铁道事务记者，4、土地买卖处记者，5、剧场记者，6、游戏所记者，7、妇人事项及流行衣装记者，8、新刊书籍批评记者，9、新闻杂志节录部。各部门担任记者之下各有探访者及写字生。笔者认为，《新闻学》译成中文的出版，标志着“记者”和“新闻记者”词汇在中国的大量传播和广泛使用。

　　1903年12月15日，《俄事警闻》创刊，发表“本社征文广告”，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正文，在列举的题目中，第13题就是“告新闻记者”。该征文广告，一致刊登到1904年初。1904年1月5日，《俄事警闻》第22号发表署名“孙汉”的文章《告报馆记者》。正文中九次用到“记者”一词。“报馆者以通风气，监督政府，唤起国民为天职也。于政治国际社会上均占绝大之势力。英国罢尔古氏，品定新闻记者至惟之为第四种族……金陵学生果真有热心同学者，该记者亦能敢与之批战乎。……我中国现象之污浊，前途之黑暗，殆难言喻，惟来新闻记者三寸之舌，七寸之管，与政府战，与异族战，与醉生梦死之顽民战。”作者来自南京，应征写稿，说明使用“记者”一词的地域正在不断地扩大。[37]

　　1904年4月16日，《女子世界》发表了标题含有“记者”一词的文章《柬女子世界记者》。同年8月5日，《大公报》在“录稿”栏目中，转载别报通讯《圣路易博览会万国报馆会议详记》，文章记载：“此次万国报馆会议为圣路易博览会种种会议之开幕。此会议凡亘一礼拜。路易全市几全属报馆主笔访事之势力范围，其前三日为美国国内各省会议，后三日为万国联合会议。各省与会者凡二千人，各国约一千人，合计有三千人之谱。洵空前之盛会也。凡以新闻记者之资格来会者，不须买入场票。盖特之优待也。”[38]

　　1905年，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纷纷采用“记者”一词，如《申报》、《时报》、《新闻报》《万国公报》等；地域也不断地扩展，华南地区一些报纸，如香港《有所谓报》。

　　1905年元旦，《申报》进行思想和业务大改革。其中包括首次使用“记者”、“新闻记者”等词汇。2月24日，《申报》刊载《论中国改革官制宜分定权限》一文，云：“记者细读前二十年俄人游历中国笔记……记者曰：非权限之不明奚为而至是？”3月10日，《申报》载文《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记载：“记者又何必须再烦笔墨以渎吾同胞之听哉!”3月24日，在《安徽学生调查表》一文的文末，具上“记者按”三个字。[39]此后，《申报》出现了“记者”、“新闻记者”等词汇的频率不断高起来。

　　同年1月22日，天津《大公报》发表论说《时报论如皋庆符之冤狱》一文，文中三次提到“记者”一词。此后，“记者”一词不断出现，如5月1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报界最近调查表》一文，详细列举了302家报刊的名称、出版地点、创刊年份、经济来源等情况，文首有“记者按语”，按语后有“记者识”。6月12日，发表《本报记者敬告天津商务总会文》，6月14日，又发表该报编辑部所写《本报记者敬告津保两大学堂学生文》，6月26日，发表《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号召社会各阶层支持美货运动。8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要求清政府给报纸言论出版自由，云：“记者曰：国民既不久有享受三大自由之一日……”[40]

　　1905年3月，上海报界还兴起了一场关于“创立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的争论。3月13日起连续四天，《时报》在该报刊出专论《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建议成立报界团体。认为此举可去三害：对于在外者、对于在上者、对于报馆之记者；也可兴三利：可得互相长益之助、可得互相挟助之力、可得互相交通之乐。此建议发出后，立即受到了《申报》欢迎。3月14日，《申报》发表题为《赞成报馆同盟会之谈》的文章，说道：“由于中国各报记者程序之不齐，则虽非立异，而其议论自不相同。”但《警钟日报》却提出异议。3月16日，发表社论，认为各报立宗旨、观点不同，反对《时报》“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的倡议，表示“坚不赞成”。

　　1905年4月底，上海《新闻报》在它的论说文章中开始频繁采用“记者”一词。4月25日，该报发表社论《再论驻藏钦使被杀》，其中云：“朝廷于内政外交关系重大之事，多不明发上谕，记者曾百思其隐讳之古而不可得。”隔日，发表《论改定法律》，说到：“外人所探之治外法权或有允弃之时也。记者之意以为中国改定法律……”。4月29日，《新闻报》刊载文章《论清江商民罢市》，指出：“清江商民罢市，专为恳留漕督一缺而起，记者实不敢深信此说”。次日，又登载《论清江开门后之图画》一文，认为清江开河后之利弊，“记者所感断言之也……得失悬殊，利害相反，谋国者当知所抉择矣，惟是记者吮笔涛墨为此无责任之言语。” [41]

　　1905年8月12起连续11天，香港《有所谓报》发表长文《拒约须急设计关日报议》，七次出现“记者”一词。“凡记者须有学问，……是故记者与报纸相维系。……故外国之记者，莫不夙娴政治，始克胜任。……故立宪之国，有今日之记者明日为议员者。……固无一有记者之人格。故欲言办报，不得不先言记者，言记者不得不先言其人格。”[42]同年11月23日，《有所谓报》还发表专稿《出资购人行刺本报记者之详情》，谴责清廷压制新闻自由的暴行。

　　1905年8月，《万国公报》刊登告白《记者北行》，云“本报记者林乐知先生于西八月一日有北京之行。”9月，《万国公报》发表《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其中大力赞扬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杂志报章者，社会之公共教科书也，杂志报章之记者，社会之公共教员也。”[43]

　　1903年到1905年，不仅国内报刊大量运用“记者”一词，而且一些报人的私人日记等文集也开始采用“记者”一词，如《宋教仁日记》。1905年8月27日，因《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刊登《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被东京警视厅勒令停刊，并没收全部刊物。次日，宋教仁等赴东京神田警署进行交涉。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润生言须同至警署诘问，并言：余妻兄某为《万朝报》记者，熟悉报律，可往问之。”[44]

　　这些“记者”一词，都是当时报馆中新闻从业者，如主笔、主编和编辑等的自称，具有了“记者”一词的现代广义含义，但不是现代狭义的“记者”词义——专门负责采访新闻报道的外勤记者。当时大量的报刊仍然主要采用“访事”、“访员”等称呼来指代负责采访新闻报道的外勤记者。如1902年9月30日，《大公报》在《淛报章程一览》一文中，就专门谈到该报记者分类。“探访部，一常任访事，专任探访新闻之事，一本城，二各埠，三外埠。二特派访事。”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在发刊例中云：“本报记事，以博为主。故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1905年1月6日，《大公报》发表文章《记泰晤士访事人莫利逊事》。1905年元旦《申报》改革时，其中要点之一就是“广延各省访事”。但是，采用“记者”一词指代报馆中新闻从业者，如主笔、主编和编辑等，已经是大势所趋。“记者”一词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发扬光大。

　　20世纪初年，“记者”一词的现代广义含义在中国流行开来后，逐渐向狭义词义——专门负责采访新闻报道的外勤记者——过渡。特别民国初年，中外社会急剧变化，各大报刊在政论滞后的情况下，为满足民众的新闻需求，纷纷聘请特约通讯员，采访独家新闻，发表精彩的通讯，加强新闻报道，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开始用“记者”和“新闻记者”称谓来自指自己外勤记者的身份，使得“记者”一词现代新含义逐渐生成。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民初著名记者、中国新闻通讯之父——黄远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远生（1885-1915），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噪。1904年中进士后，却不愿做官，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法律。1909年，学成归国，出任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他不甘心落籍官场，经常为京沪等地报刊撰稿。辛亥革命后，绝意仕途，专事新闻工作。他先后主编过《少年中国》《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亚细亚报》驻京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黄远生常常以“记者”或“新闻记者”自称，为《申报》和《时报》撰写的《北京通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通讯《记者眼中之孙中山》。

　　1912年8月29日，黄远生前往北京石大人胡同采访来京的孙中山先生，但拜访孙先生的人太多事是杂，于是未接受他的采访。黄远生根据现场观察和采访情况，写了现场通讯《记者眼中之孙中山》。9月5日，京沪各报发表《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一》，记载：“孙中山先生于八月二十五到京，记者即思义访问其政见，综合所闻，作为此篇。记者既不欲冒昧而往，……于二十九前往。盖中山君定单日午前件客也。记者以是日午前九时到石大人胡同前。……”9月6日，发表《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二》，主要记述了袁孙两人四次会见所交谈的政治言论及关系，云：“记者既出，所未得之于中山君，乃间接得之于秘密侦探。因是乃得将袁孙二人谈话之内容及关系调查无遗。自信足以为最确实之报告，此线日，发表《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三》，详细记载了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后发表的各种政治主张，“其所对北京内外记者所言，皆不过此三种政策之零光片羽。……据记者之秘密侦探，孙君实主张迁都兰州。……”9月10日，发表《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四》，叙述他9月4日再次前往孙中山住处，独家采访孙中山先生的情况。“第一次之约见，既不及见而出，记者于九月四日五时展谒。……孙中山君方阅一电报，阅毕即问记者有何见教。”[45]然后，他以问答采访的形式记载了两人采访时交谈的内容，时时出现“记者问”。在《记者眼中之孙中山》一文中，黄远生不仅用“记者”表示自己的身份，而且还把同他一起采访的同行业称为“记者”，如《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三》中“其所对北京内外记者所言”。

　　另外，在为《东方杂志》等其他刊物撰稿时，他也经常以“记者”或“新闻记者”自居。如他在《忏悔录》中写到：“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宜大作孽之事也。” [46]

　　在短短的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以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一举成为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擎，被戈公振称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作为上海《申报》和《时报》等驻京特约记者，是这些报纸专门在北京负责采写新闻通讯报道的外勤记者。这就真正确定了记者的业务范围，赋予了“记者”现代的狭义含义。因此，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47]

　　当然，当时仍有“访员”等称呼来指代记者，如徐宝璜所著《新闻学》、1921年7月19日《晨报》的《招聘专任访员》启事等，并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国新闻界逐渐采用“记者”一词来指代负责采写新闻报道的外勤记者。如邵飘萍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该书称记者为“外交记者”，其实并非指专跑外交部的记者，而是泛指外勤记者。特别当时中国新闻界学习日本新闻界的做法，各报馆都作了内外勤的分工，把正式外出采访的人冠以“记者”的头衔。“记者”一词真正蕴含了现代狭义的词义，开始大行于道，并逐渐取代“访员”等称呼，专指从事新闻采访的外勤记者。

　　综上所述，通过对“记者”一词的源流考证，发现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记者”一词源于中国古汉语，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经典史籍《管子·封禅第五十》；后在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洗礼，被用来指代报馆中的新闻从业者（主笔、主编和编辑等），“记者”一词具有了现代广义含义，后由中国驻日的外交人员（黄遵宪等）、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留日学生直译借用返传入中国；其中日本著名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著作《新闻学》的汉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国初年，新闻巨子黄远生作为《申报》和《时报》的外勤记者，常用“记者”作为自称，赋予了“记者”一词的现代狭义内涵。因此，反观“记者”一词的源流演变历史，就是它从古义——现代广义——现代狭义的发展历史，也是一种由中——日——中的跨文化的语言旅行；它从一个微观的角度给我们世人展现了一幅中日文化互动的真实图景。

　　注释[1]邓绍根：《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第68-72页。

　　[2]“记者”一词最早出现在1899年3月《清议报》第七册《时事十大新闻汇记》。这是新闻学界自20世纪

　　80年代达成的共识。见《新闻学词典》（余家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新闻学大词典》（甘惜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新闻纪录大全》（刘圣清编，广州出版社，1998年）、《新闻采访学》（蓝鸿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新闻学之最》（方汉奇、李矗，新华出版社，2005年）等。

　　[3]“记者”一词最早出现时间为1905年3月。这是目前新闻业界的主流观点。见《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徐

　　载平、徐瑞芳,新华社出版社，1988年）、《舆论宣传学大辞典》（刘建明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人民网传媒频道综合研究栏目（2004年04月20日）、中国记者网记者家园频道职业观察栏目（2004年5月19日）、中华新闻报及网站（2004年5月21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原中国记协网）（2006年12月26日）等（至今还一直挂在网上）。

　　[4] “以今义使用‘记者’，始见于马礼逊的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二期），该刊于1815年创办于马六甲。”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同见丁华艳：《漫谈记者》，《中华新闻报》，2004年6月11日。

　　[5]“记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890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卷三十六“礼俗志三”。这是近年来新闻学界年轻

　　学者的创新观点。持论者李开军先后发表文章《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见《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2期）、《记者一词在中国出现于何时》（《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和《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但该观点值得商榷。

　　[8]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10]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第77页。

　　[11]管仲：《管子·封禅第五十》，转见《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952-953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06页。

　　[15]司马贞：《史记三家注》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8]王世贞：《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见《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巻一百二十九。

　　[19][20][2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1、307页。

　　[22]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3]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0页。

　　[24][25]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81页。

　　[26]王宝平：《游历日本图经·前言》，见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7]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28][29]佗城热血人：《清议报》第七、八册《时事十大新闻汇记》，1899年3月。

　　[37]孙汉：《告报馆记者》，《俄事警闻》第22号，1904年1月5日。

　　[38]《圣路易博览会万国报馆会议详记》，《大公报》，1904年8月5日。

　　[42]《拒约须急设计关日报议》，《有所谓报》，1905年8月12-23日。

　　[43]范祎：《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200册，1905年9月。

　　[44]宋教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45]黄远生：《记者眼中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二，第三册，商务印刷馆1924年版。

　　[46]黄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十一号，1915年11月10日。

　　[47]《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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