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性的隐喻到数字新闻研究的一种范式或进路，“新闻生态”为理解和体认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一类藉由已知概念去解释更为复杂学理问题的路径方式。但是，新闻生态的概念集群常缺少固定指称且存在使用随意化等问题，偏倚共时性的新闻生态更多是以一种弱隐喻的方式为新闻学提供了研究新视角而非理论化的操作。既往研究还存在理论取用的偏狭、断裂和遮蔽等问题，且尚未将诸如信息生态理论、技术生态理论等具有横断性质的跨学科资源纳入取用范畴。借鉴概念史的研究立场，倡导基于“生态学-信息生态-技术生态-新闻生态”的链式脉络进行概念辨析，有助于规避新闻生态落入建构论的逻辑陷阱，从而更为有效地开展新闻生态的规范性和理论化研究。

　　构建起适应新生数字环境、智能环境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是“概念体系”与“问题体系”的确立。学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基于诠释学对概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判断：“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一个概念的形成肇基于语言的入场，而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正是语言。但是，对于无法言说的存在又该如何体认？特别是对于数字新闻领域而言，近年来出现了诸多新闻实践层面的新样态，既往新闻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可能无法准确和有效地对新实践样态作出阐释。正如新闻学研究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所指出的那样，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早已越过传统新闻编辑室的边界范围。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面对新闻业的新实践特征和规律，传统新闻学所使用的概念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解释乏力的问题——如何使用清晰的语言及概念描述数字新闻实践中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规律？如何界定和阐释数字新闻实践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指征？

　　为了能够更好地体认那些无法用既有学科话语描述的数字新闻业新问题，隐喻的方法为人们发现和锚定潜在的学理概念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隐喻旨在帮助人们将抽象的概念用更为熟悉的具象概念来表达，本文所关注的“新闻生态”即是一种基于隐喻的方法所提炼出的数字新闻学创新概念。“新闻生态”作为一种概念性的隐喻和可能的理论化路径于近年来受到数字新闻研究者的关注，因应了上述概念创新的趋势。以隐喻的生态系统视角审视数字新闻业，传统新闻生产和分发模式的垄断性地位正在被分布式的“新新闻”生态和实践方式所取代。对于以生态性这一隐喻为重要特征的数字新闻业而言，新闻业内部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叠加恰恰映射出新闻生态与自然生态在复杂性方面的共通之处，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为数字新闻业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关系网络，还体现为数字新闻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

　　既往数字新闻领域的研究者多借助新闻生态的概念性隐喻来描述和分析数字新闻的经验实践活动，旨在对新闻学做出具有适用性和匹配性的理论化创新改造。然而，正如传统新闻学研究多关注于新闻职业化生产内部的命题一样，新闻生态研究也表现出目光向内的局限。既往研究对于核心概念和理论构成的论述仍相对薄弱，少有学者对新闻生态的概念基源、理论取用以及观点局限等维度开展深入阐释，以体系化的方式设计新闻生态理论体系的学术性尝试也较为稀有。总体来看，现有关于新闻生态的研究多以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为研究对象，不少研究仅以新闻生态作为一类研究背景（而非核心概念或理论）开展学术研究，或仅是借用新闻生态的概念名头进行理论思辨，此类研究无法对新闻生态做出有益的理论化考察。本文基于质化文献展开研究，以思辨的方式适度借鉴概念史视角，重点聚焦概念基源以及理论取用等问题，以期省思新闻生态的概念隐喻及其理论化路径。

　　建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生态学理论谱系是人文社会学科讨论“生态”这一概念时所广泛采用的学理性资源。19世纪，“生态学”（oikologie）一词由希腊文“oikos”（译为住所或房屋）和“logie”（译为研究）合并而成。20世纪30年代，“生态系统”的概念由英国学者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于1935年正式提出，“生态系统”被定义为“形成人类栖息地的、复杂的、由不同物理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传统生态学主要探讨的是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行动问题，整体性和关联性则是生态学理论所采用的核心分析视角。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生态的概念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造的环境，如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等学者通过社会互动、社会过程等维度的分析开创了城市生态学理论传统。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学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的理论内涵，该理论视新闻实践为一种“环境”，认为新闻生态是个体、机构、技术形成的混沌、非线性的异质聚合体，侧重以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切入开展学理性研究。国内学者对于新闻生态也做出了相关定义，如学者彭兰指出，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构成要素既包括职业新闻生产者，其发挥着新闻业所肩负的社会守望功能，又包含无数个体、组织乃至机器，上述诸要素共同构成一种泛在的新闻生态系统，表现为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状态。新闻生态的三个基本理论内涵表现为：以网络和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人、技术和机器赋予平等的认识论地位；秉持生态主义的进步性假设。

　　从理论旅行的路径来看，生态这一概念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出现肇始自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的认识和论断，学者常江等将新闻生态理论的发展阶段总结为：（1）本世纪初，以媒介生态为中心将新闻业的变化视为整个媒介环境受数字技术发展所经历的变动的一个面向；（2）2010年前后，“新闻生态系统”概念正式被提出并引入数字新闻学研究领域；（3）2020年前后，“平台化新闻生态”强调“基础设施转向”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新闻生态理论具备开放性与动态性等数字新闻实践的特质，其为研究处于变动中、液态化的数字新闻业提供了较为适恰的研究进路。新闻生态因而也被认为是新闻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创新观念，在安德森看来，新闻生态为新闻业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种“根块的”（rhizomatic）思维方式和讨论策略。为了更加具体地描述新闻生态的研究进路，学者陈立敏基于多元新闻主体涌现后新闻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提出了“网络-节点式”的新闻生态系统概念。考虑到新闻生态仍旧是一个处在争论中的概念或理论，为了避免制造更多的语义混乱，本文延续数字新闻研究者较多采用的方式，即在行文中统一使用“新闻生态”这一概念作为论述和批判的焦点对象。

　　共处于新闻生态中的公众、媒介与机构之间的关系被解构与重构，引发系列社会运行的失范现象。由此而始，新闻生态的理论化研究显示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传统新闻业稳定状态被打破；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以及维系新闻生产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边界液态化；新闻生产流通等环节呈现出离散型问题症候。在具体实证研究中，新闻生态理论关涉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域，其中，新闻生产实践的生态性议题表现为传统、加工、参考等合作模式；新闻流动实践的生态性议题则体现为对当前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媒体分布的改写。在生产层面，新闻生态表现为“变化（variation）、选择（selection）、留存（retention）、再变化（back to variation）”的运行周期。在用户层面，新闻生态理论解释了与用户认知与行为相关的问题。例如，在数字新闻生态中，用户形成了新闻屏蔽、新闻回避以及新闻跟进等自主性的个人化新闻策展行为。从生态性的整体视角来看，更大规模的普通用户正在深度介入新闻生产的全链条，新闻生态因此也被形象地表述为“推特化新闻生态系统”（twitterized news ecosystems）。整体来看，此类研究中新闻生态理论所指向的问题域高度关注因应社交网络发展变化的新闻分发、流通与消费等模式变革。新闻生态的问题域还囊括了数字新闻业表现出的若干危机表征。作为描述新闻生态的一类新概念，“新闻荒漠”（news desert）主要指的是县、城镇（也包括城市社区）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当地的新闻媒体，地方民众因此无法满足基本信息的需求，最终造成地方性的信息真空。包括“新闻荒漠”“幽灵报纸”等地方新闻业症候的发生与新闻公共性难以搭建和促成社会的“共识结构”密切相关，研究认为“荒漠化”给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生态带来了生存危机。此外，数据主义、信息失序也是新闻生态表现出的问题症候。数字新闻业态面临价值极化与价值虚无等持续性理念坍塌，因此应重视构建新闻生态的系统性信任。学术界关于新闻生态概念和理论的讨论为新闻业的信任、权威等经典议题提供了可能的反思空间。

　　隐喻是人类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一种重要思维工具，渗透在人类的语言、思想和行动中，影响人类思考、言说乃至生存的方式。学者泽利泽在《想象未来的新闻业》一书中就曾使用12种隐喻描述和解释新闻业，如作为第六感的新闻，作为容器的新闻、作为镜子的新闻、作为故事的新闻、作为孩子的新闻及作为服务的新闻等。基于隐喻的方式，新闻生态被学者用以进一步描述新闻业所处的复杂数字信息环境及新闻业内部的系统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新闻生态概念也暴露出自身解释力不足以及连续性断裂等问题。

　　新闻生态是一种隐喻，更为准确地界定则是一种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从隐喻到理论转化后的概念性隐喻。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作为概念性隐喻的新闻生态更看重生态本身的隐喻意义及其在推进理论化过程中的作用，换言之，以生态的隐喻作为理解数字新闻业的现象更容易帮助人们藉由已知熟悉的概念去解释更为复杂的概念体系。但另一方面，学者白红义指出，新闻研究大力引进来自其他学科业已完成理论转化的隐喻但对新闻业本身的观照有所不足。

　　前文所述安德森提及的“根块的”思维方式，是新闻生态概念中的一种典型隐喻。其主要是指，在新闻生态视角下，新闻业中的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人）和技术手段均是同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来看）的实践主体，这一隐喻意在反驳既往新闻学所遵从的线性分析逻辑。但是，“根块的”阐释方式并不能或者不足以解释新闻生态中主体的特征及其关系。正如对新闻生态持批判态度的意见通常所强调的一样，包括新闻的叙事、新闻的价值判断及新闻生产的模式等新闻业的核心实践过程仍旧延续着经典新闻理论体系的线性模式。事实上，当下数字新闻业的实践正在形成以情感为中心的生产、流通与接受的完整生态，但此三个环节并非泾渭分明。特别是在新闻业“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的语境下，包括新闻生态在内的数字新闻学理论更注重情感的作用和效力。数字新闻呈现高度“离散化”的趋势，情感成为影响新闻生态中信息生产与流通的重要因子，甚至重新构建起公共领域的情感规范。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新闻生态中行动者行为的支配性逻辑，情感化的经验则勾连起了新闻生态中的具象化经验与抽象化逻辑。因此，“根块的”隐喻似无法更加全面地阐释新闻生态中包括情感在内的一系列复杂性问题。除了“根块的”隐喻外，新闻生态概念谱系中还涉及“共生”“寄生”等隐喻概念。例如，在本世纪初关于传统新闻记者和博客使用者的关系探讨中，一些学者借用生物学的寄生生物概念用以描述二者关系，强调记者和博客在新闻生态系统享资源的共存状态。此外，前文提及的“新闻荒漠”等问题症候，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新闻生态概念隐喻。

　　隐喻具有强弱之分，新闻学中的强隐喻通常包括“场域”“边界”“网络”等概念，而“生态（生态系统）”“世界”和“系统”等概念则是一类弱隐喻。如果将新闻生态的隐喻和新闻场域理论比照来看，由场域、资本、惯习、幻象等多个概念构成的“场域理论”是一种强隐喻。这是因为，新闻生态的概念集群常常缺少固定的指称，既往研究中存在着概念使用的随意化问题，也正因如此，新闻生态的概念更像是为新闻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而非一种理论化的途径。回归到学者坦斯利对“生态系统”的原始论述来看，生态系统强调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循环，特别是生态系统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这意味着生态系统中的各参与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使生态系统实现平衡和成长。但是，新闻生态的学术研究中反而较少涉及本应囊括于生态理论中的系统自我调节、系统平衡成长等面向，这无异于削弱了以生态为名的理论解释力。

　　新闻生态概念的形成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尽管芝加哥学派在有关生态问题的论述中明确反对以静态方式研究信息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然而，就新闻生态概念的发展演进来看，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倚重共时性——更强调在某一时间阶段内或某一时间切片上考察新闻业的实践问题。新闻生态作为一类概念的出现与本世纪初互联网环境下门户新闻、博客新闻等产品的出现相关，在当下又与平台新闻业产生勾连。既往基于新闻生态的研究也呈现出共时性偏倚的特征，如在对中国新闻生态系统中的行动者进行划分时，国有的专业媒体和机构媒体以及民营的平台媒体和自媒体是较为经典的一种分类标准。这种分类能够解释特定新闻业发展阶段中的行动者主体，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共时性的行动者分类或许会导致历时性视角的缺失以及断裂式的研究结论。正如批判新闻生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安东尼·纳德勒（Anthony Nadler）所指出的那样，新闻生态的主张过于强调新闻业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进程中新闻业所依附的社会基础机构，如政治文化、市场逻辑等。尽管新闻生态研究者从未反对以历史变迁的动态进化视角开展研究，但是既有研究的结论似乎默许了新闻业的进化是自发自为的过程。如果新闻生态将进步主义作为预设价值立场，且无法解释和论证新闻业的演变规律，那么这一概念理论则可能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对于共时性的倚重还可能削弱新闻生态概念之于未来实践的预测效力。以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例，AIGC通过算法程序调用信息，进一步基于用户反馈生成符合用户价值需要的信息。其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模式已不同于既往人类主体以因果性逻辑为主导的信息模式，相关性取代因果性并基于概率的预测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的实践逻辑。既往新闻生态的概念可能已关注机器行动者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但是对于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逻辑以及价值逻辑的研判、评价和把关则可能缺乏理论解释力。如何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以及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学者王润泽、姜华等指出，突破当前新闻学知识体系所镌刻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基因以及以文本为核心的底色，可通过“新闻世界”这一概念构建为新闻学研究锚定核心意义、明确意义，从而将新闻作为审视人类社会构成、变化和发展的本体和路径。从概念的创新和演化角度来看，新闻世界的概念主张与新闻生态的概念向度具备逻辑一致性，新闻生态也应进一步突破职业主导范式，更关注新闻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以及新闻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预测和指导效力。

　　从一种描述性的隐喻概念到数字新闻的理论想象，新闻生态在既往研究中逐渐从概念的界定转向理论化的操作。通常认为，理论的建立离不开核心概念的支撑。概念史研究的倡导者莱因哈特·科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不同时代的人正是通过概念来描述他们的经验、期待和行为。对于理论和概念的考察是一种语言批判，通过追问概念和理论背后语言的习惯意义和流行意义，不仅有助于对概念或理论做出整体把握，还有利于揭示出被遮蔽或曲解的含义。

　　新闻生态相关研究在理论取用中多采用源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生视角，在理论取用过程中，亦缺失对源生理论的批判意识。一方面，新闻生态延续和继承了媒介环境学派的价值主张（而非直接的理论采纳）——强调基于技术架构、媒介（信息）环境及人的境况，沿循着波兹曼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所强调的媒介、观念、经验等，紧密编织着人与信息的环境网络。质言之，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新闻生态理论建构侧重媒体经营管理、媒体间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与媒介环境学派不同的是，新闻生态的理论主张并未扩大新闻业中媒介的范畴，而是将媒介与新闻业的行动者一并置于新闻与社会互动的环境之中，从而规避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但是，新闻生态理论化过程中所取用的理论资源，实则仍旧包含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论的理论成分。技术决定论之所以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即将技术从社会系统中抽离从而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窘境，尽管新闻生态的理论强调关系性、多元性和泛在性，但是对于如何判定生态系统中技术的作用及其意义却多有回避，遮蔽了技术之于新闻业的关键意义。

　　另一方面，新闻生态的理论建构主张将新闻业的相关要素融入“关系/网络”之中。数字新闻表现为一种关系业态，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思想为解释新闻生态的关系问题注入了理论资源。强调关系而非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影响是新闻生态对芝加哥学派理论取用的核心表现，特别是基于地方新闻业的观察开展的系列实证研究为新闻生态相关理论的关系维度做出了关键注解。研究结论显示，在以城市为核心单元的地理空间中，新闻生态中的关系既包括原始信息传播形态与新媒介形态，还包括传统新闻媒体与数字新闻机构等。

　　在关系的层面，新闻生态理论还取用了学者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网络化社会”（networked society）的理论资源，新闻生态理论所主张的新闻业行动者的个体特征与关系模式回应了卡斯特尔所论及的网络社会中关系节点的议题。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是新闻生态理论建构的重要来源。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解释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具体将行动者划分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其关系则表现为不同行动者的联合方式。尽管行动者网络理论以社会建构的方式规避了对于技术、网络等要素的传统主客二元分立的认知模式，然而，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判亦客观存在于学术讨论之中。部分学者尖锐地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单向性、同质化的网络构型，是精英主义视角下的英雄叙事，这显然与生态学以及新闻生态对于协作、互动等的主张相背离。更为吊诡的是，这个虽经典但却有瑕疵的理论竟被新闻传播学者广泛地、自然地引入了新闻生态的理论化构建过程，这无疑再次暴露出新闻生态研究在理论取用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不严谨性。

　　按照学科分类的方法，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和控制科学被认为是现代横断科学的构成部分，所谓的横断学科不同于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不只是某一领域或某种现象，而是横向贯穿于众多问题域之中。生态学即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横断学科，以生态学为基础衍生和拓展的“信息生态理论”（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和“技术生态理论”（Technology Ecology Theory）是与新闻生态理论具有关联性但却被既往学者有所忽视的理论资源。

　　信息生态理论由学者福里斯特·伍迪·霍顿（Forest Woody Horton）于1978年提出，该理论强调信息的本质是经过处理以满足用户决策判断需要的数据，同时，信息并非是独立运作的，而是受到整个系统生态环境的影响。霍顿的信息生态理论是在继承坦斯利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类比的方式为信息科学领域提供了从生态角度观察信息流动、信息映射等关系问题的研究角度。如果从信息生态学这一学科层面来看，信息生态理论又可以划分为信息生态位理论和信息生态链理论。我国学者则提出了信息生态理论的“四要素说”，信息生态系统是由“信息生产与传播者-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环境”构成。较坦斯利的生态系统理论而言，信息生态理论更趋向新闻传播领域的核心范畴——以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为核心，建立对信息生态系统中人、信息、技术、社会环境的解释框架。但是，近年来新闻生态领域的研究者似乎缺失对于信息系统理论的取用，而更倾向于从媒介环境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从理论的价值立场来看，霍顿的信息生态理论侧重协调发展，认为以信息生态系统中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有助于实现社会信息功能的整合，并明确人类是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倡导将信息生态系统作为一类人工系统来对待。该理论还指出，社会信息功能在信息系统自我调节、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主体。以上信息生态理论的核心观点和价值主张对于新闻生态的理论化构建具有较高的参照价值。

　　技术生态理论是近年来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提出的一类新理论，与信息生态理论相似的是，生态学同样为技术生态理论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早期技术生态理论的倡导者如马歇尔·汉纳（Michael T. Hannan）等认为，任何单个技术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生态系统的支撑，不同技术间的共生状态是技术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常态。技术生态由技术间互动构成的内部生态和技术与环境互动构成的外部生态所组成，技术生态理论确认了技术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发育机制与演进规律，技术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并存关系。技术生态理论还强调技术间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乃至相互竞争的关系。对于新闻生态研究来说，既有研究更多强调新闻生态内不同主体的共在性关系，忽视了技术生态问题。即便是对其中关键技术要素的讨论仍旧以较为逼仄的视角聚焦某一具体技术在数字新闻实践中的运用及影响，更较少讨论技术间的配合乃至竞争关系。对于历史上先后影响新闻业内容组织和产品生产逻辑的技术而言，新老技术不止是形式上的取代或更迭关系，更为复杂和细致的考察应关注技术在彼此配合和竞争过程中所形成的新闻业关于技术引入、采纳和反思的整体认识。

　　新闻生态的理论化操作源于认识论的维度，其对于新闻业实践发展的回应仍具有滞后性，这也是类似理论普遍存在的客观局限，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闻生态尚未衍生出可操作性的概念或理论体系。从认识论的维度来看，新闻生态及其理论化未能有效提出衡量新闻业发展好坏的评判标准。前文所述霍顿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将系统中的人分为：（1）信息生产者：（2）信息传递者；（3）信息分解者；（4）信息消费者四种类型。以上四个维度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环境优劣程度的关键指标，这意味着人的素质、素养仍旧是衡量信息生态系统质量的核心尺度。

　　从理论形成的脉络来看，新闻生态理论同样面临着如行动者网络理论一样的建构论逻辑陷阱——将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或结果悬置，反向倒推新闻生态中的多元行动者及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一种基于对过去经验描述和解释的所谓理论观点，但尚无法追踪过程、预测未来。标榜着生态名义的新闻生态理论建构是否真正能够发挥预测、研判和牵引未来新闻事业的实践，仍需检视理论自身的张力性。当前，一些新闻生态的研究还呈现出危险倾向，特别是在核心概念使用的准确性和凝练度上仍有不足，更多围绕新闻生态的讨论仍陷入对于具体场景或问题的解读，尚未跳出微观层面开展中观理论层面的思想升维。其结果是，新闻生态在纯理论的底色之外更多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工具。如果新闻生态仅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数字新闻的考察，那么新闻生态则极大丧失了作为理论的潜力和张力。

　　与理论张力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生态”是否或应否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无论是经典生态学理论还是信息生态和技术生态理论，都强调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应共生、共存，因而对于新闻生态的理论立场来说，整体的可持续性和系统的日臻完善应该被视为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例如，对于数字新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来说，诸如信息污染、信息超载、流通失衡等问题都呼吁新闻生态的理论化能够修正或改进以上可能存在的生态问题。

　　经典新闻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呈现主要是基于文本的、职业本身的总结，但是数字新闻的行动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离散化等状态，这呼吁学术界应修正和创新经典概念或理论谱系以更好发挥解释和引导作用。从概念基源的层面来看，生态学为数字新闻提供了一种系统性和整体化的认识论视角。新闻生态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以往单一的分析框架，统合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等数字新闻业行动主体的关系，从而对传统新闻业的经典理论体系作出创新性改造。当然，新闻生态的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包括概念隐喻、共时偏倚、内生遮蔽及取用失衡等问题亦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更遑论基于批判的视角重建新闻生态的理论谱系。

　　回归到数字新闻的人文属性，倡导操作性和实践导向的理论体系方能更好满足数字新闻的价值旨归——“致力于描绘公共生活现状、维护特定社会生态下一般性的公共利益，并以行业规范为路径指向理想的公共文化目标”。概念是问题的标识物，藉由概念研究者得以再现过去，凝练与社会论争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并以此确立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史为我们找寻、确认和理解关键概念提供了有益启示。学者方维规指出，“概念史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因此，本文提出新闻生态理论化可遵循的逻辑——以“生态学-信息生态-技术生态-新闻生态”的链式脉络进行概念辨析，同时结合中西方数字新闻的发展特征，重新审视新闻生态的隐喻性概念及其理论取用方式，规避技术决定论、技术建构论等可能存在的认识缺陷和阐释断裂以此进一步扩张理论张力，最终发挥新闻生态的规范性理论引领效力。

　　在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当下，凝练基础性、标识性概念是关键之举。现有关于新闻生态理论的研究仍更多地强调一种倡导的姿态，然而，新闻生态是否能够成为新闻学的基础性理论仍有待于实践检验。对于数字新闻学来说，基于在地的、自主的而非单纯以本土化为进路的研究是未来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可能突破方向。新闻生态中诸行动主体的竞争性、依存性、耦合性等可能作为今后研究的微观理论视角。面对数字新闻的剧烈变化，新闻生态的理论谱系及其概念矩阵仍需丰富，以充分释放数字新闻学理论的解释力、生命力。面向未来，数字新闻学整体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也亟待完善，以期彰显如其他横断学科一样的理论效力，并释放出能够反哺乃至引领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动能。

　　作者：杨奇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银河galaxy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