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按照人事部、教育部的部署，对教授(研究员)实施分级聘任。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级别多达13级。“教授分级”之初衷在于使不同水平教授的能力和贡献得到肯定，激励青年人才积极上进，高校或科研单位按需设岗，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人为因素使“教授分级”公平性难以体现，反而暴露出许多学术腐败现象。试分析之：

　　第一，教学或学术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高级别名额多为其瓜分。某科研单位规定院士全部为一级研究员，勿容评议。选出的二级研究员中，三分之二为现任所长、副所长或曾任所长；三分之一为研究室主任，其余符合条件或优于上述人员的研究员则“望尘莫及”。岗位条件是领导们制定的，往往依照他们的有利条件“量身定做”，这样评出来的高级别教授就为清一色的学术官员，然其学术水平未必是最高的。

　　第二，教授走后门、拉关系，将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带进了纯净的学术领域。那些既不是院士也无高级领导职位的教授或研究员，如果学术水平不够过硬，就只好将社会上惯用的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的伎俩用在了“教授分级”聘任上。尽管各单位都严格规定不准被评的教授在下面搞“小动作”，但运动评委几乎是每个高校和科研单位都难以避免的。平时不怎么联系的，突然和评委热乎起来，“教授分级”将知识分子的尊严丧失殆尽。须知道这些“小动作”是非常管用的，官场上流行“要想富、动干部”，那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在学术场上，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出卖的就是这个尊严了。

　　第三，暗箱造作，评审过程不透明。首次“教授分级”，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将“积压”了几十年的教授分成“三六九等”，未免草率行事。由于名额限制，一些学术水平接近的教授或研究员，不顾历史，不给答辩机会，重新洗牌，闹得无职无权的教授人人自危。更有甚者，在低层次的岗位聘任中，贯彻长官意志。一些单位制定的“公开公正，民主集中”的“教授分级”原则其实是空话。教授分级人为设置一系列“梯子”让老九们爬，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的：在爬梯子的过程中，助长了官僚腐败，磨灭了知识分子的斗志。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教育部，这次却不学美国了，因为美国高校的教授只有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但人家的助教授含金量也颇高。

　　第四，学术委员会“败”。教授分级，难就难在学术水平不好界定，其公平性就体现在投票选举这个看似公平的做法上了。但是，有些学术水平较高，但不擅长交际，或因其社会贡献大，反而影响了其得票数。“文人相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枪打出头鸟”是那些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但“内功”(走后门、拉关系等)不足的教授要付出的代价。“票决制”如果不从研究人员的实际贡献，而由其评委的好恶出发，其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袁隆平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仍然得不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应有的选票数，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教授分级”中并不是偶然的。

　　第五，“教授分级”的一些硬性指标，客观上鼓励浪费国家资源，制造学术垃圾。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分级聘任的重要条件几乎都是SCI文章发表和经费这两项，花国家的钱越巨，如主持重大课题、重点课题等，在分级聘任中就越占优势；在论文方面，发表的SCI越多，点数越高，就越优秀。那些没有得到国家大量仪器设备和经费支持，但获得研究成果更多、质量更高的教授，在两个“硬杠杠”面前反而吃亏。其结果是，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国家大量经费花出去了，却制造了大量的学术垃圾(因分级需要，教授可能将大文章分解成小文章发表)。一些教授可能得到了既得利益，但国家的实际需求并没有解决。

　　有人说，“教授分级”将知识分子从工资待遇和学术水平拉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徐志摩、陈寅恪等名流，其工资待遇比最低级别教授工资多一倍。“文革”前国内的一级教授几乎都是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然而，现在的学术环境已远非当年能比，在当今物欲横流、科研浮躁，学术评价、学术批评、学术民主风气根本没有恢复的前提下，匆忙搞“教授分级”，其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具体操作中暴露的学术腐败恰好印证了当今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不具备“教授分级”的成熟条件，硬要这么做，势必像高校合并那样，换汤不换药，于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之提高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相反的。

　　“教授分级”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如何搞？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如果能充分调动教授的积极性，促进国家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提高，就要搞下去。如果事与愿违，只让少数学术官员受益，大部分一线教授精神和物质利益受损，那么，我们就该重新考虑“教授分级”这个关系到全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重大事情。

　　：山东平邑人，1964年9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通报》副主编、《生命世界》编委、《新京报》特约评论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来源：中科院植物所生理生态创新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