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中国传统史学交汇产生的，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史坛的一支劲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进而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早在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期刊中就有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介绍，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其创办的报刊中登载过评介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都是零星的，甚至有严重的偏见。李大钊于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自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主张运用唯物史观建设“科学的史学”，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和其他高校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史学要论》是他在所开设课程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第一个系统性成果。该书运用唯物史观论述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对人生态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围绕“史学”，由内而外、层层推进地展开论述，结构严整而自成体系。关于《史学要论》的地位，白寿彝指出：“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

　　李大钊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另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

　　此外，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在译介、阐述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中国历史方面，也作出重要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成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未来的前途如何？此类问题困扰着志士仁人。就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论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开山之作，1930年甫一出版，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导火索。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争鸣。社会史论战造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学者以卓越的贡献而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郭沫若撰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学术史视角而言，首要意义是创立了一种新范式。他通过声明与胡适等“整理国故”派学术旨趣的差别，宣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属性和特色：“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经过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史学团体产生了，史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其标志是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参加社会史大论战后，在抗日战争兴起的背景下写作的。《历史哲学教程》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外历史紧密结合，既对唯物史观作了历史论证，又对历史作了唯物史观的解释，史论交融，最后对社会史大论战作了总结。该书结合抗战形势，提出有益于民族抗战的历史理论，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历史哲学教程》重视人的主观创造性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辩证统一和作为历史事件前提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群众与领袖的关系、群众与领袖对推动历史的作用做了深刻的阐释。翦伯赞在书中提出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突出唯物史观的唯一科学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了政治批判。

　　此外，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出版了历史研究法的著述，如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这些著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主要论述史学理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主要论述历史的法则，偏重历史理论。二者互补，初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无论是《史学要论》还是《历史哲学教程》，都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历史研究实践而得出的理论认识，包含绚烂的真理火花，展现了突出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重视区分“历史”“历史学”，这种区分把历史的客观性、一度性与历史学的主观性、反复性之差异讲得十分清楚，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他认为，历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大致包括三个层次：考证史实、再现历史过程、揭示历史运动规律。《史学要论》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重视吸收当时国外史学理论的前沿成果。据统计，该书引用了三十多位西方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论述，在谈到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李大钊重点论述了历史哲学，提出历史哲学的两种倾向，即后来西方哲学界的两大流派——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出版前，在《史观》一文中，批评唯心的、循环的、退落的、个人的历史观，在《史学要论》中，更是提出史观会根据人类历史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指出一切历史应随时改作。李大钊还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揭示了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对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总结，重点批判了胡适、陶希圣、李季、佐野袈裟美等人的错误观点，是在批评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阐发理论，因此带有鲜明的批判特性。《历史哲学教程》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外历史双向阐释和论证的特征，他在书中对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纵横点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重要论断，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对中国史著的运用更加自如，体现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这部著作将哲学引入历史学领域，在史学范围内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目的在于解决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在积极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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